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3年9月17日讯）中国农村的农民贡献最多，所得最少，受苦最重，含冤最深，这是人所共知的。而许多农村女性的命运更是令人唏嘘。
本文三个受害女子
，第一个是死于宫外孕学龄少女，她是性侵犯的受害者，而她的父母也缺少预防性骚扰的知识, 对女儿缺少性教育及生活的关怀。第二个是过生育关的农妇。俗话说：大命换小命，确实如此。郑家妇女两次横位分娩，胎儿一死一活，险些要了她的命。好在家人还懂得把她送往郑州医院，她也得到救治，幸运地活了下来，后日的生活是幸福的。郑家人懂得感恩，尤其是文革中，老郑敢于和造反派理论，虽然受到"惩罚"，但他的行动是难得的。第三个是患了卵巢癌症的农村姑娘。农民医学知识贫乏加上重男轻女，马淑娥差点被死神拉走，但最后还是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日后还有个幸福的家庭，这是很罕见的。
一． 可怜的女孩
当今社会道德沦丧，少女、幼女遭色狼侵害者，不可计数。
1953年春季，我记不清是哪一天，当时我在河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实习，门诊抬来一个急诊，是个少女，又瘦又小，面色苍白， 肚子疼得在担架上打滚。首先把她送到内科。内科医生检查后，认为疼痛在右下腹部，可能是"阑尾炎"，就把她转到外科。外科医生检查以后，说下腹有个包块在盆腔，包块位置比较低，需要她转到妇产科。那时我正在妇产科实习。我把她抬到了妇产科检查室的检查床上。值班的鲁姓主任医生看到病人后，大发脾气："这么小年龄的女孩，到我们妇产科干什么？送外科，是阑尾炎。"病人就这样来回转了6个多小时，她死在担架上了。
当时我是不知所措，对－切莫名其妙。她妈妈伤心欲绝，躺在地上叫着女孩的名字痛哭。我很同情，但又无奈。她父亲到医院办公室大吵大闹，认为女儿到了医院6个多小时没得到救治，三个科室推来推去。他责怪医院的医生太不负责任，要医院给个说法。医院办公室负责人提出做尸体解剖，他同意了。
在无助的情况下，我们几个实习大夫又把她抬到病理科，做尸体解剖。孩子身高不到143厘米，体重72市斤，全身苍白。 看来只有十三、四岁。追问年龄，她妈妈说14岁（按中国阴历，实际是13周岁）。打开腹腔，发现大量积血，约有5000多毫升。清除积血后，发现右侧输卵管妊娠破裂，同时取出3公分长一个胎儿，最后诊断，宫外孕输卵管妊输卵管破裂，内出血休克死亡。
她的父母，对这个孩子的病情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最近身体不好，不愿吃饭，有时呕吐，吐完之后自己就去上学，就连宫外孕是怎么来的，他们都莫名其妙。她妈妈自己打自己的脸，说她没有把孩子管好，没有尽到做妈妈的责任。她父亲呆若木鸡，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没有再追纠医院的责任，问题到此不了了之。
另有一个小插曲，从衣着上看，他们全家似开封郊区人，家中还不是很穷。奇怪的是，我在死者的裤腰带上发现一个金戒指，当时交给她家属，这成了他们追查案情的根据。整个事情的经过，病人死于误诊，妇产科医生有责任。当时应做急诊手术，少女绝对会免于死亡。事件已过六十年了，每当我想到或谈及此事时，都深感遗憾与不安，常以此事作为我在工作中的警惕。
这件事，给了我们三个教训：
第一，对少女预防性侵犯的教育不够，她是一个性侵犯的受害者。
第二，父母的孩子的生活关心较少， 少女遇到不测没有及时告知母亲。
第三，医生对任何女病人都应该从妇科疾病角度上考虑。妇产科医生有极大责任，甚至说她应负责误诊的罪过。
二、农妇生育的危险性
在50年代我经常遇到难产的妇女，这些人多来自农村。
1958年初春，我也记不清哪一天，半夜2时许, 从郑州郊区新密县白寨村抬来一个横位难产的产妇，她丈夫姓郑。当时我值夜班，医院没有上级医生。我要进行各种检查和处理。胎儿从母亲阴道里伸出一只右手，已经腐烂，臭气难闻，脐带己无搏动，证实胎儿已死。当时只有施行碎胎术。当碎胎刀进入胎儿胸腔和腹腔，腐烂的内脏组织顺着我的手往底下的桶内流来。待内脏挖出后，在胎儿头部从后囱门插入穿颅刀，腐臭的脑浆顺势而下，死胎娩出是一女性，手术结束。只好用药物消毒产房，把产妇转入单间病房。在场的医护人都带着双口罩，臭气令大家难以忍受，恶心得想呕吐。一位外来探视的干部说："平时看着大夫们穿着白大卦很神气，今天看到了她们干的活，又赃、又臭、又苦、又累，一般人真干不了"。
手术中同时发现产妇子宫畸形，呈马鞍形。盆腔高度感染，产妇体温已超过39度，当时的情况下，令产妇采取半卧位，尽量排出恶露，给她用上青霉素静脉点滴，链霉素肌肉注射。三天后，病人情况好转，臭味减轻，下腹压痛消失，一星期后出院。让她带走7天量的磺胺片，她回家后就没有再和医院联系。
1962年秋季，又是一个夜间12时许，这位产妇又从新密县白寨村抬过来了。当时胎儿从她阴道里伸出一只左手，小手已经变成了肿胀、黑青色。我检查了一下，脐带还在搏动，证明胎儿还活着。紧急做了内倒转术，胎儿娩出，体重五斤半，是个男性，苍白窒息。急速吸出咽腔、气管的分泌物，我用嘴对着他的小嘴给他吹气，帮助他呼吸。几分钟后，情况好转，由苍白变成青紫，再继续进行抢救，婴儿哇的一声哭了。 产房在场的护士、助产士皆大欢喜, 婴儿救活了。经过各种治疗，一星期后，母子平安出院。回去半个月，孩子的爸爸老郑牵着两头小毛驴来了，他说:"孩子吃奶后吐出，请你去我家看看孩子。" 当时正好是星期六，我想这孩子活下来不容易，去出诊吧。我问老郑可以骑自行车吗？ 他说不行，于是就随他骑着小毛驴去了。我不知毛驴的习性，骑在驴背上在山路上行走，看到崎岖的小道，万丈深谷，非常害怕，看来真不能骑自行车。经过四五个小时，到了郑家。他们住在深山窑洞里，他家非常穷困，会听到老鼠吱吱的打架声，听到窑洞墙壁劈里啪啦的掉土声，却看不到他家的余粮。我检查完孩子小郑以后，发现是邻居给他授奶，孩子奶吃多了。我告诉他孩子没有病，以后让孩子多喝点水就好了。次日老郑又用小毛驴把我送回郑州。在返程中我们又说又笑，消除了紧张心情。
以后，这个产妇再没有生育，我跟她们也失去了联系，我根本想不到老郑悄悄注意着我的生活。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我变成"牛鬼蛇神"。在1968年夏天，我遭受严酷批斗，这位姓郑的农民带着孩子来到市中医院。他告诉造反派们说；"我看高大夫是个好人，她救了很多人，你看她救活了我的孩子。"造反派们说他"为牛鬼蛇神翻案"，让他和孩子站在太阳底下晒了一天，不让他们喝水，也不让他们吃东西。天黑了，他领着孩子悄悄逃回家了。
1990年，我退休了。不知老郑怎么了解到我的情况，他把退休和下岗混在－起来了，怕我无法生活。他领着儿子小郑，提着一篮子柿子，来到郑州四处找我。两天后他找到我家。他说："现在我们家生活好了，从山上的窑洞搬到平房，还买了一台带拖斗的拖拉机，农活闲时可以外出运煤，有钱花了。你到我们那里住，我给您养老。不是您老人家，我都断子绝孙了。"那时候我救活的小郑已经娶妻生子，当时看到小郑已是个成年健壮的汉子，我给他解释了一下，老郑放心的回家去了。
到了2008年夏，高招完毕，此前老郑夫妇已过世了，小郑领着他大女儿到我家。他说:"这孩子考到河北医学院。她毕业后一定要到农村去做妇产科医生。她奶奶爷爷多次跟她说过，如果不是您当时把我救活，就没有他们这伙儿孩子了。"小郑一共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从这个故事看来，农民是多么淳朴可爱，对他们有好处的人，他们会永远记在心里。
三、重男轻女的典型
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风俗习惯很难改变，马淑娥的遭遇就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典型。若没有各级妇女联合会同仁们的努力, 马淑娥早已离开人间。
1983年的一天，门诊收治了一个年轻姑娘，她叫马淑娥，才19岁，腹腔有婴儿头大小的一个肿瘤。我检查以后发现，瘤子活动性不好，怀疑是恶性肿瘤。在手术前，做了冰冻病理检查的准备，术中发现肿瘤转移到膀胱腹膜等处。病理检查结果出来，是不幸中的大幸，她是颗粒细胞癌，属于性细胞癌的范畴，对化疗药物敏感。在这以前，我已经治愈了几例，最小年龄的病人才6岁，她叫阮君花。我想这一例也有救活的希望。我给腹腔插了两个管子，往里打化疗药物，做了一个疗程的化疗。可是她父亲坚决要求她出院，他说是癌症治不好又白花钱。我多次跟他讲明道理，他听不下去。马淑娥刚订了婚，要了男方500块钱的彩礼。她的未婚夫说："爸爸，你拿出200块钱，将来我结婚前一定还给你。"淑娥的爸爸马老头说："不行，我留着这个钱要盖房子呢！我要娶儿媳妇。"我听到这句话很不舒服，我问他："马老头，你儿子多大了？"他说13岁。他又说: "我说不治就是不治！淑娥是俺的闺女，又不是您的闺女。"他跟我吵了几天，也没有结果。当时我急着去北京开会。我走以后，他自行把淑娥腹部导管拔掉，悄悄把马淑娥拉走了，也没办出院手续，就回了老家鹿邑县农村。我回医院后非常生气，天天去找河南省妇联告状。第一主任不在郑州，第二主任张新华，以为马淑娥是我的亲戚，就打电话给鹿邑县妇联主任。当时，县、乡、村三级的妇联主任就一起到马淑娥家里，跟马老头谈判。她们说："一星期内，你不把淑娥送回郑州医院，我们就不走了，吃住你管。如果马淑娥有啥好和歹，我们就找你算账。"马老头迫于无奈，一星期后，马淑娥又回到了医院来了。我又给她腹腔插两个管子，开始接受第二个疗程的化疗。其他病人听说此事之后，都很同情马淑娥。当时一同住院的还有几个公费医疗病人。我记得有个人叫卢翠，她说："开我的名字让我妹妹去门诊药房取化疗药物给马淑娥用，我回去报销。"在这样的情况下给马淑娥用了六个疗程的化疗，她的卵巢癌治愈了，她的未婚夫接她出院后，她结婚了。在一年内淑娥又来医院复查两次，她很正常，她身体健壮。
三年过后，一天马老头领着马淑娥和女婿，抱着小外孙来了。拿着柿饼和枣，到了医院病房，一进门，就说："高主任啊，她闺女来看她哩。"护士长没忘记，就笑说："这不是您闺女吗，哪是高主任的闺女啊。"马老头咧着嘴笑着说："高主任给了她第二生命，谁能知道癌症能治好？大家都说不能治愈。我想着住医院是白花钱，所以闹了一阵，真不好意思。现在你们看，这个小孩是淑娥的儿子，我们多幸福啊。"正巧，我因外出开会，不在科室，他把东西放在办公室，笑着走了。从这个例子看来，农村重男轻女的情况太可怕了。
从此，我和河南省妇联结交了友谊。她们知道我和马淑娥无亲无故，在马淑娥住院前，我也不认识她，主要是同情这个弱势女孩的遭遇，才帮助她渡过难关，争取她活下去。河南省妇联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医生很少见，不单治病，她还管人。此事成了我们以后一起合作开展妇幼卫生宣传和防止性骚扰教育的契机和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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