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卑微者之死
马钧：笑容最多的傻子
马钧只活了18岁，他的死距今已有18年。这个从小被人喊成是"马憨包"的人，人们一提起他总会嘴角上扬，说这崽儿傻得可以。马钧的死，至今都像一个谜，居然是睡死的，说1995年夏季的某个薄雾弥漫的清晨，与他相依为命的61岁的母亲去叫他起床，却发现他就那么全身僵硬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翻遍尸体没有一处伤痕，有人说这叫"漏气死"，有人说这叫"梦死"。
那个总是憨厚一笑的傻子，就这么离奇地告别了贫穷的农村，人们聚集在俭朴的丧礼上，看着一群道士穿着道服围着棺材转，这才想到马钧可怜的一生，可也就那么感叹一下而已。马钧没念过一天书，马母送他上幼儿园的当天就被拒了，老师说这是个连鼻涕都不会擦的傻子，马钧对着老师嘿嘿一笑，以后就再也没进过学校，至死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这是相当贫穷的一家，外面一间破瓦房，里面一间破草房。守寡多年的马母总共生了7个儿女，却没有谁愿意与她共同生活，唯有马钧愿意照料她，烧火做饭，挑水挑粪，成了人尽皆知的大孝子。马钧的同龄人没谁愿意和他玩，都说他傻，但比他小六七岁的小朋友却与他玩得尽兴，教他打"5、10、K——争上游"，我即是这群小朋友其中之一。
那年我已9岁，马钧到水井挑完水，来到伯父建在鱼塘上的草棚休息。起初他就那么傻笑着看我们打扑克，不敢坐得太近，只是光着上身、打着赤脚，羡慕地看着我们。我们回头瞥一瞥他，他随即就低下头去，怕我们骂他、叫他滚。那时村民无人不是嫌弃他、嘲讽他、欺负他。我叫他坐过来一起耍，他颤抖地抓着扑克，紧张得话都说不出来。后来，我们便熟了。
那口鱼塘边上有棵硕大的黄葛树，每逢夏日，我们就会爬到树杈上，从五六米的高处，纵身跳下鱼塘，享受着塘水拍打身体的快感。当时马钧15岁，不会游泳，只敢站在浅水处看我们一次次爬树、跳水、游泳、潜水、仰浮。突然有个顽劣的小家伙，一把将马钧推到深水处，吓得马钧连喝几口水，拼命拍打却无济于事，眼看就要沉下去了，大家这才赶紧游过去，把他拖上来。若换成别人，早就跟你拼命了，但马钧吐出几口水却嘿嘿一笑，大家也嘿嘿一笑。
别看他当时只有15岁，却长得一身肌肉，人也有一米六几的身高，每逢收割稻谷手摇机器，他都会上场帮忙。别人见他是个憨包，留他吃两顿饭，但从不给钱，他也没有怨言，只要有人与他在一起就很开心。那个打着光脚在烈日下挑着一两百斤稻谷的马钧，总成为每个夏天最令人感动的风景。
马钧是我平生所见笑容最多的人，只要你夸他一点点，他就认定你是他的朋友。他曾在半夜三更偷别人地里的红苕，被逮住后，被吊在屋檐木梁上鞭打，身上全是血珠，可那家人把他放下后送他一背篼红苕，他满是鲜血的嘴又裂开成嘿嘿一笑。农村缺水，逢大旱就要到水井提桶排队等水，可某天清晨人们走到水井却发现水里尽是发臭的肥皂泡，这即是马钧所为——他热得不行了，凌晨跑出来洗了个凉到脚心底的澡。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村民们一见马钧就骂"报应娃娃"，可雇他干农活时依然分文不给。马钧吃过大部分村民家的饭，帮过大部分村民挑井水、收稻谷、割麦子、掰玉米，马母对众人也早有交代，"只要你们不打他，只要给他饭吃，就可以了"。
如今马母已经79岁，皮包骨头，病魔缠身，可一旦回忆起马钧，总会自豪地说："钧儿啊，懂事，懂事得很。"
肖淑会：累成活魂的女人
肖淑会的尸体被发现斜躺在自家草堆之中，口吐白沫，头发散乱，神情痛苦，这个复发过几次精神病的女人，以如此悲惨的下场离开了人世。
事后众人议论纷纷，有人证实淑会生前吃的药是由其夫到乡村药店去拿的，还有邻居听见其夫吼过一句："这么多药，你狗日一口吞嘛！"为此众人怀疑，精神失常的淑会是因吞药过量致死。然而丧礼很快举行，淑会之夫哭得哎哟翻天，气氛甚为瘆人，因此也就无人举报、无人追究了。
这个生于1953年的肖淑会，年仅18岁就嫁给其夫，1999年离开人世，在与其夫共同生活的28年里，受尽折磨与暴力摧残，数度疯癫。她的两个儿子1999年都在外打工，大儿子的大腿在广东中山被预制板压断，二儿子在贵州遵义工地学砖工手艺。如今两个儿子都已娶妻生子，同时也赡养父亲，但对母亲之死，一直耿耿于怀。
说起淑会，无人不同情。这个"累成活魂"的女人，经常打着光脚踩在乡村石子公路上，挑着酒厂高粱糟子往回赶。她一年到头起早摸黑，一刻不停地像驴一样干活，却总被奴隶一样地对待，动不动就被身强体壮的丈夫辱骂殴打。炎炎夏日，淑会的丈夫躺在屋里睡大觉，而她却被逼得必须在太阳底下砍玉米秆。摆在她面前的，永远是干不完的农务、家务，一旦感冒发烧就遭到丈夫的白眼，若被查出私自用了五毛钱买了包子馒头吃，更会遭到惩罚。
淑会渐渐地不爱说话，也不敢说话。某天她穿上刚买的红色新衣服，准备上街，被丈夫喝斥"你狗日马上跟我脱下来，不然打死你妈卖逼的"，于是她也就乖乖地换上补丁衣服上街。那年月，没有任何人帮她说一句话，她忍气吞声，直到死。
淑会住的只是用石头堆砌起来的平房，里面堆满了稻谷、玉米、红苕、南瓜；猪圈里有六头猪，一群鸭子被围在栅栏里，灶房搭在半倒塌的草房中。黑暗的墙角，有她的两双鞋，一双是磨平鞋底的凉鞋，一双是打满补丁的胶鞋；而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她总打着光脚，挑一担或背一篓，瘦弱的身体，弯曲的背，脸总是朝下看。
淑会精神失常，没有一次不是因为被殴打所致。一旦她犯疯病，她丈夫就拿链子把她套起来，把门锁起来；若她叫得太大声了，邻居口舌多了，她的丈夫才会跑到药店拿些药给她。平时的淑会当牛做马，疯时她却连畜牲都不如，她只是圆睁着凹陷的大眼，再痛也不敢叫唤一声，不然就会挨揍。淑会疯过几次，但却从未被送去过医院。
有人说，淑会死了也好，对她是解脱。有次母亲和我走在乡村公路，看着远处田槛上淑会的丈夫弯腰驼背地割草，母亲说："你看嘛，这个人没了淑会，今后要造孽。"
我永远无法忘记的是1998年的腊月，有天我从县城高中放寒假回来，天色已暗，我拖着一口沉重的箱子往回赶，路过淑会家，她招呼我进屋歇一歇。她当时正在宰猪草，说："你坐你坐，我猪喂完了就拉个鸭子来杀，那只鸭子瘸了好久了。"那晚村里停电，淑会硬是在煤油灯下杀鸭、打整、炒菜。吃饭之中，淑会频频地笑着为我夹肉，问我学习怎么样，想不想父母，以后有啥事都可以找她帮忙；又说，读书人有知识有文化就是好，认得字，今后又挣得了钱。那时，我父母常年外出打工，因此那是我多年来吃得最香、最温暖的一顿饭。
想不到才过了几个月，我在学校与远在广州打工的母亲通电话，她告诉我淑会已经死了。从母亲以后的讲述中，我才渐渐了解到淑会那28年暗无天日的日子。
樊志广：看透了人情冷暖
2004年，在外飘泊21年的志广，从外地回到了农村老家。说是"家"，其实他没有一间房，离别家乡时的草房早已成为一片乱草之地。听村民指点，他才知道哪栋楼房是他弟弟的。
志广耳朵不好，人称"樊聋子"，你必须在他面前大声喊叫，他才听得见，加之人长得矮小，没什么手艺，不大让人瞧得起。他常年在外打工，21年没回来过。最后，在工地，他的右脚被蛇咬了，包工头甩出500元叫他滚蛋，连打杂的活也不给他干了，他这才被迫回乡。回乡时，他整个脚背都肿平了，红肿的伤口不时流出脓血。
回顾起来，1983年志广就已外出打工，他挖过煤，打过石头，进过木材厂，帮农民割草喂鱼，帮包工头看守工地，后来在工地拌灰挑桶。他之所以21年没回过家，因为农村的苦日子把他过怕了，他宁愿一个人在外面挣点儿吃点儿，也不愿意留在庄稼地里刨一辈子。
志广原打算是回到老家投靠亲戚，可亲戚大都外出务工，留有一两家没外出的，也不愿收留他，只是扔给他一两百元，表表心意而已。
志广平生好赌，回乡后，老毛病不改，肿着脚到处借钱去赌，可他借了钱又不还。起初脚肿时，人们还与他同桌打牌，可渐渐地他的脸也开始浮肿，于是人们纷纷远离他，钱不必还了，牌也别打了，省得把病传染给别人。
志广没医疗保险，更没有钱进医院，能去的地方，只有乡村药店，他奢求抓几副便宜中药就能治好病。后来，医生告诉他患的是尿毒症，他还以为仅仅是 "尿有毒"而已，哪晓得是肾衰竭。人们都劝他想吃什么就赶紧买来吃，别输液了，越输液死得越快。有人告诉志广
"你得的是绝症，几十万块都治不好！"他吓得半死。
志广不想死，他四处找弟弟的电话号码——弟弟人在外地，可电话中谈到钱，就没了下文。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志广看透了人情冷暖，说自己像瘟疫一样，每个人都躲他躲得远远的。他在已经不能站起来走动的时候，说自己最渴望的事情就是一觉睡去，再也不要起来。志广对死亡看得那么清晰：死亡就像瞬间钻进黑暗地洞，再也爬不出来。他从怕死，变成等死，到死前，他的脸上不再有恐惧，只是有些许不甘。
在生命里的最后两个月，和他同样贫穷的妹妹精心照料了他。这位信仰基督的妹妹，为他早晚祷告，还为他找了民间偏方尝试，可志广终究没能挺住。这期间，志广每天都能听到妹妹说无数遍"主啊"，可他终究无力选择自己的归宿，有扇大门已关，他猛一回头，什么都看不见了。
2006年秋的某个傍晚，他坐在藤椅上，呼吸急促地颤抖着抽完最后一支烟，妹妹问他愿不愿意信仰耶稣，他"嗯"了一声，便永久地闭上了双眼，身边没有妻子，没有子女，也没留下一分钱。
志广的葬礼，他的妹妹想要以基督徒方式来操办，不请阴阳道士，不做斋摆席，连下葬也不必哭哭啼啼，只须扎白花、唱赞美诗。可是志广的弟弟、弟媳却坚持主张入乡随俗，以免他人笑话，于是耗资两万元，把丧事办得格外隆重。亲人们披麻戴孝、长跪守夜，花圈摆满了院坝，鞭炮震响了山间，一阵阵的嚎啕大哭，通过喇叭钻进每个村民的耳朵。志广这个全身浮肿的"独人儿"，生前被人嫌弃，死后却如此风光。
村民们纷纷说志广运气好，志广弟弟、弟媳良心好；一位老人说，"如果换成是别人，长蛆了都没人过问"。由于志广的葬礼没按照基督徒的方式办，他的妹妹哭得泪流满面。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1期 2013年8月9日—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