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3年10月7日讯）
香港《南华早报》先前报道说，上海自贸区准备放开网禁。能自由上网并不是言论自由。我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我说当中国其它地方仍然笼罩在网络恐惧和恐怖的氛围中时，上海自由贸易区内有网络自由对中国整个网络自由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打个比方说， 我拿着一把枪顶着你， 或者拿着一把枪站在你的门口，然后让你在房里随便说。我拿着枪的样子始终在你眼前存在前， 你不会不感到恐惧。 这样的情况下，给你多少自由还有意义吗？"。
中共的政治嗅觉的是极为敏感与正确的，之所以肯和脸书谈，是他相信脸书是一个社交网站，不会像推特这样承担极重的政治功能，如果说埃及伊朗年轻人只要脸书谈论政治一度春风就足以发动转型，而在中国没有像在特推上淫浸几十年则不够。
假装开放是上海自贸区炒作方法。香港《南华早报》社长，传说是从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过去的，那么上海方通过南华早报，报道一个虚无缥缈的自贸区不封墙可以自由上脸书新闻，用早已不存在的改革红利来吸引眼巴巴叶公好龙的西方媒体报道关注，自贸区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急剧飘升，然后再宣布不碰意识形态。人民日报海外版说，中国不会在网上设置"政治租界"。
这方法是虚晃一枪骗取赞美，继续玩捉迷藏的游戏。仔细回想一下"狼来了"的故事，在第三次喊"狼来了"之前还是很有人相信的，这对于中共的大外宣炒作，就有了足够了空间。
西方相信和寄希望于中国改革，不相信改革已死，只会被共利用得一愣一愣的。上海自贸区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新浪微博"里仁为美c"说，与魔鬼跳舞，以为可以良化，结果被魔鬼狡黠地玩了，纵容魔鬼的结局是魔鬼的力量不断壮大而更具危害的能力，被小聪明误了，总是犯这样的错误。
欧美外交界开始一些反思和改变。《世界报经济版》2010年7月3日刊登的采访法国女历史学家、汉学家玛丽·克莱尔·贝尔热尔的文章，针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已经将它与资本主义的共同标准接轨，为民主打开了道路；贝尔热尔并不认同。
英国《卫报》2010年10月23日发表卡皮．考默莱迪（Kapil Komireddi）的文章，指出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能够逐渐影响中共政府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因为中共正在进行缺乏良知的权力扩张，西方社会应该认清真相，不要一再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念而去迁就中共政权的不光彩做法。
考默莱迪指出，西方社会这种迁就中共的不光彩的做法源于一个假设：那就是有人声称，更有可能影响中共的方式是选择同其合作，在全球机构内部给予其一个突出重要的位置，而不是施压使其背道而驰。但在最近十年以来，西方国家远远不是在塑造改变中共政府的行为，而是一再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迁就中共政府。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2010年12月3日发表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成斌（Dean Cheng）的评论文章〈勿对中共政治改革抱持希望〉。作者表示，西方人士看不出中共的政治花招，不知中共领导人所谓的"政治改革"只是用来唬弄局外人的手段，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维持自身的权力。作者主张，美国唯有与亚太盟友密切合作，才能制衡中共的专断。美国应该藉由表达一致的政策和立场，坚守人权和航海自由等原则，进而影响中共政策。
2010年10月30日，《失去新中国》的书作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多伦多的一个论坛上称，西方商人到中国经商，本想把自由也带给中国人，但结果却是使中共控制中国公民的能力更强大，这种能力甚至威胁到西方世界。
不少人认为，外商去中国投资及经商，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引导中国走向自由。葛特曼说，这个理论听起来挺好，但实际情况是，中共使用这些新技术来达到他们控制中国的目的。"中共不可能像商人们所想的那样会退让。他们无法改变中共政府，也改变不了中国。"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约翰·福克斯曾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欧盟将中国政策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上：中国在与欧盟的接触中会受其影响，实现经济自由化，法治和政治民主。这便是"无条件接触"政策的思想基础。
福克斯说，欧盟无条件与中国接触，并准备做出一些短期的牺牲，比如在不平衡的市场准入、人权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因为欧盟相信，长期来讲，中国会发展得越来越像欧洲。"然而，我们的看法是，欧盟的一厢情愿是天真而不可能实现的，反而被中国利用了，"
阻挡革命
上海自贸区是过迟的酒，早就变醋，酸不吧唧。不比改革开放之初集全国之物力建出来的改革形象工程深圳特区受欢迎。李克强在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手术，是去政治化的技术性运作之极限，仅限于经济政策的微调，就像红楼中的贾探春的小鼻子小脸改革，救不了贾府。
上海自贸区游戏机开放了，歌舞厅开放了，几乎什么都开放了。这是改革三十年的欲望放松自由化的顶点：身体欲望方面什么都可以自由，但政治方面绝对不能自由。政治不自由，需要身体方面的过分自由来安慰，以此转移无政府主义与叛乱的冲动。
王岐山提醒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其旨在寻求阻挡改革带来的革命，也就是不再相信改革，而是如何延迟避免革命洪水破堤坝而出的问题。这是太子党的共识，如何直面革命，他们提供的是中国梦，用梦迷糊人。上海自贸区也是一个中国梦。在今天，只有改革已死的诸流派，才是太子党的思想对手。
邓小平的经改带动政改，有着致命危险，经改本身制造的社会矛盾，加上政治落后的共振，只能说带来的改革空间甚小，邓小平本定改革五年，都三十五年了，上海自贸区还想沿用经改带政改模式，不外乎是造梦的形象工程，刺激民众希望的海洛因，加上太子党金融掠夺的基地。
当下的政治，是刺激希望的政治，搞各种改革假动作与反腐败，刺激对元首的希望，对元首有了希望，就不会诉诸于革命推翻立场，就自动会对权贵官僚组织的体系寻求改良。这种法西斯主义的投射与移情机制。改革就是法西斯。
在毛死后，毛的精神遗产，甚至打破官僚体系的尝试，都成为用来维持权贵官僚体系，内在于权贵官僚体系的东西。那么在权贵官僚体系内渴望变好，渴望实现民生平等与宪政目标的，都是法西斯主义，仅仅是做梦本身，体现为投射与移情。难怪习近平的中国梦，毛右派也立即利用过来，讲成宪政的中国梦。上海自贸区就镶嵌在这个毛右派的中国梦里面。毛左毛右都是法西斯。
邓小平的改革时代是刺激民众欲望的时代，今日习李的中国梦时代则是刺激民众希望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梦成为国策。全社会可分为有希望的人和绝望的人，有希望的，刺激绝望的人希望起来，如官方的反贪污，公知的改革启蒙考古求雨。
深圳受欢迎是人们对改革保持希望渴望，有了一点就觉得可以扩展到面，甚至整体空间，就像一个人有了一可乐瓶五毛钱，就觉得自己可以买别墅一样。上海自贸区甚至深圳本身都无法起以点带面的作用，且在制度层面创新无法给民众带来直接利益，没有有直接利益，民众不支持，就是太子党的洗钱乐园。上海自贸区不像租界与香港那样有自治法权，只能是洗钱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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