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在印度新德里国家伊斯兰大学（Jamia Millia Islamia ）和副校长纳吉布•琼格（Najeeb Jung） 先生讨论达赖喇嘛尊者的流亡生涯，交换有关西藏问题的看法和研究资料。谈话结束前，琼格先生说了一番话。他说，过去他一直以为，自从甘地逝世后，我们的内 心就变得一片黑暗，因为甘地是我们内心的光，他给我们以忍受苦难、克服人性邪恶的力量和希望，但是甘地走了，我们内心的光没有了，直到他遇见了达赖喇嘛尊 者。他说，他重新有了希望，内心变得光明。达赖喇嘛是我们内心的光。
希望来自对佛祖的信仰
在 我们这个有几十亿人口的星球上，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人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差别不大。但是，达赖喇嘛尊者的一生是个特例。他的一生不仅和其他人都不 同，而且，人生道路上的重大决定，都不是他自愿的。从青年时代开始，他流亡了半个多世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视他为敌的政府太庞大，他和他的人民太弱小， 但他从未绝望。
当他只有四岁的时候，就被带离家乡，来到遥远的圣城拉萨，从此环绕在身边的只有僧侣。他没有一般小孩那样的儿时玩伴，也没有机会像普通人一样在大街上闲逛。他从懂事起就必须接受严格的佛教学习和训练，他必须成为一个有深厚学养的高僧大德，这是命中注定，由不得他自己。
当 他十六岁的时候，藏民族遇到了最困难的时刻。中共大军压境，兵临城下，古老佛国的僧俗官员们惊恐之下甚至不再争权夺利，匆匆把他扶上王座，要他担负起一个 临难国王的重任。他并不想要这份权力，却无法推脱这份责任，这是来自护法神的决定，他必须提前"亲政"。而亲政后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是出走亚东避难， 以观险恶时局之变化。
当张经武将军绕道印度前往亚东，还在路途上的时候，年轻的达赖喇嘛已经作出 了决定，返回拉萨，尽一切可能和中国政府合作，以免生灵涂炭。此后的八年里，他访问过北京，位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访问过印度，开始观察雪域之外的世 界。这八年里，藏民族的境遇越来越困难，越来越险恶，达赖喇嘛的决策总是倾向于妥协和合作，直到1959年，在获得格西拉然巴学位后不久，达赖喇嘛被迫出 走印度，踏上流亡的道路。
这是一条心酸而艰难的路。数万藏人追随达赖喇嘛翻越喜马拉雅山，流亡湿 热的印度次大陆，不知有多少人死在异域他乡。一千多年前莲花生大师曾预言，"藏人将像蚂蚁一样流散世界"，如今他们要靠达赖喇嘛带领他们，寻找生存之地。 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年仅二十五岁的达赖喇嘛在流亡第二年说道："我的希望在于西藏人民的勇气，在于人类心中仍存有对真理和正义的爱；我的信心在于佛陀 的慈悲"。
就是秉持这样的希望和信心，达赖喇嘛尊者在半个多世纪的流亡生涯中，始终没有放弃和平 与非暴力的政治信念。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藏民族有追求独立和立国的权利，在遭到异族入侵和野蛮屠杀的时候，有权拿起武器来反抗。但是达赖喇嘛尊者 从一开始就劝告武装反抗的藏人，作为一个弱小民族，以暴制暴的反抗方式会造成更多的生命丧失，非暴力的斗争方式更符合佛教的慈悲和智慧。在木斯塘游击基地 不再能获得外界支援而很多人仍然坚持反抗时，是达赖喇嘛送去了他的录音，呼吁他们放下武器，放弃武装斗争。
几 十年来，达赖喇嘛一直在讲经。他对佛经的渊博知识，特别是对古印度佛教那烂陀学派的深刻理解，使得他成为无可争辩的佛学权威。与他一同流亡的藏传佛教各派 法王和高僧大德，都在世界各地修行和讲经。莲花生大师在公元八世纪的预言，"佛法将传入红人的国度"，正是由于达赖喇嘛的流亡而开始成为现实。达赖喇嘛一 再阐述佛教对"无常"的认识，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只要你看得更长远一点，一切都会变化，你的对手会变，你自己也会变。不管现在藏民族处于何等困难 而艰辛的境地，希望总在前面，总有一天会实现自由与和平的理想。
西藏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
达 赖喇嘛流亡生活的最初十几年，是带领流亡藏人争取生存的困难岁月。国际社会似乎认为，西藏问题已经结束，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已经不在他们的视野里。达赖喇 嘛初次访问美国是七十年代末，他已经流亡了二十年。在美国，达赖喇嘛对美国人说，西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西方世界，我们那里没有石油，那里没有什么经济利 益，但是，"西藏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达赖喇嘛说，我仰慕和钦佩美国，但不是仰慕你们的强大。美国的强大技术力量，你们强大的核武器，我并不仰慕。我仰 慕和钦佩的是美国的立国理念，是杰弗逊和林肯的原则，那就是自由和民主的原则，我仰慕和钦佩的是美国对原则的坚持。现在，面对西藏问题，"请让美国人民的 心来说话！"
从那个时候开始，达赖喇嘛领导流亡政府，一方面开展流亡社会的民主体制建设，另一方面从六百万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出发，转变"西藏问题"的政治诉求，放弃西藏独立复国，转而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统一的藏民族的真正自治。这就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方针。
这 是一次重大政治让步。作出这一决定，是基于佛教的慈悲和智慧理念。早在七十年代初期，达赖喇嘛就在寻找争取汉藏和解的积极途径，寻找达成双赢妥协的可能 性。他向流亡政府议会的领袖、噶厦政府的成员和其他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广泛征求意见，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在那时就已经形成。当1979年邓小平提出 "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的时候，达赖喇嘛尊者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反应。1988年6月6日在达兰萨拉召开为期四天的特别会议，西藏流亡社区具有广泛代表 性的官方和民间僧俗代表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采纳了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几天后，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向全世界宣布了著名的"斯特拉斯堡建议"。
从 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达赖喇嘛没有动摇和改变对中间道路的信心。随着胡耀邦、赵紫阳在政治上的失利，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又一次转向保守，西藏问题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又一次陷入僵局，多次对话毫无成果，最终中断。中国政府发起对达赖喇嘛尊者个人的恶意攻击，政治中国的中央领导人也亲自口吐恶言，诽谤 谩骂达赖喇嘛尊者。但是达赖喇嘛尊者始终善意对待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始终不改中间道路的初衷，始终不放弃寻求和解与双赢妥协。在2008年北京奥运期 间，达赖喇嘛尊者号召藏人不要抵制北京奥运。2009年后发生一系列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达赖喇嘛尊者公开表示，希望藏人爱惜生命，不要采取可能招致镇压和 伤害的激烈抗议行动。即使是在对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极端缺乏诚意深感失望的同时，达赖喇嘛也从没有表示对中国民众的失望。我在2007年后几乎每年都采访达 赖喇嘛，达赖喇嘛总是说，人是有天生良知的，他丝毫也没动摇对中国人民的信心。他相信，或早或晚，总有一天，中国人民在了解事实真相后，出于人类良知，将 会让中国政府明白，只有和解与妥协才是双赢。这一天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
正是达赖喇嘛的这种信心，鼓励着藏民族在苦难中坚持。这种信心是对佛教智慧的信仰，相信人类的道德力量超越于任何物质的力量，而西藏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西藏问题的希望在于人类的内心良知。
然 而，面对中国政府多年保守固执的西藏政策，它的强大物质力量加上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西藏问题的前景似乎越来越黯淡，藏民族的生存 处境和藏文化的长远前景，令人担忧。如果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在今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里固执不变，藏人对自身民族前景的信心从哪里来，我们对人类良知的信心 又从哪里来呢？
二十一世纪是对话的世纪
2011 年5月，达赖喇嘛在访问美国的时候，接受了一个11岁少年的提问。这个出生在新世纪开端的少年问达赖喇嘛，对于新世纪的人们，他有什么嘱咐？达赖喇嘛回答 说，新世纪应该是一个对话的世纪。作为二十世纪政治风云的过来人，达赖喇嘛告诫说，二十世纪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也制造了很多苦难、杀戮、流血，而新 世纪的人们，应该接受这个教训，让新世纪成为和平的世纪，为此，我们需要对话，需要让大家明白，任何解决方案，不仅要对自己有利，也要对别人有利，要争取 双赢，达成妥协。
这是达赖喇嘛一贯的思想，一贯的主张。早在流亡初期，达赖喇嘛接触到了前来达兰 萨拉访问的世界各大宗教的人，就开始思考和呼吁各种不同宗教和平共存、为全人类福祉共同努力。1968年，他在达兰萨拉和天主教著名修士托马斯•梅顿深谈 了三天，共同探讨东西方两大宗教中的冥想灵修传统。打坐冥想的修行方法，是藏传佛教的强项，流亡生活让来自青藏高原的年轻宗教领袖有机会看到，这一修行方 法不仅存在于东方的佛教、印度教传统中，基督教、伊斯兰教也有各自独特的冥想修行方式。
在几十年 的流亡生活中，达赖喇嘛接触了世界主要宗教传统，以谦卑、平等、和平而宽容的态度和世界各大宗教领袖们交往，互相请教。他成为南非著名领袖、另一位诺贝尔 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的密友，他也是天主教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特蕾莎修女的好友，他得到了很多伊斯兰信众的尊敬和崇拜。
在 1954年访问北京的时候，达赖喇嘛对中国的物质进步有深刻印象，看到了科学技术在改善人类生活方面的巨大作用，毛泽东注意到了达赖喇嘛的态度，在一次单 独谈话的最后告诉达赖喇嘛，宗教是一种鸦片，是一种应予以消灭的毒品。达赖喇嘛并不采信这种简单的、非黑即白的认识方法。作为藏传佛教的最高领袖，达赖喇 嘛一再指出，宗教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宗教的好坏优缺，就像政治和科学一样，全看人怎样对待、怎样使用。在历史上，宗教信仰之间的互不相容，曾经为人类制 造了很多麻烦，有很多战争与杀戮，是以宗教的名义发生的，有很多生命的丧失和人民的苦难，是由于宗教不宽容而发生的。但是，这不是宗教本身的问题，这是信 仰宗教的人的问题。达赖喇嘛一再强调，宗教之间的不同一目了然，由于这种不同而产生了冲突；但是宗教之间本质上是相同的，那就是人类互相之间的爱、宽容、 和平。但是宗教之间的这种共同性，却需要我们去寻找，去发掘。达赖喇嘛相信，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不同宗教之间不再抱持历史上唯自 己为真理的态度，而是能够找到共同的东西，达成不同宗教之间的互相尊重和共存。
达赖喇嘛尊者一生流亡，却在流亡生活中达到了这样的认识，而且不遗余力地呼吁各种不同宗教的信仰者、包括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无神论者，互相尊重和宽容，共同为全人类的和平努力。这就是达赖喇嘛尊者获得全世界尊重的原因。
在这样超越自身利益的高度上，达赖喇嘛尊者为藏民族长远处境、为藏文化的前景，思考了一条生存、复兴和重生之路。
民族生存的秘诀
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最困难的流亡初期，全世界似乎忘记了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最早涌到达兰萨拉来的西方人，是一些精神追求者，如天主教修士托马斯•默顿 等。在这些人中间，引人注目地是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数量众多的犹太青年来到达兰萨拉，其中不少出家为僧，引起了犹太宗教领袖的注意和不安。他们 从八十年代开始和前往西方国家访问的达赖喇嘛接触，想了解为什么犹太青年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达赖喇嘛非常高兴能和犹太教的拉比们交流，更想向他们学习犹太 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经验，于是邀请犹太教拉比访问达兰萨拉。
达赖喇嘛的流亡生涯，不是单个个人的流亡。十几万藏人，包括藏传佛教四大派的最高领袖和众多高僧大德，自愿离乡背井，忍受艰难困苦，追随达赖喇嘛流亡，这意味着，达赖喇嘛的流亡是藏民族的流亡，流亡藏人肩负着藏民族生存的责任。民族存亡的危机，是藏人流亡社会的思想主题。
当境内藏人处于六七十年代的困苦状态，几千座寺院几乎悉数沦为废墟的情况下，藏人们不禁担心，长此以往，流亡藏人社区能够存在多少年？如果流亡藏人社会不再存在，在中国政府的高压政策下，藏文明还能存在多少年？
事 实上，对藏文化生存危机的担忧，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就开始了。苏联和蒙古对境内藏传佛教的迫害，令十三世达赖喇嘛十分担心，发出了藏文化有面临严酷镇 压而灭绝危险的警告。这一危险在1959年以后成了现实的威胁。满文化从最强盛状态到事实上濒临灭绝，只有短短三百年。藏文化能够坚持多少年？
1990 年，应达赖喇嘛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教四大派的拉比们组成代表团，前往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尊者展开了数天紧张的对话。他们交流了一系列精神层面的深 刻议题。他们发现了探讨了犹太民族和藏民族心灵、信仰、宗教和民族性格中的相同一面，同时他们都看到了，犹太民族和藏民族命运中相似的一面。犹太人被逐出 家园后，在世界各地流浪了两千年。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被压制被限制了两千年。他们一再地被剥夺，他们几乎失去了一切。很多地方的犹太人，甚至失 去了他们原有的语言。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种文化，他们始终存在，内心始终强大。在经历了纳粹的残酷迫害后，一旦机会出现，他们迅速复国，建立了自 己的强大国家。
达赖喇嘛尊者问这些犹太拉比们，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什么是你们的秘密？
犹太拉比和达赖喇嘛详细讨论了民族生存中所遇到的多方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呈现出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图景，藏民族的生存必须在这广阔的世界图景中展开。
在 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达赖喇嘛多次说过，他有三个身份：第一、他是人类的一员，是个普通的人，具有让世界变得更和平更美好的普世责任；第二、他是一个佛教僧 侣，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具有弘扬佛法，普渡众生的宗教责任；第三、他是一个藏人，肩负着藏民族生存和复兴的民族和政治责任。这三种身份和三个 责任，处于三个层面上，而最高的层面是第一层面，即提倡普世价值，倡导普世责任的灵性的层面。藏民族生存和复兴的密码，就隐藏在这三个层面责任的互相关系 之中。
超越宗教的世俗伦理
达 赖喇嘛对科学技术始终怀有强烈的好奇心。1954年访问北京期间，他就对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物质力量留下了强烈兴趣，他认为科学技术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 藏民族不应该拒绝科学技术。但是，达赖喇嘛并不只是局限在技术和物质的角度来看待科学技术，他还看到了科学在人类认识"实在的本质"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 义。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和佛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要探索和认识"实在的本质"。
外部世界把流亡 中的达赖喇嘛看成一个政治人物的几十年，很少有人注意到，达赖喇嘛在展开他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和当代科学家对话。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达赖喇嘛就 和一些世界级的科学家建立了对话的渠道。1987年，达赖喇嘛邀请在法国巴黎大学任教的著名脑神经科学家弗朗西斯科•瓦瑞拉博士等六位科学家来到达兰萨 拉，他们在一起谈论现代科学成果和疑问，探讨佛教修行对脑神经科学的意义等一系列科学问题。从此，达赖喇嘛每年都要和科学家进行这样的对话，并为此和科学 家们一起成立了心灵与生命研究所。1989年10月5日，当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加州新港海滩，第二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在此 进行。研讨会并未因此中止。大批媒体在寻找达赖喇嘛的时候，他却在一座私人住宅里，与四位医学教授和一位哲学教授讨论"人的意识与大脑的关系"、"心灵与 大脑本质的研究方法"、"大脑结构与功能同意识之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最终指向一个根本问题：大脑科学研究是否能成为通往世界和平的一个途 径？
在1997年的心灵与生命研讨会上，五位世界级的现代物理学家和达赖喇嘛讨论量子力学和相对 论对人类理解世界的本质提出的挑战。这次研讨会上，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杜维明出席，为这些西方科学家提供了东方哲学对认识世界本质的智慧。达赖喇 嘛对首次有华人哲学家参与讨论深表欣慰和欢迎，他认为，这特别能显示，在科学和哲学层面上的交流，有利于对世界本质的理解，这种交流本身有益于人类福祉， 并且远超越于现实政治议题。
2003年9月13到14日， 心灵与生命研究所和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脑研究所联合举办第11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这届研讨会的主题是"探索思维：佛教与生物行为学的对话"。面对以青年 学生为主的听众，22位科学家与达赖喇嘛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克雷斯吉礼堂，进行了两天对话，12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还有2千人等待空位。此后，"心灵与 生命研讨会"开始作出安排，让受邀观众旁听。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在欧美一些大学的帮助下，设计了 要把科学教育引入传统寺院教育体系的计划。傳統西藏社會的教育系統都在寺院里，就像中世紀歐洲社會的教育也是在天主教的修道院里一样。1959年達賴喇嘛 出走印度后，立即把建立流亡藏人現代教育擺到了第一位，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流亡藏人社區建立了完備的中小學教育體系，流亡藏人在自己的學校里學習藏文和現 代科學知識，畢業后可以投考印度的大學，或出國留學。 但是，藏民族的主要精英人才，尤其是在境内藏区，仍然是在寺院里，寺院仍然是藏文化的核心体系。达赖喇嘛尊者看到了寺院对于藏文明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他 号召藏传佛教寺院向基督教的教会和教堂学习，号召"佛法走向民间，走向社区"，另一方面，在寺院内引入当代科学教育，使得藏传佛教能正面面对现代性，从根 本上对藏传佛教做出更新，以适应现代社会。
达赖喇嘛和不同宗教的对话，和科学家的对话，身体力行 地向藏人展现了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我们要保存我们的文明，为此，不仅要保存传统，而且更新传统。只有面对现代科学、现代社会、面对世界上的不同民族、不 同宗教、不同文明传统，藏民族有了更新自己的能力，才能够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复兴，而且，这种生存和复兴不仅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他人，有利于全人类。
在 世纪之交，达赖喇嘛出版了一本新著《新千年的伦理》，十年后，尊者又出版了一本新著《超越宗教：整个世界的伦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随着科学的进步， 出现了大量非宗教信仰的人。很多人认为，宗教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就没有了伦理的约束，变成了什么都可能干出来的人。所以很多人认 为，当代社会的道德沦丧是从宗教信仰的缺失开始的。也就是说，对大量无神论者，无法与之谈道德伦理。达赖喇嘛尊者并不这样看，他从自己和不同宗教的对话， 也和科学家的对话中看到，伦理道德的重建，应该也可以，和没有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一起进行，科学和理性可以在道德构建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他提出了当代"世 俗伦理"的概念。西方读书界立即看出，尊者的这本著作，给所有人指出了一个方向，人类有坚实的基础来分享共同的价值，普世价值属于所有人，达赖喇嘛的这本 书，证明他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宗教领袖"。
我们将在五台山等待
有 一位研究西藏问题的西方学者，谈到藏民族在上世纪后半叶所经历的灾难和痛苦时说，正是藏人的苦难遭遇，使得他们把达赖喇嘛贡献给了全人类。当达赖喇嘛尊者 从青海省家乡来到拉萨的时候，当他在布达拉宫坐床成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时候，当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不得不提前亲政的时候，当他位居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时 候，他只属于藏民族，他是六百万藏人的领袖。可是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流亡生涯后，他是一位智者，他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人类，正像纳吉布•琼格所说 的，达赖喇嘛是人类心中的光。
2008年我采访达赖喇嘛尊者的时候，尊者说，他有一个心愿，有生 之年他要到五台山朝拜，他还要在中国内地为汉人佛教徒做一次时轮金刚灌顶大法会。他相信他此生还有机会实现这个心愿。当我把尊者的这个心愿告诉青海一位老 藏人的时候，老人热泪盈眶，连连说，到那时，我一定在五台山等待，一定在五台山跪地长拜，迎接嘉瓦仁波切的到来。
我说，是的，我也会到五台山去，等待达赖喇嘛到来，等待世界真正和平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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