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7日星期一

参与: 撕下李长春和李克强隐瞒疫情面纱的两位艾滋病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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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下李长春和李克强隐瞒疫情面纱的两位艾滋病专家
Oct 7th 2013, 07:23


   

(参与2013年10月7日讯)

河南省于199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艾滋病大流行,不论是前主政者李长春还是继任者李克强,都将隐瞒事件真相作为他们共同坚守的目标至今。更为鲜为人知的是,为了把在事件真相掩蔽得天衣无缝,当成千上万卖血者因感染艾滋病毒大批病倒并相继死亡的险象发生后,为了严防疫情外泄,于李克强主政河南期间,不是全力以赴组织医务力量救治受害者,而是不顾众多危重患者的死活,拒绝外省专家进入河南救援,在疫情已处于完全失控状态下眼睁睁地任其恶化,上演了一出见死不救、逆天叛道的悲剧。
第一位闯入河南的艾滋病专家桂希恩
1999年8月,桂希恩是应一位在上蔡县医院工作的学生之邀前往河南。他的学生接触的病人中发现许多人类似艾滋病毒感染者。于是桂希恩在赴北京开会返回武汉途中,没有直接回家,急切地在中途的河南驻马店下了车。河南省艾滋病重灾区、上蔡县文楼村成了他第一个深入考察的村庄。
我国这位权威的艾滋病防治专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科主任桂希恩教授,进村调查后发现,困扰当地村民多年,被当地村民称之为原因不明的"怪病",并非当地卫生部门所说的无名热,而是艾滋病。他的发现令文楼村成为外界深感神秘和恐惧的第一个"艾滋病村"。
这个村子病人很多,而且病人都卖过血。他抽取11位病人的血样带回武汉,化验确认10份血样为艾滋病毒阳性,这个结果令这位毕生心系广大人民健康与疾苦的专家非常震惊。他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向当地政府和卫生局作了汇报,希望引起重视,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回应。
心急如焚的桂希恩再次到文楼村又抽取了140份血样,结果艾滋病毒阳性率高达62%。经过他的调查与核实,证实是那些"合法"与非法血站采血时的交叉感染导致了艾滋病大流行。他的检测结果再一次揭示了艾滋病在我国的一个重要传播途径,即血传播。河南1995年发生的艾滋病毒大面积传播后,,因当地卫生部门从未做艾滋病毒检测,只当无名热即感冒发烧治疗,这种误诊误治的沉痛代价让这位花甲老人悲痛不已。
其实河南主政者早在1995年通过王淑平这个河南第一位关于河南艾滋病毒已在一些地区大面积蔓延的报告,就已得知晓那个怪病就是艾滋病了,但出于隐瞒真相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将疫情隐瞒下来不对外公开。这无形中既让众多感染者白白花了冤枉钱又贻误了病情,其心之黑可见一斑。
桂希恩在文楼村见到第一个病人是李娟。她面色蜡黄,口腔生疮,脸上、手上、胳膊和双腿,凡是能看见的部位,布满疱疹,已结痂的则黑斑点点。李娟的孩子刚刚满月,也是发烧、咳嗽不止,县和乡的医生让她吃了1000多元的药,没好几天又犯了。后来李娟病倒了,腿上长疮,身上起疙瘩,接着是持续低烧、咳嗽,不能吃饭,极度痛苦。
晚上,桂希恩来到李娟家,掏出50元钱,叫她和孩子去医院拍片。第二天她的丈夫老陈带着在医院拍的片子,找到桂希恩。桂希恩又抽了李娟的血,说县里的条件有限,回到武汉才能确诊。检测的诊断为艾滋病。李娟找了一包老鼠药,想自杀,幸被被邻居夺了下来。  "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1999年10月,桂希恩提笔给国务院领导写信,以真实数据披露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性。桂希恩为了那些他牵挂的病人,再也没有消闲过,以极大的勇气承担普通医生身份以外的道德责任。   
第二年年初,在得知河南上蔡县许多青壮年不明原因死亡后,桂希恩又一次赶赴现场调查,在短时间内摸清了当地艾滋病流行现状和原因。他从1999年至2004年,30多次自费到河南的艾滋病流行的村庄送医送药,资助58名孤儿继续上学;还将5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同吃同住。这些费用均出自他的私人积蓄,并把2003年获得的奖金全部捐出。同时,桂希恩积极争取各种援助,为艾滋病人捐药,为"艾滋遗孤"捐款。由于桂希恩的献身精神和开创性工作,英国银行家、慈善家马丁•哥顿先生在武汉将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的国际奖"贝利—马丁奖"颁给桂希恩,表彰他为关爱艾滋病人和艾滋病防治事业所做的贡献。2004年11月,美国《时代》评他为"医疗英雄"。
正当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因高耀洁揭露河南艾滋病疫情内幕伤脑筋时,桂希恩像一位不速之客进入中原腹地,无疑是对河南隐瞒疫情一次巨大冲击。"如果谁都不管,那里的状况将会更糟糕!"为了病人和摸清疫情,桂希恩"常常偷偷地做光明正大的事"。他利用节假日去文楼村调查,拿着自己制作的幻灯片,走村串户告诉村民如何预防被感染,如何使用安全套。更多的时候,桂希恩带上药品,发放给那些已出现症状的病人,以减轻他们的痛苦。艾滋病患者看到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为了他们来回奔波劳累,一贫如洗的家中又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招待这位救命恩人,他们只能端碗水给他喝。这时的桂希恩却毫不犹豫地接过水一饮而尽。他的这种境界,可以说是上对得起苍天,下对得起黎民。


 
桂希恩教授荣获2003年度"贝利-马丁"奖

在人们谈"艾"色变的年代,河南省广大农民对艾滋病刚刚有了初步认识的时候,桂希恩的行为触动了当地的某些人。上蔡县一位领导曾这样问他,你湖北的医生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来?他们认为桂希恩来到河南破坏了当地的政府形象,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就这样,这位在防治艾滋病战线上的有功之臣桂希恩,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由于李克强执政河南时段担心引进外援会把处心积虑编织的封锁网打破,在卫生部默许下,对外省前往救援的卫生人员一律拒绝,致使已经失控的艾滋病困局愈演愈烈。

 
桂希恩教授为艾滋病村送医送药


2001年6月,桂希恩带着1万多元钱的药品独自进入河南艾滋病村,当地政府闻讯后立即派警察驱逐。几位农民向桂通报并将他藏起来,半夜用摩托车将他送到火车站,才得以"逃离"。
第二位闯入河南的艾滋病专家张可
"我在1998年就已经接触到了从河南省来的病人"。"起初,我并不相信,可后来到他们那里实地查看之后,事实让我惊呆了。"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诊疗专家张可放下手头工作,于1999年8月前往文楼村东南的新蔡县东湖村,在那里,他一个上午就见到了10多名艾滋病患者。
1999年,由于艾滋病发病高峰期来临,河南省卖过血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开始"不明原因"死亡,许多有一定文化的农村病人开始到大城市寻求医疗救助。就在这个时候,张可先后多次到达河南省新蔡县的东湖村和其他村庄。他曾数次参加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中心针对河南问题的专题讨论,参与制定防治策略。
除了新蔡县之外,张可还去了河南省柘城、睢县、南阳等地,看到病人大量死亡。张可见到一些官员,希望他们做些工作。可是官员却说:没关系,这些人过两年死完了就没事了。还有的地方政府官员干脆说,"这病没法治,只能等死"。2000年,张可到一个县和地方官员商议,能否将艾滋病疫情公开,并说公开以后会获得援助,我也可以在北京为你们寻求到许多援助。结果一位官员说,此事万万不可以,一旦公开,就没有人到我们这里投资,经济就不能发展了。这些官员的话反映了当地大多数地方官员的普遍心态,经济发展指标与自己的政绩和以后官位晋升有关,至于艾滋病死人、死多少人,与政绩并没有直接关系,也不与晋升挂钩。当然,也有不少官员认为,如向外界坦诚公开疫情,因政府不允许,会因此承担责任。这种状态为地方政府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不作为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张可医生在艾滋病疫区为患者作检查

庞大的孤儿群体需要救助。河南省郸城刘家兄弟8口人都参与卖血,除了老大和一个兄弟的妻子外,其余6人先后死于艾滋病,留下13个孤儿。郸城冷庄的冷新华,除自己妻子病亡,儿子和儿媳妇均病死,现在一个老人带着3个孤儿,是典型的隔代家庭。
由于张可多次去河南省艾滋病村,大量河南省的艾滋病病人知道北京佑安医院能治疗艾滋病,此后,该省柘城、睢县和开封、周口、驻马店和南阳地区的很多艾滋病病人都到北京找后来已是主任医师的张可,大量河南省艾滋病人涌向佑安医院。每天早上一上班,总会有几个农民模样的人在医院门口等着。久而久之,医院职工一看见河南省农民,就知道是来找张可的。然而佑安医院资源有限,大量的病人涌入,不但给医院造成巨大压力,而且病人为争夺有限资源也产生不少矛盾。这种矛盾后来上升到医院,以致医院领导开始对张可的工作颇有微词。
据张可讲,在艾滋病大流行期间有关专家和舆论界曾强烈要求河南省查清艾滋病疫情,但遭到当局拒绝。张可曾随卫生部专家组第二批到达上蔡县文楼村。在当天的座谈会上,上蔡县领导大量阐述文楼村被公开后的痛苦,说公开后有很多在外打工的人被退回,缺乏多少资金等等,言外之意对公开疫情不满。
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在其它省市也存在,有的如山西、河北、安徽、湖北省省市局部地区疫情也很严重,但这些地方的官员基本上能正视问题,主动到北京寻求援助,积极开展防治工作,情况与河南省大不一样。
张可感叹道,河南省的艾滋病大流行是一场灾难,然而,更大的灾难是不愿意正视这个现实。
张可说,在我给卫生部的报告快要完成时,传来河南2004年"拉网式普查"的结果。"2.5万感染者,万分之三的人群感染率,比全国平均6%还低,属于低流行地区,卖血者感染率为10%",这个结果让所有知情者为之诧异,继而感到震惊。这样的统计数字显然不能让人信服。据我所知,仅上蔡县在两年以前的不完全普查就有感染者6000人之多,死亡人数超过1600人左右。总数将近8000人,加之没有查到的,总数可能超过1万人。仅一个县就有接近1万人的感染者,而河南省像上蔡这样的县还有新蔡、确山、沈丘、项城、尉氏、镇平、郸城县等等,怎么就只有2.5万感染者呢?
张可还对河南艾滋病死因做了死亡分析。他对2343例死亡病例的分析结果是,32.8%死于合并严重的肺部感染,18.1%死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8.2%死于肝硬化,6.6%死于各种恶性肿瘤,3%死于自杀;其余23%死亡原因不明,其中有3%死于自杀值得关注。
作为传染病医生,张可更注意河南艾滋病人的临床表现和体征。他自1999年开始和当地村医合作,对40个村庄11057个病例进行了分析。由于感染时间相近,感染途径相同等因素,河南艾滋病感染者发病情况基本相同,和国外相关临床资料有一定差别。临床表现为丙肝感染率高达为95.1%,并有高艾滋病毒母婴垂直传播率。临床特点以发热、腹泻、口腔霉菌感染(口腔溃疡)、搔痒性皮炎为主,并合并大量的疟疾感染。对66位艾滋病毒阳性的母亲在1995年后所出生96个儿童调查,36个儿童艾滋病毒检测阳性,母婴传播率高达37.5%。另据对11057个病例分析,死亡病例一共2343例,死亡率高达30.2%;年龄20-68岁不等(不包括儿童或因输血感染的艾滋病人),死亡患者平均年龄41.9岁,70%为30-50岁的患者。男女比例为1.3:1。这一过程中有3%患者因病痛难耐和得不到救治在绝望中自杀。河南污血案就这样由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为大面积死亡的一场人道灾难。
张可认为,对于河南艾滋病的泛滥应建立问责制,对政策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要追究责任
张可连续五年深入河南省上百个艾滋病村庄,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写出了事实充分、可信性强、颇有价值的数万字的《河南省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他的忘我执著精神,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他得出结论,如果河南一开始就公开疫情而不是一味隐瞒,完全可以将那场灾难控制在萌芽状态。
张可的行动触犯了河南,他被指责影响河南形象。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卫生部不组织医疗队前去河南救援,反而把河南省卫生厅给卫生部状告张可去河南救援的信转给佑安医院,要求医院阻止张可的行动。医院院方表示,谁要是再去河南就处分谁。卫生部对这样可敬的"救火队员"不但不保护,反而站在"艾滋厅长"一边助纣为虐,驱逐张可,这还是卫生部吗!张没有气馁,只要病房事情不多,他就周五出发,周一早八点以前赶回北京上班整整五年。
亡羊补牢仍不为晚,拒绝"补牢"十恶不赦
桂希恩和张可两位专家都是不请自来志愿去河南救援的。因他们打乱了李长春和李克强隐瞒疫情的如意算盘,最后都遭驱驻,卫生部在隐瞒河南艾滋病疫情上一向折服于二位高官帮助说假话,在拒绝外省专家进入河南问题上又站在高官一边,以至让当时本可以得到救治的危重患者失去了挽救生命的最佳时机。
如果河南省不拒绝外省专家救援,并早期进行艾滋病毒检测,做到早确诊早治疗,可以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造成泛滥成灾这一不可收拾的局面,责任应由谁来负,因无人认领,现在还是个无头案。
如果执政党前两位党总书记于党的十四大期间就立案问责,也就是艾滋病毒刚在有限范围内蔓延就控制疫情,也不至于造成后来因隐瞒真相导致的严重后果。
如果卫生部从河南艾滋病事件一开始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在高官面前让步,也肯定不会因疫情失控导致大批卖血者感染艾滋病毒和众多感染者死亡的悲惨局面。
再退一走讲,就是在艾滋病泛滥成灾已经发生,如果能亡羊补牢,比如以国家力量,不失时机地组织外省市专家进入河南艾滋病重病区开展救援,也可以让一批危重患者得到及时救治不至于死亡;亦可以早些对卖血者进行艾滋病毒检测,做到早确诊早治疗。可惜这些尽管是"马后炮"也未能被采纳而失之交臂。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仍可亡羊补牢,一是吸取教训,防微杜渐,避免再发生类似的灾难;二是做好善后,给予受害者赔偿和平反冤假错案,不留后遗症。然而就是这样意义重大的"补牢",因李长春和李克强以及中央高层都坚持将疫情真相继续隐瞒下去,而且继续坚持对举报和上访者的打压政策,宁可"亡羊",也就是宁可置几十万受害者死活于不顾也不"补牢"。一个堂堂的执政党和一个所谓负责任大国如此不人道,历史岂能饶恕。
现在亡羊补牢亦为时未晚。目前要做的,就是对河南血祸的立案问责,并在这一前提下,落实几十万受害者和死者家属关于出台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死难者家属依法给予国家赔偿方案、出台给予艾滋病现患良好而妥善治疗方案和出台"艾滋孤儿"和受艾滋影儿童的健康与生活保障方案。这一切均寄希望于落实习总书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和"照镜子、整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讲话精神,将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案晒在阳光下,摆在棹面上,解决在整"四风"和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中。
我们相信,在习总书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作风指导下,河南几十万受害者多年做的早日解决河南血祸案的中国梦将成为指日可待的现实,让我们于2013年国际艾滋病日前期待那美好的一刻吧!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  陈秉中
2013年10月5日       
电子信箱:chbzh2012@gmail
附件:
1、《李克强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拒不认错应该下台》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信
2、苦女子向李克强喊话,我们要活下去
       来自艾滋病村的报告(之一)
3、孩童时不幸染艾滋长大后上访被判刑的田喜
 河南艾滋病受害者调查报告(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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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陈永苗:上海自贸区是催眠造梦的形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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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上海自贸区是催眠造梦的形象工程
Oct 7th 2013, 06:32

(参与2013年10月7日讯)

 香港《南华早报》先前报道说,上海自贸区准备放开网禁。能自由上网并不是言论自由。我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我说当中国其它地方仍然笼罩在网络恐惧和恐怖的氛围中时,上海自由贸易区内有网络自由对中国整个网络自由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打个比方说, 我拿着一把枪顶着你, 或者拿着一把枪站在你的门口,然后让你在房里随便说。我拿着枪的样子始终在你眼前存在前, 你不会不感到恐惧。 这样的情况下,给你多少自由还有意义吗?"。

    中共的政治嗅觉的是极为敏感与正确的,之所以肯和脸书谈,是他相信脸书是一个社交网站,不会像推特这样承担极重的政治功能,如果说埃及伊朗年轻人只要脸书谈论政治一度春风就足以发动转型,而在中国没有像在特推上淫浸几十年则不够。

假装开放是上海自贸区炒作方法香港《南华早报》社长,传说是从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过去的,那么上海方通过南华早报,报道一个虚无缥缈的自贸区不封墙可以自由上脸书新闻,用早已不存在的改革红利来吸引眼巴巴叶公好龙的西方媒体报道关注,自贸区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急剧飘升,然后再宣布不碰意识形态。人民日报海外版说,中国不会在网上设置"政治租界" 

这方法是虚晃一枪骗取赞美,继续玩捉迷藏的游戏。仔细回想一下"狼来了"的故事第三次喊"狼来了"之前还是很有人相信的,这对于中共的大外宣炒作,就有了足够了空间

    西方相信和寄希望于中国改革,不相信改革已死,只会被共利用得一愣一愣的。上海自贸区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新浪微博"里仁为美c"说,与魔鬼跳舞,以为可以良化,结果被魔鬼狡黠地玩了,纵容魔鬼的结局是魔鬼的力量不断壮大而更具危害的能力,被小聪明误了,总是犯这样的错误。

   欧美外交界开始一些反思和改变。世界报经济版201073刊登的采访法国女历史学家、汉学家玛丽·克莱尔·贝尔热尔的文章针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已经将它与资本主义的共同标准接轨,为民主打开了道路;贝尔热尔并不认同。

    英国《卫报》20101023日发表卡皮.考默莱迪(Kapil Komireddi)的文章,指出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能够逐渐影响中共政府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中共正在进行缺乏良知的权力扩张,西方社会应该认清真相,不要一再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念而去迁就中共政权的不光彩做法。

   考默莱迪指出,西方社会这种迁就中共的不光彩的做法源于一个假设:那就是有人声称,更有可能影响中共的方式是选择同其合作,在全球机构内部给予其一个突出重要的位置,而不是施压使其背道而驰。但在最近十年以来,西方国家远远不是在塑造改变中共政府的行为,而是一再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迁就中共政府。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2010123日发表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成斌(Dean Cheng)的评论文章〈勿对中共政治改革抱持希望〉。作者表示,西方人士看不出中共的政治花招,不知中共领导人所谓的"政治改革"只是用来唬弄局外人的手段,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维持自身的权力。作者主张,美国唯有与亚太盟友密切合作,才能制衡中共的专断。美国应该藉由表达一致的政策和立场,坚守人权和航海自由等原则,进而影响中共政策。

   20101030日,《失去新中国》的书作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多伦多的一个论坛上称,西方商人到中国经商,本想把自由也带给中国人,但结果却是使中共控制中国公民的能力更强大,这种能力甚至威胁到西方世界。

   不少人认为,外商去中国投资及经商,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引导中国走向自由。葛特曼说,这个理论听起来挺好,但实际情况是,中共使用这些新技术来达到他们控制中国的目的。"中共不可能像商人们所想的那样会退让。他们无法改变中共政府,也改变不了中国。"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约翰·福克斯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欧盟将中国政策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上:中国在与欧盟的接触中会受其影响,实现经济自由化,法治和政治民主。这便是"无条件接触"政策的思想基础。

   福克斯说,欧盟无条件与中国接触,并准备做出一些短期的牺牲,比如在不平衡的市场准入、人权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因为欧盟相信,长期来讲,中国会发展得越来越像欧洲。"然而,我们的看法是,欧盟的一厢情愿是天真而不可能实现的,反而被中国利用了,"

 

 

阻挡革命

 

   上海自贸区是过迟的酒,早就变醋,酸不吧唧。不比改革开放之初集全国之物力建出来的改革形象工程深圳特区受欢迎。李克强在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手术,是去政治化的技术性运作之极限,仅限于经济政策的微调,就像红楼中的贾探春的小鼻子小脸改革,救不了贾府。

上海自贸区游戏机开放了,歌舞厅开放了,几乎什么都开放了。这是改革三十年的欲望放松自由化的顶点:身体欲望方面什么都可以自由,但政治方面绝对不能自由。政治不自由,需要身体方面的过分自由来安慰,以此转移无政府主义与叛乱的冲动

王岐山提醒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其旨在寻求阻挡改革带来的革命,也就是不再相信改革,而是如何延迟避免革命洪水破堤坝而出的问题。这是太子党的共识,如何直面革命,他们提供的是中国梦,用梦迷糊人。上海自贸区也是一个中国梦。在今天,只有改革已死的诸流派,才是太子党的思想对手。

   邓小平的经改带动政改,有着致命危险,经改本身制造的社会矛盾,加上政治落后的共振,只能说带来的改革空间甚小,邓小平本定改革五年,都三十五年了,上海自贸区还想沿用经改带政改模式,不外乎是造梦的形象工程,刺激民众希望的海洛因,加上太子党金融掠夺的基地。

     当下的政治,是刺激希望的政治,搞各种改革假动作与反腐败,刺激对元首的希望,对元首有了希望,就不会诉诸于革命推翻立场,就自动会对权贵官僚组织的体系寻求改良。这种法西斯主义的投射与移情机制。改革就是法西斯。

    在毛死后,毛的精神遗产,甚至打破官僚体系的尝试,都成为用来维持权贵官僚体系,内在于权贵官僚体系的东西。那么在权贵官僚体系内渴望变好,渴望实现民生平等与宪政目标的,都是法西斯主义,仅仅是做梦本身,体现为投射与移情。难怪习近平的中国梦,毛右派也立即利用过来,讲成宪政的中国梦。上海自贸区就镶嵌在这个毛右派的中国梦里面。毛左毛右都是法西斯。

   邓小平的改革时代是刺激民众欲望的时代,今日习李的中国梦时代则是刺激民众希望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梦成为国策。全社会可分为有希望的人和绝望的人,有希望的,刺激绝望的人希望起来,如官方的反贪污,公知的改革启蒙考古求雨。

    深圳受欢迎是人们对改革保持希望渴望,有了一点就觉得可以扩展到面,甚至整体空间,就像一个人有了一可乐瓶五毛钱,就觉得自己可以买别墅一样。上海自贸区甚至深圳本身都无法起以点带面的作用,且在制度层面创新无法给民众带来直接利益,没有有直接利益,民众不支持,就是太子党的洗钱乐园。上海自贸区不像租界与香港那样有自治法权,只能是洗钱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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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茶党不让步 政府难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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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党不让步 政府难开门
Oct 7th 2013, 06:12

— ​美国众议院将近五分之一的议员签署了一封一页纸长的信,导致了美国的政治僵局和政府关闭。共和党决心要推翻奥巴马总统签署的医保法案,使得国会和总统不能在政府预算问题上达成一致。一些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说,他们是遵循他们选民的意愿。

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外面很安静,可是里面辩论激烈。

民主党人支持奥巴马总统。民主党众议员彼得•维斯克洛斯基:"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现在是重新开始治理国事的时候了。"

而另一方是对立面的共和党人。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巴尔:"众院已经做出了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妥协。"

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巴尔属于超级保守的共和党人,即所谓的茶党。2009年,茶党登上政治舞台,现在成了共和党内部的一股力量。

众议院共和党议员中的三分之一,包括巴尔在内的80位共和党人,签署了一封信,把废除奥巴马医改作为通过任何预算方案以维持政府运转的前提。

巴尔说,2010年民主党在众议院占多数时通过了医改法,他在肯塔基的选民不同意。

巴尔说: "我不能无视选民们铺天盖地的电话,我和他们谈话和交流,他们说奥巴马医保损害了他们,损害了他们的企业和家庭。"

《库克政治报告》透露,这80位共和党议员所在的选区和美国大多数选区不同。比如,在巴尔的选区,奥巴马总统只得到38%的选票。库克报告说,在全国选民越来越种族多元化的同时,共和党选区白人越来越多。

温和的共和党人赞同应该废除奥巴马医保,不过反对用茶党的手段,比如关闭政府。分析人士说,他们小心翼翼,担心如果不跟茶党合作,会遭到发难。

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捷说:"共和党人小心翼翼地向右边张望,在他们自己的选区里,如果他们的选举对手是民主党人,那会平安无事,可是他们如果在初选遇到党内挑战,就说不准了。"

与此同时,共和民主两党相互指责对方不肯妥协。众议院议长贝纳说:"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坐下来进行讨论。"

民主党众议员科琳•哈纳布萨说:"议长先生,是你关闭了联邦政府,可是现在怎么办?"

福捷说:"这是我们所在的两极化世界的一部分,以至我们的政府分裂,我们的政党分歧很大。这可能已经成为新常态的一部分了。"

目前,双方都在看谁先示弱。不过在这之前,联邦政府继续关闭,等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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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海峡论谈: 解读APEC“习萧会”与“张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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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论谈: 解读APEC"习萧会"与"张王会"
Oct 7th 2013, 06:17

[日期:2013-10-07] 来源:美国之音  作者:樊冬宁 [字体: ]

 

海峡论谈: 解读APEC"习萧会"与"张王会"

华盛顿 — 台湾的政治风暴仍未停歇,但两岸之间的"习萧会"与"张王会"今天在印尼APEC登场,这是否标志着两岸关系将步入官方对话阶段? "习马会"又能否成为马英九的救命稻草?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今天起在印尼登场,台湾总统马英九指派前副总统萧万长出席,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晤,两人分别以先生互称对方,聚焦两岸经贸问题;而"习萧会"这回第一次由陆委会与国台办负责筹备,外界认为,往后APEC两岸领袖会面,也将循此模式处理,将两岸类似会面回归制度化。
 
*王郁琦、张志军首次交锋 互称官衔*
 
而这次习萧会最受到外界瞩目之处,就是台湾陆委会主委王郁琦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首次在国际场合互动,并以官衔互称,被认为是两岸关系的一项重要进程。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在接受VOA卫视海峡论谈访问时表示,这次习萧会的热点就是张王会,两岸事务现在从党对党慢慢地走到了政府对政府,这也令外界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两岸接下来是否准备开展政治对话与政治谈判,看到了端倪,看到了这条路在慢慢地往下铺,而两岸领导人会不会见面,这次的张王会是不是在为未来的习马会铺路,也是大家现在密切观察的焦点。
 
此外,由于萧万长是马英九的老搭档,王郁琦则是马英九的子弟兵,外界也普遍认为,目前身陷执政危机的马英九总统,希望藉由这次的习萧会和张王会,进一步巩固他在两岸事务上的主导权,并透过两岸关系的持续发展,来挽救执政危机。
 
* 马英九深陷执政危机 在两岸关系上孤注一掷?*
 
不过台湾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刘世忠并不认为两岸关系能够成为马英九的救命稻草,他在接受VOA卫视海峡论谈专访的时候表示,如果马习会是在牺牲台湾主权的情况下举行,台湾人民不会接受,他也认为,马英九面临执政困境,想要在两岸关系上孤注一掷,拔掉立法院长王金平以推动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通过,反而是让自己陷入目前僵局的危险算计,刘世忠认为,北京看到马英九无法掌控局势发展,目前也正在评估马英九的存活率,恐怕打算放弃马英九,更着眼于投资在马英九的接班人身上。
 
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在星期天会晤了代表马英九出席APEC的萧万长,克里强调美台之间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并表示美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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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广东惠东村民集会被指非法 遭清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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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惠东村民集会被指非法 遭清场
Oct 7th 2013, 06:23

广东省惠东县村民星期六举行游行示威,但遭到当地警方驱散,部分村民被抓。据香港"明报"报道,惠东县稔山镇稔石村约60多名村民当天下午手持"打倒腐败"的横幅、呼喊口号,在国道广汕公路稔山芋段举行游行示威,并造成严重交通阻塞。广东惠东县委宣传部当天发布的消息称,村民因土地纠纷举行集会示威,没有经过公安部门的审批同意,属于非法。公安人员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采取强制清场措施驱散游行群众、并带走了部分首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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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胡平:从美国政府停摆谈全民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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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从美国政府停摆谈全民医保
Oct 7th 2013, 05:07

由于美国参众两院未能就政府预算达成妥协,从10月1日起,美国政府停摆。

两院之所以在政府预算问题上僵持不下,原因是共和党反对民主党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医改法案。

17年前,美国政府也停摆过一次,那次停摆的起因也是共和党反对当时的民主党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全民医疗保险计划。

从历史上看,全世界第一个实行全民医疗保险计划的是英国。1948年,在工党主持下,英国建立了全民公费医疗体系(简称NHS)。去年伦敦奥运会,英国人还骄傲地把它的这一成就展示于开幕式。

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建立起了全民医保,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推动全民医保的建立。

然而,全民医保制度也引出很多问题,招致很多争议乃至反对。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国家陷入财政危机,债台高筑,其中很大一部分就出在全民医保上。

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全民医保问题上尖锐对立。不少论者指出,这种对立深刻地反映了两党在价值观上的重大差异。共和党主张小政府反对大政府;强调个人选择个人负责,反对政府越俎代庖借花献佛,奖懒惩勤;如此等等。

我以为上述说法未免失之笼统,失之泛泛,并未触及到问题的特殊性。

我们知道,全民医保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或福利体系的一部分。千百年来,很多人都怀抱这样一种理想,希望一个社会能够做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养得起老,等等。这种理想并不必然意味着让国家包办一切,但总是要求政府负起某种责任,至少,是要政府承担起"保底"的作用 。

我们看到的是,在今天,起码是在发达国家,上述社会保障体系清单中列出的大部分条目都已经得到实现。

就拿人人有饭吃这一条来说吧。这在美国早就不成其为问题。且不说一个人由于天灾人祸丧失谋生能力,就算你是游手好闲而一文不名,除了民间慈善机构外,还有政府的有关机构给你提供免费的吃喝。有衣穿的问题也早已解决。不错,美国还有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但他们露宿街头并非因为无处住宿,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政府修建了足够多的收容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宿,只是有些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缘故不愿意去(参见我写的《从美国的无家可归者谈起》)。

为什么在吃饭穿衣等问题上实行社会保障较为容易、也较少争议,唯独在医疗保健问题上那么困难、有那么多争议呢?依我看,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人对吃饭穿衣的需求,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达到饱和,而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却具有很强的延伸性,几乎永无止境。

人的肚子就那么大,每天需要的热量和营养也就那么多。千百年来,人类在食物方面没有多大的创新和进步。由于经济的发展,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只要政府调配得当,从富人交的税中拿出很有限的一部分,就可以保证让最穷的人也能吃上饭吃得饱。在高度发达的国家,穷人也能够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富人无非是能吃得更花样更美味而已。

然而,治病和保健的问题就不同了。就在过去这一百年间,人类在医学上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人均寿命以及预期寿命大幅提高,很多原先的不治之症都能得到医治。于是,人们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和期待也随之大幅提高了。尽管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包括政府--可以用来花在医疗和保健上的钱越来越多,但由于人们对医疗保健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因此总是达不到饱和,得不到满足。

譬如在过去,人得了心脏病只能服用药物。起初,药物很贵,穷人买不起;随后,由于制药技术的发展,成本降低,药物的价格也下降了;再加上人们收入的普遍提高,一般人也能买得起药了。在这时,政府只消投入有限的资金,就可以保障让最穷的人也服得起药。按说在这时,心脏病患者看得起病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但其实不然。因为在这段期间,医学技术又有了重大的发展,人们不但发明了新的药物,而且还发明了人工搭桥,发明了人工心脏,甚至还能进行自然心脏的器官移植。于是心脏病患者自然不再以能服用药物为满足,他们都希望能得到更好的治疗,而更好的治疗需要花更多的钱,一般人又出不起了,政府投入同样的资金又不够用了。这里还不说器官移植的特殊困难,连可供移植的供体都大大地供不应求。因此政府不管花多少钱都还是满足不了患者的需要。

第二,当我们说要保证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我们实际上给出的标准是一种比较低的标准;当我们说要保证人人看得起病,有病了能得到医治,我们给出的标准却常常是比较高的标准。

在美国,政府给无家可归者修建的收容所,给低收入者修建的廉租房,在质量上都属于中等偏下的档次,但它们毕竟还是满足了人对住宿的基本需要,如遮风挡雨,保暖御寒,因此也就可以了。可是医疗保健的问题就不能照此办理。如果一个国家建立起全民医保,但是它给穷人提供的医保只限于小伤小病,不管大病重病;或者是只给穷人提供低质量的治疗不给高质量的治疗,那就说不过去了,因为那不符合建立全民医保的初衷。

问题就在这里:让人人都"吃得起饭"和让人人都"看得起病"这两件事,乍一看去差不多,好像是一回事,其实却很不相同,是两回事。解决住房问题,只是让穷人也有房子住,并不是让穷人住上和富人一样高质量的房子;但解决治病问题却意味着让穷人也能得到高质量的治疗,而不是说穷人只配得到比富人更低质量的治疗。在解决"吃得起饭"的问题上,我们给出的是低标准,是政府投入一定的资金就可以满足的;在解决"看得起病"的问题上,我们给出的却是高标准,而且水涨船高,有如无底洞,是政府无论花多少钱都不可能满足的。

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正如高质量的住房,按定义就是稀缺的,就是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的。今天的医疗技术,几乎已经可以无限制地维持一个垂死者的生命,只要给他配备上足够的器械、医生和护士。但要让所有人都得到这样高质量的医疗保健则注定是不可能的。这就引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应该由谁,根据什么理由来决定,谁将受到这样的治疗,谁将不再受到治疗,以及将给予谁什么样的治疗?

一种办法是靠市场:谁出得起这笔钱而又愿意付出这笔钱,谁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治疗。这种办法确实对穷人不利。人们建立全民医保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穷人生病也能得到良好的治疗。实行免费医疗的结果自然是使所有的人都看得起病,但由于高质量的治疗必然具有稀缺性,僧多粥少,于是就只好排大队,依先来后到。第一个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英国早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看病要排大队,动一个外科手术常常需要等好几个月乃至一年多,有些病人没等上手术台就死了。有病看得起的问题解决了,等不起的问题又冒出来了。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如今,有不少国家都实行了全民医保。各国的具体做法有很大差别,但也都有不少弊病。过去美国没有全民医保,不过有其他很多形式的医保,其效果也是有利有弊。奥巴马的医改计划很细致很复杂,应该说是认真参考了其他国家全民医保计划的利弊得失,但是其中包含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之,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是令人满意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自然很多,不排除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利益集团的作梗,但我这里强调的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问题本身。一般人往往把"看得起病"和"吃得起饭""穿得上衣"等问题相提并论,其实它们彼此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无非是希望读者能注意到这一点。

至于谈到中国,卫生部长声称中国的医保计划已经覆盖全民,是如何如何的高明。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医保的问题,还不是福利低的问题,而是像秦晖教授早就指出的那样,是负福利的问题。偏偏是作为高收入群体的官员享有最高级的免费医疗保健服务。有些御用学者居然对民主国家的医保制度说三道四,并对中国的医保制度大唱颂歌,实在令人不齿。

《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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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安倍:将在印尼寻机与中韩领导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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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将在印尼寻机与中韩领导人交谈
Oct 7th 2013, 00:14

上周日本媒体报道,由于中韩领导人的拒绝态度,安倍晋三与他们正式会晤期望可能落空。

安倍晋三自去年12月上任以来,始终没有与中韩领导人正式会晤,只在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会议期间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韩国总统朴瑾慧短暂握手交谈。

另外,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周六在亚太经合组织外长早餐会上提及海上安全问题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六做出回应,指出亚太经合组织是经贸合作论坛,他认为,在这里讨论海上安全问题是炒作政治议题「不得人心,也不可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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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赎罪日战争40周年 埃及各派再次发动游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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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日战争40周年 埃及各派再次发动游行活动
Oct 7th 2013, 00:15

自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在民众抗议声中被军队罢黜之后,埃及各派民众不断发起游行集会活动,并发生严重暴力冲突,穆尔西支持者的游行活动多次遭到军队镇压,穆斯林兄弟会主要领导人也先后被捕。但这些支持者仍然再次呼吁民众集会。穆尔西的反对者也号召民众大规模游行,向军队和现任政府表达支持,这使得"赎罪日"战争40年40年纪念日的活动十分紧张。周日,军队已经明显加强了在街头的部署,并已调遣装甲车部署在首都开罗。

1973年10月6日,穆斯林庆祝斋月节,而犹太人进入"赎罪日"之际,埃及和叙利亚军队联合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但以色列得以扭转被动,但双方随后陷入僵持,叙利亚于24日宣布停火。

对于埃及人来说,这次持续18天的战争是值得骄傲的战争,他们得以在1978年的和平协议中收复西奈半岛。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场战争则是痛苦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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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央视街头采访什么是不爱国 有市民回答贪污就是被指定义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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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街头采访什么是不爱国 有市民回答贪污就是被指定义准确
Oct 7th 2013, 00:17

不过,在众多的回答中,一位北京女市民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她说:"我觉得贪污就属于一种不爱国的表现"。对此,作者吴若愚的文章点评说,为什么这位北京市民会说贪污是不爱国呢?这当然有其深刻的道理。在当前中央积极反腐,反对"四风"的形势下,"贪污就是不爱国"这句话,可谓是说到了点子上。因为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没有国民就没有国家,而政府则是为民服务的机构。

各级政府官员们就如同管家和勤务员,他们的任务就是为人民管理好家务和财产,让人民的生活更加舒适和美好。那么,一旦官员出现了贪污腐败行为,就是对人民的损害,自然也就是不爱国的行为了。从这个标准来看,官员要爱国,首先就要爱民,要清正廉洁,不贪污腐败,这是爱国的基本要求,反之,则无疑就是不爱国。

@袁裕来律师【央视海采了几天"爱国是什么?"】青海市民说,造谣就是不爱国;北京市民说,贪污就属于不爱国;成都游客说,公共场合也好,出国也好,都不该给中国人丢脸;最神的是一位小学生,说扶老奶奶过街就是爱国。总之,做对的事就是爱国,做错的事就是不爱国。那么,央视这样瞎采访是爱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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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北京雾霾天气再现6级重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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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雾霾天气再现6级重度污染
Oct 7th 2013, 00:19

法新社则引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观测数据,称北京地区实际PM2.5数值可能高于中国环保部门网站公布的数据。美国大使馆在分布给其驻京侨民的电子邮件中,在周五至周六夜间,空气质量指数已经超过平均值,达到400,因此美国使馆遵照美国环保部门的标准,建议大家避免一切户外体育活动。

另外,成都机场周日也因为出现大雾,而被迫停航关闭近3小时,造成180个班机延误,1.5万旅客行程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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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高文谦:中国儿童权益状况与中国国际地位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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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谦:中国儿童权益状况与中国国际地位不相称
Oct 7th 2013, 00:21

最突出问题:政府不作为

法广:首先,根据中国人权的观察,您认为中国儿童权益方面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高文谦:我觉得中国政府在执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方面最突出的问题应该是政府的不作为。中国儿童权利的情况不是孤立的,是同中国整个社会情况、同中国整体人权状况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地说,大家都知道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孩子都是家里的宝贝,但是,现在社会治安非常不好,比如,前一段时间发生孩子上街玩耍丢失,竟被人挖去角膜这么骇人听闻的事情,中国政府应该给民众提供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这是第一点。

民间团体受到打压

高文谦:第二,不能说中国政府在保护儿童权益方面什么也没有做,但是做得很有限。最大问题在于政府的面子、也就是政治高于孩子的生命安全。儿童权利公约的四大核心原则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孩子的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中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够,而且,说轻了是不作为,说重些,政府反而是制造(侵犯)儿童权益事件的祸首。比如,四川大地震时,有多少孩子死于豆腐渣工程,政府不仅不去调查,而且,在谭作人等民间人士起来追查豆腐渣工程的时候,将谭作人判刑,送进监狱。再举一个例子,毒奶粉事件中,政府其实早就知道,但为了零八年奥运会而有意推迟(通报),结果使更多孩子遭受毒奶粉之害,而且,牵头("结石宝宝之家"维权团体)的赵连海还受到官方的打压。

中国人权(在这次联合国儿童委员会审议《儿童权利公约》中国履约情况过程中)这次主要提出两个问题。除全局性问题外,当然也有具体关注的问题。全局性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政府的保密制度。譬如,儿童权利在中国究竟存在哪些问题,有哪些拐卖儿童情况,有哪些孩子受到虐待、哪些孩子被迫卖淫、丢失等,在中国国家保密法制度下,这些情况都是省级以上的机密,不能对外公布,因为这涉及中国政府的面子。这是这次中国人权报告的重点,因为它关系到方方面面:得不到这些信息,怎么能去保护孩子?怎么改进自己的工作呢?这是第一。

第二,政府一直极力打压民间社会在这方面的角色。民间有专门从事儿童权益保护的团体,形式多样,有些是家长自发组织起来,比如刚才提到的毒奶粉儿童的家长,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想打官司,想通过司法渠道需求公道,但最后不了了之。汶川大地震,死难孩童的家长也组织起来了,但谭作人被关进去了。

儿童权利是中国整体人权状况的一部分

高文谦:还有一个制度上的问题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四大原则的第一条就是不歧视。为什么我刚才说中国儿童权利是中国人权状况组成部分呢,就是(因为)《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不歧视,但是,中国由于户籍制度,广大的农民工的孩子们,他们的父辈进城打工,有些孩子被带到大城市,和城里的孩子们比,他们就是二等公民,没有他们应当得到的教育权,他们没有机会进入城市教育条件好的学校,只好去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学校,教育质量就有很大问题。这明显违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关于孩子的发展权问题。

法广:就是说他们的受教育权利本身是不平等的。

高文谦:对,是不平等的。另外,由于目前的经济状况,中国有一个新名词: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被迫到大城市打工,带到城里的孩子是城里的二等公民,没带到城里留在家里的孩子就变成了留守儿童,这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非常不利,但政府在这方面基本上不作为,顺其自然。当民间社会的公益组织出现的时候,政府又百般打压。因为中国政府把自己的面子、把维护一党专权这样一种制度放在第一位,孩子们的性命不在话下。

法广:这些留守儿童虽然并没有被抛弃,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在这些留守儿童之外,还有流浪儿童,2012年底贵州毕节曾发生5名流浪儿童冻死街头的事件;此外还有消息报道称有福利院虐待儿童,等等。这些事件通过媒体曝光,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中国从政府到民间都没有相应的社会机制去关注这些儿童。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高文谦:您提到街头的流浪儿童,这是中国目前的一大社会问题。我觉得民间社会看得更清楚。刚才我说到政府不作为,但是民间社会有很多人组织起来,比如网络大V、前不久被抓的薛蛮子就曾在网络上发起打拐运动。还有其他公益团体也在做这样的事。但是,政府(对这样的努力)至少是千方百计地限制,为什么呢?他认为这是在揭他的疮疤。而且,(民间组织)做大、在国际上有影响后,政府又不放心,就千方百计地限制。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最大问题是制度上的缺失

法广: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履约审议过程中曾经以修炼法轮功的父母为例,将孩子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责任推卸到父母身上。在西方,至少在法国,孩子的权益保护不仅是家庭的责任,而且也被看作是全社会的责任,但在中国好像这种观念还有些缺失,儿童权益好像完全是家长的责任。

高文谦:共产党也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我们从小就接受这样的宣传,但是,实际上,有钱有权人的孩子可以有精心的培养,而且是娇生惯养,但是最广大的老百姓的孩子们都是家长自己负责任,政府可以说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反复讲,政府本来应该有自己的责任: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相对于国内立法是怎样的位置?与国内各项法律怎样衔接?但现在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制度。孩子的事会牵动千万人的心,可是政府把这样的事看作是敏感问题,对政绩不利,对国家形象不利,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一样。中国执行儿童权利公约最大的问题,就是制度上的缺失。制度上不能与普世价值接轨,只是在口头上,在联合国委员会几年一次审议(履约情况)的过程中,不得不去做一些表面文章,但实际上这个制度与联合国权力公约的落实格格不入,与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的国际地位格格不入,是非常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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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博讯镜头 广西韦碧玲国庆第三次到天安门撒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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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镜头 广西韦碧玲国庆第三次到天安门撒传单
Oct 7th 2013, 00:37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0月0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广西残疾访民韦碧玲,今天在黑龙江访民张宝珠、山西访民王利军、广西访民何桂珍陪同下第三次到天安门抛洒传单。韦碧玲第一次2日在国家大剧院、第二次4日在天安门东侧抛洒传单,今天6日下午4点,韦碧玲再次来到天安门东侧抛洒传单。警察检拾她的传单忙的不亦乐乎,对于6天之内三次到天安门撒传单天安门警察感到惊讶,称;你韦碧玲打破天安门个人撒传单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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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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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肖国珍:“如果我失去自由”—— 记忆中的赵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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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国珍:"如果我失去自由"—— 记忆中的赵常青
Oct 7th 2013, 00:39

2013年4月13日肖国珍律师为赵常青拍摄的照片

(一)

第一次见到常青,是在一次小范围的聚会上。常青座位紧临我右,他满怀激情、容光焕发,让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已三进牢狱,历时八年。

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心志、理念如出一辙,对专制极权的憎恶与对自由人权的向往惊人相似,不禁大喜。从此我们几乎每天联系,共同探讨国事,合作办理个案。为某事某人,我们同喜同悲。

有多少次,由于当局的破坏,我们或步行、或乘车,一起寻找公民聚餐的新地点?

有多少次,我们呼朋引伴,举办活动?

有多少次,我们为某一个议题争论得风生水起,甚或面红耳赤?

有多少次,常青是我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又在第一时间帮我发出去?

(二)

对常青的了解,随着与他的交往日渐增加,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我讲的一些小故事。

1989年6月,因参与学生运动被囚的他,突然被拉去照相,他与同道狱友们误以为是要被枪毙,就商量好:被执行枪决前,一定要喊口号"民主万岁!自由万岁!"——时年二十岁的他,已经立定了终生的志向。

在牢狱中,由于他拒绝"悔改",四次被单独监禁,长达十个月。面对禁闭中非人道的饥饿惩罚,他高喊"反饥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经过斗争,狱方被迫答应解决他的吃饱问题。心系他人的常青,直到狱方同意让所有的囚犯都吃饱后,才放心进食。他还为服刑人员争取到了监狱图书馆免费借书的权利;而此前,服刑人员借书,需要付款。

有一次,他在北京地铁站里散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传单,正遇马新立(因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而于3月31日被捕)也在发放。这两位同道战友,当时并不相识,孩子气的常青,装作便衣国保,对马新立进行"讯问"。

"马新立反应怎么样?"我不禁好奇。

"马新立非常镇定,应答得体,"常青开心地回答,"问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说明了真实身份,说我是赵常青,也是来发传单的。于是两人相与大笑。"

(三)

在第三次系狱期间,他同监一名涉毒犯的母亲送来一本圣经,毒犯搁置不学,常青用一条宝贵的烟换下了这本经书,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读经笔记写道:"我必须醒来,必须从牢狱之苦的现实迷蒙中,回归我主的怀抱";"祈求我主,重新点亮我心灵的灯塔";"穿越夜的黑暗,清醒而有力量地走向前方,走向充满光耀与爱的前方。"他告诉我,在一次绝食抗争中,面临死亡,他向神祷告,就在祷告的一瞬间,突然他全身充满了力量。他也常常向神祷告,求神指引中国民主化的道路。

常青不只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基督教徒,他的受洗也与众不同。中国的狱中当然没有牧师。平安夜,在狱中,常青洗了个冷水澡,他称之为"自行施洗,归到主的名下"。后来他出狱,大家都笑说这个不算,常青遂接受牧师的施洗。

常青多次对我背诵圣经里的一句话,以相勉励——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太 10:16-7)他天性善良、质本纯洁,他希望自己能灵巧一些。

为了追求民主事业,屡遭当局迫害的常青,学业被耽误、恋爱被中断、八载余牢狱、被开除工作、户口被打回原籍——他陕西的农村老家。这位充满士大夫情怀的高才生,因此之故,常被我笑称"农夫"。常青告诉我,他也曾有过软弱,就是"恨";但他成为基督徒后,恨如冰雪消融,大爱充溢心胸——尽管,中国的专政党从来就不曾停止过迫害他。

对他人的痛苦,他常怀悲悯;对不平之事,他难掩义愤。有一次,当他得知胡佳被国保毒打时,他的心疼、他的关爱,溢于言表。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胡佳那样的身体,怎么经得起打啊。"

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他从不缺位。教会一位弟兄告诉我,常青的人缘非常好。他如同冬日阳光,温暖着他人。有一次家庭教会聚会中,一位姐妹突然晕倒了,这位弟兄赶紧去找车,待他车到时,心急的常青早已把这位姐妹扛起,从三层楼下到一层,在等他。

他告诉我,国保曾向他承认,他们查遍了他所有的银行帐户,发现他除了有限的稿费外,并无其他进项。尽管收入微薄,经济上并不宽裕的他,朋友们聚餐时,总是抢着付帐。他乐呵呵地说:"神必供应。"

(四)

常青是有很深造诣的理论家,他发表了多篇时政文章,发人深省。他在《谁是万物的尺度》中写道:在我们以为成吉思汗们的压迫是错误的时候,不要以为朱元璋们的压迫就是正确的;同样,在我们用铁与血对日本鬼子的侵略奴役进行顽强抵抗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同样勇敢的对蒋介石、毛泽东们的强权统治大声说"不"!

他说:"必须建立起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为核心价值的政治架构……中国大陆……依然笼罩在共产党的威权体制下,而将传统的这种威权体制,改造成为现代的民主自由体制,便是当代中国有识之士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他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公民社会的建设者。他用他的行动实践和见证他的信念。

各种维权活动,从来不乏他忙碌的身影;他组织研讨会,探讨国事;他整理研讨内容,并发布在网上,启迪民智;他参与公民运动,不论事大事小,无不殚精竭虑、亲力亲为。

他时常忙得喘不过气来,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我与他常在深夜通过网络沟通——令我担心他的身体。直到今年4月,因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他与丁家喜律师等诸友同时系狱。

(五)

常青长于诗词,以其文字之胜,堪称一代才子。应我请求,他曾把作品(多未发表)拷给我,供我鉴赏。他写的小说,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他的诗词,兼有婉约与豪放,前者纤细温柔、多咏淡风明月;后者勇猛精进、大气豪放,多济世救人之心、吞吐天地之志,兹摘几首如下——

蝶恋花?小雨

小雨点点点前窗,

燕子飞处,

云水两茫茫。

重重远山难遮挡,

心伴佳人归梦乡。

情到深处书不香,

纤纤秀笔,

难画相思长。

只盼两袖化翅膀,

乘风南去浴芬芳。

卜算子·咏松

遥遥百丈崖,

雄立一青松,

亭亭华盖险峰上,

臂指万里程。

朝饮天边露,

暮浴夕阳红。

一俟烈风雷电起,

抖擞舞长空。

一剪梅

又逢一年冷冷冬,

狂吹西风,

狂吹北风。

虽有昏天搅恶雪,

竹是绿竹,

松是青松。

人生如歌唱大风,

去去惆怅,

笑笑伤痛。

待到策马纵横日,

更拔长剑,

更扯长弓。

尽管如此,他非常谦卑,常常表示喜欢读我的文章,有时还请我帮他"润色",而我何曾能易其一字?

(六)

"六四"屠城,使他确立了一生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的民主。他多次对我说:"民主就是我的生命"。尽管为此一次又一次地被当局抓捕、处刑,他始终痴心未改,矢志不渝。

有司曾试图"策反"常青,游说他:如与有司合作,将获得何等大的好处。我与丁家喜律师曾大笑当局的因无耻而致的无知:居然连对常青也敢动"策反"的念头——且不说常青是何等的理念坚定;至情至性、清澈通灵的常青绝不可能忍受以灵魂换取世俗功利的人格分裂。

家喜常说:"常青是一个圣徒。"是的,他的眼神,他的脸庞,他的文字,他的行为,无不发出自由的光辉。

他曾多次对我说过:"尽管我没有违法,我也知道我随时可能进去。"为了防备突然被抓的情形,2012年10月1日,常青手写了一份委托书交给我:"自即日起,本人若成为任何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委托肖国珍律师为我的代理人或辩护人,为我提供法律帮助。"他知道他随时会因说真话、做义事被抓捕,却依然坚持独立思考、真诚表达、果敢行动。他视牢狱为无物。

今年4月13日,我们有个小型聚会,当时形势已是险恶,我对朋友们说:"为了防止被抓而无法公布照片,现在我给你们一一拍照"。我为常青拍下了照片——他右手握笔,端坐桌前,笑容灿烂。事后我对常青说:"我给你拍了一张最满意的照片。"还没来得及发给他,就惊闻他被抓了!

4月17日晚八点,我收到常青的邮件。"如果我失去自由"——是他邮件的第一句话。他预感到自己会立即被捕,匆匆对我们几位朋友托付他的九个月的幼子小象。此前,他也曾多次叮嘱我:如他出事,希望我与朋友们一起帮他照顾孩子。我故做轻松,淡笑答应,暗暗有一种如同迷信似的担忧——怕我答应了的话,他真的进去。

现在,他进去了。每回上网,看到常青的图标——那不知何时才能响应我的图标——我心如刀割。

有一次,我与王德邦君谈到常青,德邦安慰我说:"好在常青不是第一次进去,他能挺过来的。"

我突然情绪失控,迸发出凄厉的哭声——

"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总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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