（参与2013年9月8日讯）共识网辛辛苦苦发布学界共识，我还是要对这一些知识分子说，作诗的功夫在诗外，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共识在于如何影响和达到目的，而不是念咒一般天天阐述目标与底线。共识文本并不重要，而共识能否引起权力结构变化与民众运动，或者能否达到效果更加重要。要解决怎么才会有共识，谁要有、会不会有共识的问题。
变革往往不是靠共识或者知识启动，而是靠生命本能，要活着要生存来启动。而且往往就是革命，然后被阉割成改革。如小岗村的血手印；如活埋书记镇长废除农业税；还有如孙志刚死亡案件的带来几千万暂住证持有者的恐惧迫使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如八九运动背后开除地球籍的民族生存危机。在中国，不管是少数人，还是广大民众，只有置诸死地而后生，才是可能的出路，背水才会一战。就像一个极权主义的军队士兵，后退与逃跑统统枪毙，往前冲才有生存的机会。民众往往退路很少，反抗更激烈。几十年的历史这里不是精英先导，是民众走在前面，肉藏在饭里，以民众运动为载体，为毛依附的皮。
腾讯微闭"上帝之手D"说，突发事件是群众的自发行为，往往没有什么高尚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卫、为了求生，而进行的一种本能反抗。但正是突发事件，往往启动了社会真正发生巨变的按钮。在巨变前夜，突发事件是社会革命的导火索。
企业家受害了才会想起法律与权利。我观察到若干年以来，左派也是一样。如通钢事件以来，就主张权利与宪法。看来法律与权利得以彰显，需要受害处境永远在场。法治需要预设主体被处置于最坏的处境，有着原罪感，来寻找对自己最不坏的解决方案。刘贼少奇不受害也拿不起宪法，有特权者是与受害者是一对子。 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彭真等元老遭遇文革中死亡威胁，于是很讲法制，等到自己屁股稳了日子好了，一切进入就旧秩序。
左派这几年成了改革中的右派，其诉求是宪法权利，或者程序公开等等。巩献田质疑国企改革之后，我在乌有之乡对他说过这个建议。很多左派已经逐渐靠拢市场经济，主张社会主义宪政。
我一直与新浪微博"酒神之忧郁"争论，到底在工人农民工与宪法权利之间，是不是还要一个工人的政治领导权问题。现代民主转型之中，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与更低层次的替代品"工人阶级"（其实是底层知识分子的借口与面具），更是强调自己的领导权，甚至写入宪法，成为政治强制力。而我认为，需要瓦解并消除这种领导权，在公民与宪法权利之间，不需要一种父权的"监护"，而需要的帮扶，是由维权律师或者其他服务型知识分子提供商业委托的帮助。二者之间并不是永恒的不可撤销的监护权。
底层左派受到改革的塑造，已经内置于改革的磁场，其所扛毛旗帜已经变为宪法权利的人格化化身，而与权力政治与政教合一的官僚的关系，经过三十年的冲涮，已经淡化，与党内右派相比较，甚至更淡。
所以底层左派的毛旗帜与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可以是落后的同盟军。落后的同盟者都赶了上来，正如我在《改革之内的"文革"》所描述的，那么作为主力的底层右派，就得和毛右派，体制内健康力量切割，并且升级到民国当归，这样才以民国的高度，容纳毛与宪法的矛盾关系，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为落后的同盟者腾出位置。官民矛盾是首要的。
我一直强调1949之内的国内殖民结构，在被殖民者农民身上看到被伤害者与宪法权利的紧密关系，如反拆迁维权。殖民者中知识分子官僚还有工人，当被特权甩出去，受到伤害时，也与宪法权利发生较紧密关系。不管左右，只有官民矛盾，以农民以主体，以特权体系中的受害者做有益补充，并且超越特权者的话语霸权。
行动当然不需要高深理论或者共识，更不需要以此作为前提，只要能遵守宪法或者愿意遵守即可。经常有很多人问我，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我回答说，研究越深越糊涂。还有很多人说，绝大部分人不懂民主宪政理论，这怎么搞民主呢。我说，只要大多数人遵守宪法法律，为了自己的利益，坚持宪法权利，就可以建立起来，不需要每一个人都是宪政学者，才能建立起来。就像一个大马路，不需要每一个普通人都是建筑商或者专家，只要普通人基于直观提出要求，再加上招标机制让建筑商与专家之间进行竞争，扭转信息不对称关系就可以了。
基于行动，只要行动遵守自然法则和法律，也就是符合手段正当性要求，即使是邪教的理论主义，最后也会趋同于宪政。因此仅仅在共识和目标上花大力气讨论就想促成，是一种无用功。
基于行动的主义，不外乎律法与行动之间的一个"外挂"，并不作为必要前提。之所以需要这种行动的理论，是一种不得不的恶，我们必须身入虎穴，去拯救深陷"思想革命带动政治革命"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改造好。
所谓的公民素质，并不是要有多少知识或者共识，而是有多少抗争勇气。有一次我和徐永海刘京生等聊天，说起西单民主墙的启蒙。徐永海说，他自己观察和体验到的启蒙是，前面有人公开说了，就会给后面带来公开言说的勇气。康德的启蒙定义为"用勇气应用理性"，关节点不在与理性，而在于勇气。公民素质的历史典范是英国海盗和美国牛仔，并不是文绉绉的儒生。提高公民素质，就在于知识精英与开明官员，给抗争的底层帮助，减少抗争的成本，自己也在维权中获得政治训练，因为民众的支持，也提高了自己的勇气，而不再犬儒。
如我的《民间抵抗如何走向统一》中说，民间统一战线的可能与人数，取决于大部分人被分赃体制抛掷出来，成为受迫害的规模与程度。被抛弃与打压，才能给我们送来朋友和战友，这样才有共识。那就是说共识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在威胁着才能形成，肯定要有敌我之分的。
专政与阶级对立的消除，是要抵达的目标，并不是我们说话做事的时候要遮上耳朵，闭上眼睛的现实。美国的程序正义对于每一个国民都受益，那是美国没有强烈的阶级冲突。这是特例，看一下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暴政和暴政制造出来社会经济条件，是我们推广美好理念时，首先要面对的。
消灭阶级冲突的努力，与正视阶级冲突的努力，哪一个更有助于当下立宪，还真不好说。政治事物往往是双刃剑，此时彼时不同。我知道四五一代人的告别革命美好理想，但其方案的社会政治条件，与当下已经发生了重大情势变更。
政治立场冲突，常识或者共识无法化解之与仲裁之。用知识或者良知来衡量我们和权贵之间关系，好像是同一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可以辩论交流。其实不是，这是一种幻像。先辨析好政治立场，就好办了，不要用改革共识来否认官民矛盾之敌我之分。
民主宪政，并不是以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如普世价值为前提，而是异质，冲突和阶级斗争之上，是一种共和和均衡。得正视阶级斗争与分化，才能达到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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