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3年10月8日讯）
由中国流亡作家、法学家袁红冰与藏汉双语诗人、独立藏学研究者安乐业创作的《杀佛——十世班禅大师蒙难真相》一书近日将在台湾上市，该书披露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就是1989年1月28日凌晨在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突然去世的十世班禅大师，不是中共当局所说的突然生病，而是被中共所谋杀。该谋杀计划是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所制定，由胡锦涛、温家宝主持，孟宏伟、胡春华执行，周美珍对班禅大师直接实施下毒行动的。这一秘密的揭露必将震动世界，也让世人更加看清中共对藏人无所不用其极的凶残本质。
该书也对桑东仁波切任西藏流亡政府总理十年，痴迷于同中共暴政谈判，并公开声明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宪法》框架内自治的政策进行了批判，是近年来少有的敢于直面西藏问题的力作。以下是该书简介及各章摘要：
《杀佛——十世班禅大师蒙难真相》简要介绍
【《杀佛——十世班禅大师蒙难真相》， 作者：袁红冰 安乐业】
《杀佛——十世班禅大师蒙难真相》由中国流亡作家、诗人哲学家、法学家袁红冰与藏汉双语诗人、独立藏学研究者安乐业创作。本书通过大量史料，向读者揭开中共谋杀十世班禅大师的世纪之迷；也向读者揭示出在中共暴政的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下，藏人亡族灭种的危机；书中明确提出十世班禅大师是当代西藏佛教复兴运动、西藏文化复兴运动、西藏复国运动的精神领袖。
《杀佛——十世班禅大师蒙难真相》既是一本关于中共暴政杀佛的重罪之书，也是关于十世班禅大师的悲情之书。全书读起来令人惊心动魄，有石破天惊之感。中共弑佛重罪与班禅大师的悲情，自然同西藏高原的命运直接有关。这也正是作者利用这本书的各个篇章，讨论班禅大师悲情所透视的西藏高原苦难命运以及最后讨论中国文化悲剧命运的原因。
对于一个族群，不知丧邦破国的原因，不知造成自己命运的苦难根源在于何方，是深重的遗憾。因为，盲目于苦难的来源，就必然迷失走出苦难之路，并会在同险恶的命运过程中，陷入盲人骑马的尴尬境地，而无法用长剑准确地抵住命运的咽喉。
本书有望帮您揭开西藏高原苦难的根源，指明走出苦难的方向。请参阅以下每一个章节的大意。
第一章 我的宿命——佛的双眼流出猩红的血
二零零零年，袁红冰教授去探访一位十五年未曾谋面的北大同学。他们在拉萨寂静的夜幕下，为重逢而一起举杯狂饮。烈酒很快就打开了他们之间的话匣子，那位学友开始说："你还记得那个叫胡春华的吗？他是中文系的。毕业那年，我们一起来到西藏。一九九二年，他被胡锦涛提拔当共青团西藏的书记。一个星期天，胡春华请在西藏的北京大学校友到他家里喝酒，庆贺升官。那天大家都喝了很多酒。我醉到不能走路，只好睡在胡春华家的客厅里… … "
第二天接近中午，这位学友才从宿醉中醒来。此时胡春华已上班，房间里没有其他人，他起身去找卫生间。酒意朦胧间，他拉开客厅角落里的一扇狭门。门内的景象立刻使他的酒意在惊悚中消失。原来门里面不是卫生间，而是一个壁橱。窄窄的隔板架上，一盏低度的暗红的灯在发亮，壁橱正中挂着十世班禅大师的像，两只铁针扎在班禅的双眼的眼球上，面颊上还用红油漆画出两行从眼睛中流出的血泪。
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无意中窥视到了胡春华的隐秘，而这个隐秘同时也是属于中共政府。即使无意间窥视到别人的隐密也常常意味着危险，而且隐秘的性质越严重，危险便越致命，因此，他凭着侦查学知识，抹去指纹和脚印之后，就离开了胡春华家。但是，他心中留下的痕迹难以磨灭，并折磨他多年，所以，《杀佛——十世班禅大师蒙难真相》一书从这里起步… …
第二章 西藏悲情——佛国沦为"黑地方"
藏人是佛的选民。他们信奉佛关于寂灭的真理，也理解幸福不在物欲之中，而在心灵之间。然而，命运的逻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中共强权统治下，以所谓"十七条协议"为起点，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为止，这个时期西藏通向地狱的命运之路，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五十年代末的灭佛狂潮；第二，大屠杀，大监禁；第三，大饥饿；第四，"文化大革命"对佛教的大迫害。
大屠杀和大逮捕之后，藏区的许多村庄里只剩下悲伤的妇女，恐惧的儿童和衰朽的老人，青壮年或者已遭杀戳或在劳改营中被囚禁。
同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近四千万中国人饥饿而死，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藏区因饥饿而死亡者接近总人口的一半，原因在于藏人不吃人肉以及狗，马，鸟，鱼等。
一九六七年，中共对西藏实行军事管制，西藏进入前所未有的恐怖时期。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间，西藏发生过几起藏人起义，但是，被军队镇压杀戮。
经过这四次摧残，藏人中最勇敢、最聪慧、最高贵、最自由的生命几乎全部凋谢。曾经心灵丰饶的雪域，在礼佛的金灯被中共铁血强权扑灭之后，变成精神干枯的"黑地方"。
第三章 班禅佛是圣者与英雄——他用金刚宝杵敲开地狱之门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同时也是当代藏人的精神导师。他们在关切藏人亡国后的现实苦难——用灵魂和生命来关注。
半个世纪前，十四世达赖喇嘛引领八万藏人，翻越喜马拉雅，走上流亡之路，开创了西藏自由运动。
当雪域藏地蒙受千古未有的大劫难的时刻，班禅大师选择与族人一起承受沐浴在血海泪滔中的地狱之苦，不弃不离，同生共死。中共把国家恐怖主义发挥到了极致，班禅大师也把佛的大慈悲情怀发挥到极致。
就在西藏高原的命运艰难之际，十世班禅大师于一九六二年写出《七万言书》，并交给中共。这是一本用藏人的血和佛的泪写成的藏人大悲苦之书。《七万言书》中记述了中共在灭佛运动、大屠杀、大逮捕、大饥饿过程中犯下的人性泯灭、魔性如炽、兽性疯狂的反人类罪行，也记述了藏人经受的地狱之苦。班禅大师自己以浩荡的悲叹，发出悲情万古的祝祷："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绝！为祝为祷！"
一九六四年在拉萨举办的一次万人宗教祈福大会上，班禅大师乘共产党给他的所谓最后挽救机会，向世人宣示"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达赖喇嘛是西藏的国王；现在，西藏人民有独立的权利；西藏必将恢复独立。"
班禅大师发出复国召唤之后，当场被中共逮捕，承受了任何一代班禅未曾尝过的长达近十五年的地狱之苦和人世间的冷暖沧桑。也给后来中共实施杀佛计划埋下了伏笔。
第四章 历史上的短暂的春天——班禅大师在藏人的心灵中播下佛教复兴的种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胡耀邦主政十年，中国进入中共建政史上空前绝后的思想自由时期，这为班禅大师推动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复兴运动提供了时代背景。在胡耀邦力主之下，中共恢复了班禅大师的政治地位。十世班禅大师承担起当代西藏佛教复兴运动领袖的天职。十世班禅大师是西藏境内当代佛教复兴运动、西藏文化复兴运动和西藏复国运动的启蒙者、推动者和精神领袖。
班禅大师针对中共的灭佛法期的佛教复兴运动，可以称为藏传佛教的"再弘期"。就藏传佛教的传播而言，历史上曾经历过一次灭佛时期，因此，灭佛之前，称为"前弘期"；灭佛之候佛教的再起，称为"后弘期"。
同时，藏传佛教东传是个悠久的历史过程。经典的藏传佛教东传，第一次发生在蒙古帝国时期，第二次发生在满清帝国时期。这两次经典的东传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藏传佛教都被奉为国教，因此，整个过程中覆盖着强权的阴影。
班禅大师推动的当代佛教和文化复兴运动，也显示出藏传佛教东传的效应。不过，这次佛教东传不仅没有借助强权的铁翼，而且只凭借佛教的精神魅力，就吸引了中国信徒，现今信仰藏传佛教的中国信徒不断地增长，甚至为了念经而学习藏语者不计其数。
班禅大师还竭力推动了培养人才和经济自主运动，比如，藏区设立很多大专院校和刚坚公司等具有杠杆性意义。
第五章 决策杀佛——春天之后将是严冬
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失势之后，这次宫廷政变的主导者，一群被称为中共"元老"的老政客，超越中共的组织体系，实际主宰了中共最高权力意志。正是胡耀邦给东亚大陆带来的十年思想自由的春天，为班禅大师推动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复兴运动提供了时代背景。因此，中共摧残胡耀邦的政治锋芒，很快就转向班禅大师。面对这种险恶的局面，班禅大师不仅毫无回避退缩之意，反而奋起佛的"大雄"之勇，继续全力推动佛教复兴和西藏文化复兴事业，展示出不惜与暴政决政治死战的意志。
中共元老寡头集团也很快就意识到班禅大师的所作所为对其在西藏的集权统治的威胁。他们对班禅大师的忌讳如下：
一、班禅大师在藏人中有崇高的威信，此威信建立于班禅亲自关怀藏人的命运之上，比如，亲手为达当时藏人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藏人摸顶祈福。班禅大师在藏人中的威信甚至达到了一呼即应的高度；
二、中共对班禅大师的政治立场一直有深刻的疑虑。比如，班禅大师撰写《七万言书》，一九六四年高呼西藏复国，八七年在人大会议上公开建议实施"藏区自治"；
三、 班禅大师一直关心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并多次插手拉萨的示威游行事件，从轻发落参与者等… …
第六章 准备杀佛——鬼影幢幢，阴谋如晦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邓小平家的客厅里召开"决策杀佛会议"。会议的参加者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宋平。当时王震由于健康原因，杨尚昆和彭真忙于处理其它事情，均未有出席会议。
"决策杀佛会议"之后不久，中共元老寡头集团就确定两名主持执行"特别处理班禅"方案的人员，即温家宝和胡锦涛。
温家宝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恰恰这两个机构是中共中央的执行机构，温家宝的职位则横跨中共中央两大执行机构。
元老寡头集团成员之一，即宋平向邓小平推荐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出任西藏自治区书记。… …
第七章 佛殇——圣洁的白莲花凋残于铁幕阴影之下
一九八七年秋，中共元老寡头集团即已决策杀佛。邓小平指示对班禅大师进行最后的思想拯救工作，即放弃自己的主张而回到中共的立场上，但是，遭到班禅大师的拒绝，因此，对班禅实施"特别处理"的方案却已经开始有条不紊地启动。
一九八八年一年中，在温家宝和胡锦涛直接安排下，中共官方媒体，都围绕"班禅大师同我党同心同德，坚决反对分裂主义"的主题，作出大量报道；中共还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公开发布决议，为一九六四年曾加在班禅大师头上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三项罪名平反。这是他们采取的完全抹去把将来班禅之死同中共的政治阴谋连接起来的所有可能的疑虑。
一九八八年初秋，温家宝，胡锦涛，由温家宝推荐的中共高层主治医生王敏清，胡锦涛推荐的胡春华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关于"特别处置"行动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最终确定了王敏清选择的对十世班禅大师的用毒方案。王敏清推荐周美珍承担施放毒药的任务。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七晚，胡锦涛、温家宝主持，孟宏伟、胡春华执行，周美珍对班禅大师直接实施下毒行动，十世班禅大师被中共鸩杀，于一月二十八日凌晨在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圆寂。
第八章 佛魂不灭——黑暗不会成为永恒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迫黯然交出中共总书记权杖。这意味着中国思想自由的春天即将百花凋残，不过，政治逻辑还会被历史的惯性推动，向前运行——凋残也是一种过程。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世班禅大师蒙难则意味着，中共元老寡头集团在摧残思想自由的春天的同时，又将开始实施新一轮的灭佛的罪恶。
这个政治阴谋的核心内容只有一个：从政治思想，组织体系，经济来源各个角度，全面控制西藏两个宗教领袖的转世灵童，将灵童培养成"披着僧衣的共产党人"，从而达到在精神王国控制藏人的目的，既要在灵魂意义上灭佛。
中共能够鸩杀十世班禅大师的肉身，能够让十一世班禅消失在比死亡更荒凉的黑暗中，但是，暴政却杀不死班禅大师的佛魂。班禅的佛魂就活在他开创的当代西藏佛教复兴运动和文化复兴运动中，就活在藏人从心底里发出的西藏复国的呼唤中。班禅的佛魂不死，因为，他的命运从来没有离开过西藏高原的苦难；因为，他的血是藏人最绝望的时刻，播撒在心灵深处的复国希望的种子。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藏戒严到二零零八年的全藏抗议；从著名藏学家学懂先生用藏文撰写的《开天辟地——藏区土鼠年和平革命》一书到藏区一连串发生的自焚抗议运动等，说明了班禅大师佛魂不灭。
二零一二年，薄熙来危机爆发后，薄熙来身陷囹圄，仍然向胡锦涛，温家宝挑战，对审讯人员说："你们逼我老婆承认杀人，我倒要看一看到底是哪个罪过大——是杀佛罪重，还是杀一个英国间谍罪大。"这个插曲更证明了班禅大师的佛魂不死。
第九章 西藏命运在生与死的锋刃上艰难行进——习近平说："达赖现在穷得只剩下转世灵童这个'宝贝'了。"
十世班禅大师推动当代西藏佛教复兴运动和文化复兴运动，召唤西藏复国的理想，乃是以佛的大慈悲之心，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对西藏命运的拯救。一九八九年班禅魂归佛境之后，境内藏人从未停止的反抗运动，实际上在执行十世班禅大师拯救西藏命运的遗嘱。与铁血暴政抗争，争取作自由人的权利，当然是崇高而艰难的事业：令人遗憾之处在于，境内藏人反抗运动的艰难不仅来自中共强权，而且来自一个本来不应当为境内藏人的反抗运动增加艰难的地方，即达兰萨拉。
桑东仁波切任西藏流亡政府末代总理十年。他主政时期，达兰萨拉痴迷于同中共暴政的谈判，并公开声明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宪法》框架内自治。桑东仁波切主张的这条政治道路意味着大荒谬，其大荒谬至少有以下三项。
一、桑东仁波切主张的政治道路，悖逆藏人历史上走过的艰难而光荣的自由之路。
二、桑东仁波切主张的政治道路违背现实的政治结论。
三、桑东仁波切主张的政治道路将自断境外自由西藏的命脉。
只因为如此，西藏的命运仍在生与死的刀刃上艰难行进。其实，在现象世界中，表述就是存在；没有表述就没有存在。中共引诱达兰萨拉逐步进行自我否定，比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通行证"，取消"流亡政府"，取消"总理"，进而逐步实施"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政策。因此，连身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都敢说出如此藐视的话语，即"达赖现在穷得只剩下转世灵童这个'宝贝'了。"
第十章 现代灭佛运动的罪责之源——汉人的苦难和罪责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叶至今，藏人的命运一直在重重苦难中蹒跚。同时，二十世纪成为中国文化遭受天谴的时代——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以共产党作为政治代理人，彻底摧毁了汉文化的万年历史。
汉人的文化命运悲剧进而演进成藏人命运的劫难；"共产主义幽灵"的恶咒随之降临在西藏高原之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经把灵魂出卖给"共产主义幽灵"的汉人军队，像无数只黄蚂蚁涌入西藏。如果相信人是本质在于文化的存在，那么，共产党及其军队不再是汉人，这个种族的名字就叫作"中国共产党人族"，他们是魔鬼的选民。
许多人至今仍然徘徊在历史的大困惑之中，其中包括铁幕之下英勇抗争暴政的人们。作为西方极权文化传统的现代经典表述，共产党文化为什么会主宰东亚大陆，并成为屠杀藏文化的刽子手？作为西藏苦难政治根源的中共暴政，其精神的发源地在哪里？
汉人和藏人的命运，藏汉两族都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两者都在中共暴政之下蒙受文化性亡国灭种的劫难；两者都经历过大屠杀，大逮捕，大饥饿，大迫害；两者都被剥夺了属于自由人的权利，沦为当代的政治奴隶和精神亡国奴。但是，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和文化特务极力试图让世界相信一种谎言，即西藏问题本质上是藏汉两族之间的民族矛盾。甚至某些仇恨中共的藏人也相信这种谎言。
其实，中共纵容制造这种谎言，其政治目的相当可怕，通过汉藏矛盾的假象，掩盖在西藏犯下的重重反人类罪行，进而模糊藏人反抗的焦点，撕裂汉藏的族群关系，分而治之，使汉藏两族无法形成共同抗争暴政的态势。
汉民族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但是，在一定的意义上，汉人也应当对藏人的苦难负责。汉人的相关责任主要有两项。一、是汉人知识分子群体，引狼入室，甘愿作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在东方的政治代理人，为中共暴政征服东亚大陆提供精神基础；二、 汉人老百姓在中共暴政驱使下，为虎作伥，残害藏人。
当前，藏人正让自己的生命化作一团团金色的圣火，用烈焰焚身裂骨之痛作为祭品，表述对自由的苦恋。面对如此悲怆壮丽的英雄史诗，汉民族是否会被感动？汉民族是否还有摆脱中共政治奴隶的命运，重作自由人的意志和勇气？——历史不是在等待回答，而是在逼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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