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7日星期六

参与: 美称打击叙利亚会阻吓朝鲜使用化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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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称打击叙利亚会阻吓朝鲜使用化武
Sep 7th 2013, 08:13

华盛顿 — 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对使用化学武器的叙利亚政权实施军事打击可以阻吓朝鲜等国家使用同类违禁武器。

美国奥巴马政府正试图说服国会支持对阿萨德政权采取有限度的军事打击,以惩罚叙利亚当局违禁对平民和反政府势力使用化学武器。

*哈格尔:朝鲜囤积大量化学武器*

国防部长哈格尔9月4号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如果叙利亚违反国际准则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不受到惩罚,朝鲜等国家今后也可能使用同类违禁武器。

哈格尔: "削弱这项国际准则可能会使其他政权更大胆地添置或使用化学武器。朝鲜就囤积了大量的化学武器,威胁到我们的条约同盟国韩国的安全,同时也威胁到部署在韩国和朝鲜边界附近的2万8千名美国士兵的安全。"

今年早些时候,朝鲜实施了第三次核试验,并扬言会使用导弹和核武器对未来美韩军演实施打击。之后,驻韩美军在韩国当地举行了应对化学武器袭击的演习,韩国当局也举行了相关的演练,为朝鲜可能发动化学武器攻击做好准备。

今年8月底,哈格尔在文莱出席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期间与韩国国防部长会面,双方讨论了朝鲜可能使用化学武器的风险以及如何作出反应。

*五角大楼:朝鲜可能与叙利亚分享化学武器和技术*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乔治•利特尔(George Little)9月5号星期四重申了打击叙利亚对阻赫朝鲜等国家使用化学武器的潜在作用。他还说,朝鲜很可能跟叙利亚分享了化学武器和技术。

利特尔:"我认为朝鲜和叙利亚在很多领域进行分享与合作。你会记得叙利亚的艾奇巴核反应堆是朝鲜帮助建造的。朝鲜和叙利亚之间的这种关系和信息交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不排除它们讨论或分享了化学武器信息的可能。"

朝鲜和叙利亚还有另外三个国家,还没有签署禁止化学武器国际公约。威胁过使用核武器的平壤当局迄今为止没有发出过使用化学武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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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廖伯康:1960年向毛泽东告状 四川饿死了1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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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伯康:1960年向毛泽东告状 四川饿死了1000万人
Sep 7th 2013, 08:19

[日期:2013-09-07] 来源:21世纪中国最佳文史精品2000-2011  作者:廖伯康 [字体: ]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60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 "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至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到1961年 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60亿斤,比1958年的420亿斤下降了38%,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却继续执 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下实行"一言堂",压制党内民主,对敢讲真话的同志打击报复。他高唱着"发扬共产主义风 格"的高调,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8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其中严重减产的1960年就外调了 68亿4千万斤,大致相当于当年产量的1/4还多。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 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信中指出: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 "大跃进"以来"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 市,活跃农村经济与此同时,中央还调派了万名干部下乡进行整风整社运动。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也下乡参加运动,并担 任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副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 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 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廖伯康到长寿渡舟公社作调查,看到的是田地荒芜,十室九空。其中的两件事情,令已经八十高龄的他,至 今心潮难平。一件事是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 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一个没有了父母亲人的孤儿用呆滞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这群从城里来的"大干部".解放不 过十来年,工作团的干部们不是刚刚走下枪林弹雨的战场,就是刚刚走出九死一生的白色恐怖,在残酷革命斗争中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他们在这个孤儿的目光 面前,却不能自已。统战部来的周怀瑾,跑到一边去失声痛哭。他是从北平大学的课堂走进革命队伍的,对于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曾经抱着十分美好的 憧憬。
 
  另一件事,是廖伯康从工作团的同志口中知道的,说的是农村的一个老头儿,亲人都饿死了,只带着一个孙女儿活着。那年月的邻居爱管"闲事", 好久没看见那孙女出来玩,就去报了案。派出所的同志到老头屋里屋外前前后后都看了一遍,确实没有孙女的影子。临出门的时候,有人随手揭起了锅盖,才发现锅 里骇然煮着一只小胳膊和一只小腿儿孙女其他的部位,都已经被她爷爷那些天"慢慢省着"吃掉了!这件事情令全县震惊,也让公安局的同志很为难,最后决定,逮 捕老头,但没有判死刑。大好河山,勤劳的人民,在解放已经十多年的"大好形势"中,在"粮食亩产超万斤"的高调下,老百姓竟然饿得吃掉了自己唯一的亲人!
 
  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 尚"把"真经"给念歪了。那些刚刚还在对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 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
 
  可是一个问题在工作团的干部们心里展开了: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而那些执行 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反而还比较"先进",死人比较少。究竟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还是上级的方针政策错了?工作团的许多干部都是早 年怀着崇高的理想参加革命的,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们不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其实,这些思考早在"大跃进"之初就有人开始了,并且 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来,虽然遭到高层的强硬压制,可依然在全党各个层面蔓延开来。
 
  上报中央的《综合简报》被扣下来了
 
  1962年1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名的"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知中明确指出:1958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 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当前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在社 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七千人大会"后,重庆市召开全委会传达会议精神。在会上,许多人对当时的四川省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家认为,四川这些年大量饿死人,与 省委提出的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大量往外调粮有直接关系。近几年四川农村生产力究竟破坏到什么程度,群众生活困难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全省这几年非正常 死亡究竟有多少人,这些情况省委是否如实向中央作了汇报,请省委给大家一个说法。有人说,近年来四川非正常死亡这么多人,省里却不敢正视现实,共产党员对 人民生命冷漠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痛心。从1958年的下半年开始,毛主席和中央就开始纠正"五风",以后又陆续作了很多讲话。对这些指示,凡是合自己口 味的,省委主要负责人就传达,不合口味的就强调四川情况特殊,拒不执行,有时甚至根本不传达。省委主要领导动不动就把一些普通问题提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 斗争的原则上去,运动不断。1960年冬开始的农村"整风整社"本来是为了纠正前些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可他却大谈阶级斗争,大搞"揭盖子",夺取政权, 不但没有制止错误,反而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61年又在全省搞了两次大逮捕、三次运动。干部在执行上级指示中犯了一点错误就斗臭、斗透、斗 垮,还要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翻老账,株连家属。1957年以前大家还敢讲话,党内上下级意见不一致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1957年以后就不同 了,省委主要领导大搞"一言堂",谁提了不同意见,就给人家扣上"党内反对派"、"反党分子"的帽子,下面的人都不敢讲真话。
 
  这次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时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任白戈作了总结,他以自己的党性向与会者作了两条保证:第一,一定把大家提出的问题如实向中央反映;第二,对提意见的同志决不打击报复。
 
  重庆全委会后,部分代表们又到成都参加四川省委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再次把意见全盘托出。廖伯康根据重庆会议上的小组发言记录,搞出了 一个《综合简报》送给任白戈,请他向省委和中央汇报。一次偶然的机会,廖伯康发现自己整理的这份《综合简报》没有用上报中央的红色刊头,用的是只限发到省 委常委(不上报也不下发)的绿色刊头。他心里一凉:重庆的《综合简报》被省里捂住了,没能上报到中央,省内也只有几个常委知道,任白戈的保证落了空。后来 才知道:省委主要负责人看了这份《综合简报》,加上重庆小组的发言,吃惊不小,便批了个"此件只发常委"。
 
  向毛主席告状
 
  由于中央"七千人会议"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的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 续。1961年,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重庆附近的江北县,副团长、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告诉廖伯康:江北县还在饿死人。也在 这个时期,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会后路过重庆时,提到涪陵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 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死人都没有人埋,只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去埋人,这些埋人的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 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1961年初,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给18个省、市团委书记写过一封信,强调要进行调查研究,如实反映情况,总结经验教训;还提 出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应做党的耳目,要说实话,做政治上、政策上的助手。当年的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 存在的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 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市团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任过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 于克书在淮海战役期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随部队南下到了重庆,廖伯康调市委办公厅之后,他担任主持工作的重庆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泽 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 "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出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一次列席重庆市 委常委会时,他悄悄对廖伯康说:"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还将信的打印稿给了廖伯康。
 
  廖伯康看完后顺手递给李止舟,说:"你看这封信写得怎样?"
 
  李止舟看后说:"没得用,毛主席收不到。"
 
  四川饿死了一千万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收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廖伯康到了北京,原在重庆团市委工作的老同事、老朋友向洛新、陈家俊夫妇请他吃饭,曾德林、罗玉清夫妇作陪。向洛新时任团中央《中国青年报》的群运部长,后任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副部长;曾德林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
 
  饭桌上很丰富,引起廖伯康无限的感慨:"在重庆要想吃到这些东西,太难了。"
 
曾德林说:"四川怎么搞的,不断有人写信来说吃不饱,浮肿病多,要求我们寄粮票回去。"
 
  廖伯康长叹了一口气说:"实际情况比你们知道的要严重得多。你们只知道城里的困难,干部家庭的困难,而真正困难的地方,饿死人的情况,你们根本就不了解。×××对中央封锁情况,许多问题中央都不知道。"
 
  廖伯康说的那些情况,引起曾德林深深的忧虑,随即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作了汇报。
 
  因为"七千人大会"后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尚未充分反映到中央,党中央便建议此次团中央全会在原定议程之前,先用三天时间让大家充分 反映各地传达贯彻"七千人大会"的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干部的情绪。在三天的小组会上,平时敢说真话的廖伯康基本上没有发言,他知道,在这样人多嘴 杂的地方说话不合适。这个情况引起了耀邦同志的注意,他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
 
  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 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在前门饭店偌大一个会议室里,只有他和廖伯康两人对谈。廖伯康努力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平静地说,胡耀邦也平静地听,默默地 记,只是不时停笔插话,说某个问题安徽有,某个问题甘肃有,某类事件河南发生过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人们都很敏感,廖伯康隐约觉得耀邦同志似乎有点为四川 那位主要领导辩护,情绪陡然低落,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 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1962午6月28日下午,廖伯康和于克书乘专车来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的一间小会议室。入座后,尚昆 同志对廖说:"听说你反映情况有顾虑,有什么顾虑啊?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找他们谈过。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么来。 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实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要处在他那个位置,我也怕。最近我还找了一位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 他,同我打太极拳,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
 
  廖伯康解释说:"我长期在城市工作,对全局的情况、尤其是农村的情况不完全了解,怕反映的情况不够全面。"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 《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 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
 
  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 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 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 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所以我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 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来很简单,但后面附有 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 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 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350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的时候,雅安地区 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 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 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偏"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 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 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 因。
 
  廖伯康问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 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 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还一贯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 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也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 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 的过失,还要做假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 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
 
  杨尚昆说:"是不是因为他是北方人,不了解南方的情况啊?"
 
  于克书在旁边插话说:"他不是北方人,是南方江西人。"
 
  廖伯康接着说:问题不在于是什么地方的人,而是走不走群众路线,有没有群众观点,听不听群众呼声的问题。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的对策却 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 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 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有的地方甚至只有17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 (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 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 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
 
  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100元钱去。"
 
  谈话进行了三个半钟头,期间杨尚昆同志不断率直地表达自己的看法:"难怪中央向四川要传达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总结报告,省委办公厅总 说还没有整理好。""问他们死了多少人,四川省民政厅报的是400万,公安部查的是800万,我这里还有个数字大约是1000万,不知四川搞的什么鬼!" 最后他问:"你们今天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依你们的看法,总起来是些什么问题?"
 
  廖伯康想了想说:"李止舟对此说过一句话: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是合乎实际的。"
 
  告别时,廖伯康对杨尚昆向志说:"今天我们反映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建议中央派人去进一步深入了解。最好是派一批四川籍的司局级干部以返乡 探亲访友名义进行暗访式调查。因为派部长一级的干部到下面要报告省公安厅,而司局级干部用不着,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以自由找人谈话。还有,"廖伯康犹豫 了一下,还是把话说了出来,"我们今天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事希望保密,万一传回四川,我们便活不出来了。"
 
  杨尚昆同志笑了笑说:"你也是办公厅主任,有人向你反映问题,你会怎么处理?"
 
  悲壮的"反党集团"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 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 见,派人去。
 
  当时杨尚昆分管组织工作,他让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中央机关司局长一级的四川籍干部中提个名单。为此安子文专门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几次部的 党组书记会议,提出了一个16人的名单交给杨尚昆同志。后来又多了一个不是四川人的萧风。萧风原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主任兼报社机关党委书记,当时刚调 到中央办公厅任财贸组组长。要求他参加的理由,是他参加过对安徽饿死人事件的"揭盖子"工作,有调查研究的经验,而且他当时的关系还在《人民日报》社,可 以用记者身份找人谈话,比较方便。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西楼会议"。这次会议是保密的,除参加者外,其他的部党组成员都不能告诉。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 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 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
 
  天有不测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 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毛泽东发表了多次讲话,将当时党内外一些干部群众要求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斗争扩大化 错误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是"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还说近年来刮"平反风"是不对的;1959年的 "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可是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却早就通过各种途径看到了于克书给毛主席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一旦风向逆转,就开始了大范围 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 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子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 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 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子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子舟 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子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更是无从说起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子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厂长。重庆团 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调往基层;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贬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平反。1993年,廖伯康从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岗位上离休。2000年10月,他开始撰写关于 此事的回忆录,这篇题为《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的文章被收入《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05年11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 正式出版。此时,"萧李廖"集团中的其他两位已经去世,中央曾介入此事的胡耀邦、杨尚昆、贺龙、刘少奇、田家英等同志也相继离去。然而,这个事件在中国当 代史上留下的印记,却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但愿人们能从中认真总结经验,让这样的悲剧不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 原载: 《21世纪中国最佳文史精品200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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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习总要打“一小撮” 露出毛左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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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要打"一小撮" 露出毛左真面目?
Sep 7th 2013, 08:16

华盛顿 — 在北京的政治观察人士引据可靠消息来源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一段没有公开报道的谈话中把敢于上网直言批评当局的公共知识分子定性为属于敌我矛盾的"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说要严肃打击。有分析指出,这一波类似当年"反右斗争"的打击网络言论自由运动是习近平主导的,为了确保"红色江山"不在他手中失传,露出了他的毛派原教旨主义的真面目。

习近平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数百名中共宣传官员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这位接掌中国党政军大权不到一年的红二代领导人要求"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

*内部讲话:严打"反动知识分子"*

习近平的上述讲话在中国各大官方媒体上做了详细报道,但是有观察人士指出,他当时在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发言时插话说的一段类似文革大批判语气的话语却没有公开发表。

资深媒体人高瑜日前在推特上披露当时习近平插了一句话说: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

美国之音记者9月5日致电高瑜求证习近平这段插话的可靠性时得知,上述习近平的插话有一个内部版本,正在一定级别的官员当中传达。高瑜表示,这段话的来源如果不可靠,她不会在网上披露。她接着指出,近期中国各地宣传部门和公安部门对网络舆论的反应完全印证了习近平所讲的要严肃打击的真实性。

*当局亮剑 公安抓人*

中共当局高调宣传习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和宣传领域的8. 19讲话精神之际,3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宣传部长纷纷表态跟进,声称要斗争、就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一时间,各地公安以制止网络谣言为名大规模抓捕曾批评或讽刺政府的知名网友和普通网民,包括涉嫌在北京一住家中嫖娼的所谓大V薛蛮子。

高瑜认为,中共当局这次亮剑实行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倡导普适价值和宪政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

她说:"讲普适价值的,讲宪政民主的,主要是对这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造谣污蔑,还有对他(习近平)往左转进行了一些批评的(人士)。"

几乎就是文化大革命那种行为,那种行动方式。而且那些批判语言都赶上反右(运动)对右派了。毛泽东写了'这是为什么?'(大字报)之后,马上把整风变成反右那种架势。

事实上,中共中央5月中旬下达到县团级的所谓"七不讲"不公开指令已经发出了清楚的信号。首先由中国学者 张雪忠在网上透露的"七不讲"内容包括:不要讲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和不要讲司法独立。当时,由于这些条条框框跟习近平本人公开宣称的一些说法相左,外界一时间不能确信这些内部指令是否反映中共新领导人的基本立场。张雪忠已经被华东政法大学停止教学任务 "下岗"。

*撩开面纱 显露峥嵘*

长期观察中国高层政治走向的评论人士陈子明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在从习近平把推崇普适价值的人定为敌我矛盾的毛式斗争方法来看,这位红二代领导人露出了毛派原教旨主义的真面目。

他说:"所以说,很多人曾经怀疑反宪政(论战)这个东西是不是背着他的,或者说是不是刘云山弄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统一嘛。都认为,他既然那么讲了,怎么又能这么讲呢。而现在很清楚了嘛,现在知道这个反宪政、反普适价值、反新闻自由、反公民社会,就是从他这儿来的嘛。"

*陈子明:网络争鸣 高层恐慌*

习近平上台后确曾说了一些"遵守宪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等貌似开明的有关政治体制的话。不过,今年5月下旬以来,中国的理论界出现了反宪政和挺宪政的激烈争论。《红旗文稿》等官方刊物成为登出反宪政文章的主要平台,人民日报(海外版)也连续发文高调批判宪政,但反宪政的主要论点遭到挺宪政学者的有力反驳,并受到众多网民的鄙视唾弃。

陈子明认为,习近平和刘云山等中共高层对庞大的中国网民群体的觉醒和传播效力深感恐慌,这使得他们不能容忍网络言论自由,也顾不得他们所坚称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他说:"他们这批人现在对于网络的形势不能容忍了,因为别的他们还能把控得好,电视台啊,报纸啊,但是网络他现在控制不住了。他着急了。 一个是他本人着急,一个是下面纷纷告急,特别是5月份和8月份这两轮媒体的反宪政攻势起来以后,遭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冷嘲热讽和反击。这出乎他们的意料,所以他们着急了。 "

*官媒反应被指文革、反右遗风*

就在8月19日习近平对中国各地宣传官员说要严肃打击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的当天,知名网友秦志晖(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等4人被警方以在网络上造谣为由逮捕。23日,网上粉丝超过一千万的网络大V薛蛮子(本名薛必群,美籍华人)在北京一私人住所中被警方以涉嫌嫖娼罪名带走,处以行政拘留。短短几天内,中国各地以网络上造谣传谣为由被抓捕的人数以千计。各大官媒纷纷登出带有明显批判性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高调播出有关大V薛蛮子涉嫌嫖娼被抓的电视报道。官方主要媒体这种"破格"处理网络大V涉嫌买春的报道方法被讥讽为"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

专栏作家高瑜表示,这些做法令人想起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和反右这些政治运动中整人和大兴"文字狱"的噩梦,而且官方媒体和宣传部长们所用的言词跟文革时期和反右运动中的大字报用语别无二致。高瑜慨叹,中国这35年的改革开放在意识形态和对待不同意见方面竟没有长进。
 
她说:"几乎就是文化大革命那种行为,那种行动方式。而且那些批判语言都赶上反右(运动)对右派了。毛泽东写了'这是为什么?'(大字报)之后,马上把整风变成反右那种架势。"

中国体制内敢言媒体《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一度对习近平新政抱有开明专制的期望。但是他经过一段时间观察,迅速由谨慎乐观转为悲观,并发出警告说"文革会再现"。
 
高瑜不久前写道,李伟东认为目前并没有形成习李体制。她指出,习要走的道路实际上是5年以前就达成的共识,既不是胡锦涛逼着他这么做,也不是江泽民逼着他这么做,也不是7个人当中刘云山裹胁他,都不是,是他的主动行动,是深思熟虑后的主动做法。

*陈子明:习打公知或比毛"引蛇出洞"后果严重*

陈子明认为,习近平把敢于表达独立见解的公知定为反动知识分子,直接动用专政工具进行抓捕的举动,出手之快超过了毛泽东反右时的引蛇出洞。

他说:"他沿袭毛泽东在1957年的宣传官员会议上讲话的那种精神,就开始给知识分子定调子,扣帽子了嘛。 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嘛。这很清楚嘛,(说)他们利用网络,不是他们不想利用别的。他只要给你定了反动知识分子,你利用网络,他也要反你。你利用媒体,他也要反你。你上街举牌,他也认为你...... 那就是形式问题。关键是他给你进行敌我定性。这个是最关键的。"

不过,这位曾被打成64黑手坐牢数年的政治观察人士表示,在当今中国,习近平打击网络言论自由、整肃公知的意图能否得到各地官员全面贯彻仍然难说。

习总严打"一小撮" 露出毛左真面目?

尽管习近平在公开发表的同一篇讲话中表示要继续深化改革,但是陈子明认为,这并非意味着习近平要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继续前行,而是参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模式打击异议人士,监控网络言论。

陈子明最近写道,"在习近平打通"前30年"和"后30年"之后,从"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这种叫嚣来看,他们所心仪的"中国模式"不是接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是接续毛泽东式的"亮剑"与"谁战胜谁"。陈子明表示,可以断言,如果让这种模式得逞,势必把中国引向新的"大跃进"和新的"文革",甚至引向新的世界大战。"

这位独立政治评论人士在微博中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的总体性社会、单位社会,政府已经没有了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掌控能力。只要民众觉悟了,又敢于起来抗争,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想要"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的人,将会失去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空间和在历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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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习近平的"反腐尚方剑"是啥铸成?
Sep 7th 2013, 08:12

习近平登大位以来,除了力图重建意识形态之外,高调反腐是其第二大业,反复表示要"老虎苍蝇一齐打",最近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上"怒拔尚方剑"成为美谈,目前,世界都等着看他如何将周永康这只大老虎关进囚笼。

但是各位看官且慢高兴,据我观察,所谓上层反腐还是未脱自江泽民拿掉陈希同的路数,即为高层权力斗争服务。至于"苍蝇"什么的是否落网,全看自个儿的运气如何。理由如下:

*老鼠集体反对猫捕鼠*

王歧山上任后,让中纪委这只捕鼠猫磨了一下爪子,即做了机构调整,对省级官员的人盯人监督进一步强化。原来中纪委是4个室管30个省市,现在变为6个室,每个室管一个大行政区,如华东、中南等大区。每个室内基本上是一个处管一个省,处内每人可分工监督一个省级官员,算是一只猫盯一只大老鼠。

但由于老鼠太多,集体力量很大,一致反对猫捕捉老鼠。有两件事情可证:

一是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的讨论已成非法。

在此先得说说世界大多数国家是怎样做的。截至2012年,世界上共有137国家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包括申报,审核,公示和追责各环节。这些国家在财产公示上做法有不同,其中近百个国家实行官员财产公示,但有些国家不公示,比如新加坡。有的国家限定了公示主体范围,比如美国只公示高级官员的财产情况,瑞典则公示全部公职人员。从效果来看,这项制度确是反腐的"杀手锏",挣扎于腐败泥潭的中国理应建立这一制度。

但奇就奇在这里。从今年开始,中国人再提官员财产公示成了一件政治上很危险的事情,不断有人因此被捕,罪名千奇百怪,有定为"非法集会"、"扰乱公共秩序"的,还有定为"寻衅滋事"的。

犹记中国"两会"旧事:直到2012年两会期间,要求为官员公示财产立法还是提案亮点。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当中,因连续多年提出要求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而成为媒体明星的就有两位,一是山东烟台大学教授王全杰,二是重庆人大代表韩德云。韩曾当选两届人大代表,连续七年提出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议案,算是破了中国人大代表提案的纪录。

也就是说,在胡锦涛时期,建立官员公示财产制度不是政府禁言内容,现在却成为言禁。今后,全国人大代表当中就算有人想提这一议案,恐怕也得先掂量掂量政治上是否安全。

二是全国住房信息系统离完成之时永远差两年。自从"房氏家族"成员曝光之后,中国人都知道抓贪腐官员不难,只要根据房产数量按图索骥就行了,而这"图"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将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联网,投入使用。据中国媒体报道,早在若干年前,住建部就着手建立40个城市 个人住房信息系统,但该系统的联网时间一再延后,据说是因为遭遇各地官员的无形抵制。2013年1月一些"房氏家族"成员曝光之后,一些地方政府加紧出台房屋信息查询规范,禁止查询房地产信息。8月中旬,国家财政部官员贾康公开透露,住房信息全国联网阻力不小,还需两年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只要官员反对,这一住房信息全国联网工程,将会长久处于未完成状态。等到完成之时,官员们可能已经将房产套现。

以上两点,充分说明中国的腐败源自制度:垄断一切资源的政治制度为官员提供了大量的寻租机会,官员之间的政治保护关系又充分保障了官员腐败而不被追究。

*中国官员可以拥有海外资产*

中国官员尤其是高阶官员的资产,不少已经存放于海外或香港等地。前几年中国商务部还专门组织过有关资本外逃的研究课题以商讨对策,但后来又无疾而终。

这方面俄罗斯已经走在前面。今年以来,俄罗斯内务部着手建立专门数据库,将存在腐败行为的内务部官员、联邦移民局官员、普通居民和公司法人列入黑名单,并于4月立法禁止国家公职人员持有海外银行账户、债券和股份。"铁腕"普京在讲话中表示,"在一个人民公仆和政治家们大谈特谈俄罗斯如何如何伟大、但同时却试图在海外置办资产的国家环境中,何谈信任?""如果一个人选择了为国家服务,他就应该准备好受到这些限制的约束。"2010年曾任下议院议长的格雷兹洛夫(Boris Gryzlov)就因拒绝公示其妻子前几年的收入来源而被指控。

对普京的铁腕风格颇有向慕之心的习近平,在这一点上却始终未曾表示过要学习普京。因此可以说,中国官员拥有海外资产在中国是安全的。

*"大老虎"全成"虎头猫身"*

按照时下公认的标准,省部级官员可列为"老虎"级别。习近平执政后审判的几只老虎,如薄熙来,以及前朝抓捕的刘志军及张曙光,其腐败数额严重缩水。形象一点比喻,只能说他们的头是老虎,身子却成了瘦猫,比许多腐败村官还小。

这里就不说薄熙来的区区2000多万腐败之数了,因为原来在打薄时海外流传的几十亿美元之说毕竟未见之于中国媒体,就说说刘志军与张曙光吧。

以下全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刘志军2011年落马,官媒称其受贿涉数10亿元人民币,疑与中国高铁招标及上海、香港多家上市公司弊案有关。2013年6月30日,刘志军案一审,认定的腐败6000多万元款项之外,据说还有374套房产;8天之后,即7月8日,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那374套房产已经不再属于刘志军受贿之列。

与刘志军案密切相关的张曙光受贿案也相应大大缩水。据中新网9月3日消息,在11年时间里,张收受和索取13家单位负责人给予的款物折合人民币4700多万元。而此前张曙光被曝在美国和瑞士有28亿美元存款,即使按照现在最低美元兑换人民币标准,也相当于人民币180亿,是4755万的300倍左右。

肥虎瘦身成了猫,恐怕只有办案者、当事人及相关上级才清楚其中关节,外人永远也没办法知道这套戏法如何玩出来的。

通过理清以上"反腐"套路,我看得很清楚,习近平手中挥舞的"尚方剑"是用不锈钢制作的,在舞台灯光照耀下闪闪发亮,但对腐败官员的杀伤力却非常有限。可以断言,出于"不反腐败要亡国"的考虑,他必须反复表示"反腐"决心;出于"反腐败要亡党"的考虑,他手中挥舞的"尚方剑"只能用不锈钢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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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台湾法务部长涉嫌关说受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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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法务部长涉嫌关说受监察
Sep 7th 2013, 08:15

台北 — 台湾法务部部长曾勇夫以及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煌,因为涉嫌接受立法院长王金平关说,将受监察院监察及行政评鉴。
 
负责调查此案的特侦组9月6号说,曾、陈二人涉嫌接受王金平关说,经清查双方无对价关系,没有刑责,全案签结。但违反行政法令部分,分别函送监察院以及送行政评鉴。
 
此案是因为最高检察署特侦组在调查前高等法院法官陈荣和涉贪案时,为追查所扣的新台币90万元(约合美金3万元),而调阅立法委员柯建铭通联纪录,发现柯与王金平的通话,希望其所涉及的全民电通案不要上诉。特侦组认为曾勇夫身为法务部长,却接受关说,允诺立法院长王金平处理特别案件,之后并回报已经完成,明显违反行政法令。因曾勇夫身为政务官,因此将函送监察院审议。陈守煌在接受当事人案件关说后,竟于承办检察官尚未收受判决书时,就以指挥监督长官的身分,"建议"检察官勿提上诉;甚至当王金平关说时,竟告知承办检察官姓名,且建请王金平向曾勇夫部长提出请托关说的要求,已违反有关法规,情节重大,将付个案评鉴。经追查,曾勇夫及陈守煌都没有与相关不明金流,认定双方无对价,无刑责,但已涉犯行政法,且依刑事诉讼法规定,事证不足以传唤曾、陈说明,全案在9月6号签结。
 
法务部长曾勇夫则表示绝对没有涉及关说案,若有则将考虑辞职负责。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对此事深感震惊与痛心,认为司法是社会对政府信任的基础,也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绝不容许政治介入司法个案关说,希望相关机关彻查到底、厘清案情。行政院长江宜桦则表示震惊,并已立即要求曾部长尽速对外公开说明。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吴秉睿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电话访问时表示,特侦组发现曾勇夫等人涉嫌不法,就应该起诉,但现在却送监察院,并不正确,而马英九总统马上表示"震惊痛心",更是打了立法院长王金平一耙。吴秉睿告诉美国之音,民进党党团认为这彰显出"马政府失控,司法恶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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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美国为什么在叙利亚问题上不批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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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在叙利亚问题上不批评中国
Sep 7th 2013, 08:14

国会 —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峰会会晤时,叙利亚问题并不是他们会谈的重点。

白宫副安全顾问本.罗德斯(Ben Rhodes)解释说,双方触及到了叙利亚问题,不过这的确不是他们讨论的重点。他说,部分原因是中国虽然不愿意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对叙利亚采取惩罚行动,不过在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上俄罗斯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但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叙利亚问题的立场不能说不重要,也非常引人关注;但人们注意到相对美国政府官员对于俄罗斯的批评,他们却避免批评中国。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指责俄罗斯胁持了联合国安理会:"即使面对这种公然违背国际准则使用化学武器的行径,俄罗斯继续阻碍联合国安理会,推卸国际责任,包括作为化学武器公约签署国的责任。"

中国也是化学武器公约的签署国。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最近就叙利亚问题举行听证,前来作证的克里国务卿等政府官员以及国会议员们也鲜少提到中国。

来自新墨西哥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尤道尔(Senator Tom Udall)在9月3号的参院听证上提到美国不应该放弃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寻求解决办法:"我们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向俄罗斯施压,我们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向中国施压。"

但是克里国务卿并没有直接批评中国的立场。

中国表示反对单边军事行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单边军事行动有悖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使叙利亚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使中东地区陷入更多的动荡。"

有美中关系专家说,美国区别对待俄罗斯与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美国认为与俄罗斯的关系很重要,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已经不是主要的关系,而美国必须与中国保持接触。

不过美国的盟友德国与英国则批评说,由于俄罗斯与中国不愿意同西方合作而削弱了联合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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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中国部分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及慕道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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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中国部分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及慕道友
Sep 7th 2013, 08:22

尊敬的美国驻华大使:

我们是一些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及慕道友,现就《圣经》在中国应当公开出版一事致信给您;因为《圣经》在中国不能公开出版,美国也负有重大责任,美国的某些教会(基督教机构)也负有重大责任。

1、圣经不能公开出版,美国的某些教会也负有重大责任,这些教会应当改变做法

据说,在80年代,美国葛培理领导的"东门国际事工"来到中国,表示提供一切费用来帮助出版《圣经》,为此"三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包揽了此事。由于美国这些教会提供了一切费用,"三自"印刷的《圣经》卖得是非常便宜,而使得所有正规出版社都没有了竞争力来出版《圣经》。可是"三自"又不去办理图书出版权,而使得《圣经》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公开出版,在书店里不能卖《圣经》,《圣经》在中国如同是非法书籍;而使得,普通的中国人(非基督徒)很难接触到《圣经》,很难购买到《圣经》。

当年,美国的这些教会应当是抱着美好的想法,希望中国人买得起《圣经》。可是,结果却是,《圣经》在中国不能公开出版,不能公开出售,如同是非法书籍。可以说,这些年来,美国和国际的这些教会(基督教机构:东门国际事工、UBS联合圣经公会等)是好事没有做到家,是好心没有做到头;甚至可以说是,好心帮了倒忙,好心办了坏事。那么美国和国际的这些教会就应当换一种方式来帮助中国人读到《圣经》;即推动《圣经》在中国的公开出版、公开出售,使《圣经》在中国不再如同是非法书籍。

只要美国和国际的这些教会(基督教机构:东门国际事工、UBS联合圣经公会等)改变原有做法;即,或者不再给"三自"提供"帮助《圣经》出版、印刷、发行、销售"的费用(这些费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帮助中国人读到《圣经》),来使得所有正规出版社都有竞争力来出版《圣经》;或者要求"三自"去办理图书出版权,并要求"三自"出版的《圣经》可以在书店里出售(三自曾承诺过要公开出版圣经)。最终来做到,《圣经》在中国可以公开出版,《圣经》在中国的书店里可以公开出售,《圣经》在中国不再如同是非法书籍。

2、我们国家应当不会有"就是不许圣经公开出版、公开出售"的法律法规

这些年来,在中国的书店里,可以买到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可以买到佛教的经典——《金刚经》、《坛经》、《心经》等,而只是单单地不可以买到基督教的经典——《圣经》。我们中国这个国家应当不会有这样的法律法规"只许在书店里出售其它宗教的经典,就是不许在书店里出售基督教的经典"。那种认为"就是因为政府有特别规定,所以《圣经》才不能公开出版",可能是一种误解。因此说,在中国,推动《圣经》的公开出版、公开出售,来使《圣经》不再如同是非法书籍,应当是可以做到的。

据,自有"三自"就在三自管理的缸瓦市教堂工作的,现在唯一能说能写健康健在的,90多岁的李克老牧师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新华书店曾计划出版、发行、经销《圣经》。可是"三自"不干,全国"三自"负责人丁光训说,《圣经》的版权属于"三自"。(没有当代注解的和合本《圣经》早就没有版权了)。后来美国的教会(东门国际事工)来到中国,表示提供一切费用来帮助出版、印刷、发行、销售《圣经》,"三自"更是独自包揽了此事,而使得在中国《圣经》不能公开出版,不能公开出售,如同是非法书籍。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三自"是用来打压基督徒的,如同当年"反右"是用来打压知识分子的;只是现在不敢再用"反右"来管理知识分子了,可是现在依旧还再用"三自"来管理基督徒。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三自"是用来打压基督徒的,"三自"不愿意公开出版《圣经》,是不奇怪的。可是"东门国际事工"、UBS联合圣经公会等却在配合着"三自"这样做,这就很奇怪了,不应当这样呀。为此,我们希望这些教会改变原有的做法,来使《圣经》在中国成为合法的书籍,能够公开出版,能够公开出售。

3、为了圣经公开出版,我们致信美驻华大使,来促使美国有关教会改变原有做法

《圣经》是全球范围内发行量最大,翻译成语言种类最多的书,也是第一本被带进太空的书。可是,在中国《圣经》却不能公开出版,在书店里不能公开出售,如同是非法书籍。从而使得人们不得不认为,在中国基督教是受到特别限制的。由于某些政府工作人员、某些公安人员是这样认为,从而使得他们可以肆意地打压基督徒。一些海内外基督徒是这样认为,他们就私下印刷、运送、发放《圣经》,这样即花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并且因为私下印刷、运送、发放《圣经》,而使得一些基督徒被抓、被打、被罚款。

美国年年都公布《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来支持宗教自由。如在2012年《报告》中写到:"……国务院、我们的驻外使团……,充分利用美国政府的各种工具,促进和保护世界各地的宗教自由。……。美国驻外使团的官员和各国政府及大小宗教团体的代表定期会晤,讨论宗教自由问题……"。为此我们这些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及慕道友致信给您,希望通过您,来向这些教会转达我们的上述要求,来推动圣经在中国的公开出版、出售。附上《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兼致美国基督教机构"东门国际事工"的一封信》。

在《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兼致美国基督教机构"东门国际事工"的一封信》中,我们谈到"由于在中国《圣经》没有公开出版,没有公开出售,不少海外肢体是一次次背着《圣经》坐飞机来到中国,据说用烂的皮箱子已经推满了好些屋子;一些国内肢体是偷偷地印《圣经》,送《圣经》,为此一些肢体被抓"。想想这些主内肢体,我们实在是应当推动《圣经》的公开出版、公开出售。我想,作为主内肢体,您一定会理解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美国和国际的有关教会(基督教机构)也会理解我们的,来改变他们原有做法的!

(各位主内肢体及慕道友朋友:我是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的徐永海弟兄,为了推动《圣经》的公开出版、公开出售,不再如同是非法书籍,我写了这封公开信,望大家继续参与联名。

对所有人来说,《圣经》公开出版、公开出售都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对中国政府来说,可以消除人们对它的误解;对美国政府来说,可以表明它对宗教自由的真支持;对中国基督徒是大好的信息;对"三自"来说,也是它在兑现承诺——在美国做圣经展时,三自曾许诺过,将公开出版《圣经》。为此,我们这封公开信,从一开始就是公开进行。

1、从公开信的第一稿开始,就公开进行,在此公开邀请主内肢体及慕道友朋友参与联名。2、虽然这是这封公开信的第若干稿,但依旧还不成熟,在此请求主内肢体及慕道友朋友帮助修改。3、参与联名和提供修改建议,请电子邮件给我,或者电话、短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xuyonghai2@gmail.com,我的电话:18600229405)

2013年8月1日


联名人:

  1、徐永海,xuyonghai2@gmail.com,18600229405
  2、高洪明,13522267658
  3、张文和,13426474589
  4、叶国柱,13522392189
  5、康素萍,13146905550
  6、王玉琴,15001165132
  7、杨秋雨,13126866612
  8、郭清华,15810916791
  9、齐志勇,13601018964
10、沈中厚,15801539369
11、杨    靖,13121137503
12、刘    枫,18600112967
13、鞠鸿怡,13693585639
14、严正学,13120003671
15、林大刚,(严正学代签、代转)
16、王    玲,15201472645,
17、王清敏,13070197261
18、董继勤,13240287061
19、叶国强,13611075281
20、王    森,13551425005
21、倪玉兰,(董继勤代签)
22、华神清,18917846270,(上海,2012.3.19.在上海总领事葛端风的府邸,有幸骆家辉大使与我们八位弟兄相聚并共进晚餐)
23、查建国,13661195761
24、李向阳,13655494031;
25、孙    梅,13869932663
26、刘凤钢,15510598557
27、于艳华,18010025016
(望肢体们、朋友们参与联名吗,xuyonghai2@gmail.com

附录:

为了信仰我们寄出了致美国大使的信

(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

徐永海


《圣经》在中国不能公开出版,不能公开出售,《圣经》在中国如同是非法出版书籍,中国的"三自"负有重大责任,同时美国的某些教会也负有重大责任。为此我们写了《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兼致美国基督教机构"东门国际事工"的一封信》,并写了《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现已有27人联名。

现我们已经将这封致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先生的信,通过传统信件的方式,通过邮局的方式,邮寄出去了。在寄信前,我们一些参与联名的主内肢体还合了影。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这封信,极大的可能是,寄不到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先生手里,但是我们依旧寄出了这封信。

为此,在这里,为了《圣经》在中国能够公开出版、公开出售,不再如同是非法书籍,我们请求热心的主内肢体们、热心的朋友帮助我们,来将我们这封信的电子信件转交到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先生手里,在此我们表示万分感谢。为此,我们还将继续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前,去默默祈祷,来求主引导。
 

徐永海,住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新风南里10号楼6门501室,邮政编码:100088,电话:86-10-82082198,18600229405,电子邮件:xuyonghai2@gmail.com。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3期   2013年9月6日—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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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专访美人权事务高官:关切中国压制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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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美人权事务高官:关切中国压制言论自由
Sep 7th 2013, 08:17

华盛顿 — 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乌兹拉•泽雅(Uzra Zeya)星期五(9月6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她说,中国官员加强对人权活动人士的家属、朋友、辩护律师的压制与骚扰,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这显示中国对和平表达言论的容忍度降低。

专访美人权事务高官:关切中国压制言论自由

近几个月来中国逮捕一些著名活动人士,并且似乎发动全国扫荡散播谣言运动,此举被批评为对因特网与言论自由的前所未有攻击。

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乌兹拉•泽雅说,这是一个令美国关切的趋势。她说:"我们当然非常关切,我们观察到这种趋势:中国加强对和平表达言论的人权活动人士、律师、与公民的压制,包括许志永、郭飞雄等人的案例,再再说明中国政府对和平表达言论的异议人士的容忍度降低。"

美中在七月底举行人权对话之后,将在11月举行美中法理专家对话。美国官员说,中国地方官员对维权律师进行骚扰,预计成为讨论议题之一。

新闻报道指出,一些中国维权律师在办案时遭到警察恐吓或者殴打,例如北京律师李方平。此外,有消息说,活动人士郭飞雄的法律后援团召集人、杭州律师王成星期五被当局抓走。

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乌兹拉•泽雅说,压制维权律师,并不符合国际规范。

她说:"当然。这是令人担忧的趋势,不仅是对美国政府,对国际社会以及中国人民来说也都是一样。对希望改进社会、寻求和平改变的维权律师和一般公民进行骚扰,令人关切。这种打压并不符合中国的国际义务,许多时候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内法律。"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根据白宫新闻稿,美中元首讨论了叙利亚、朝鲜、全球经济、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议题,其中并不包括人权问题。

相较于其他议题,美国在推动人权议题上对中国有什么筹码?对此,代理助理国务卿泽雅表示,人权是美中交往的重要议题之一,并不能因为它是一个困难的议题就不谈,不能说它是限于一年一次的对话,美中对于人权问题的讨论持续进行,双方对此的讨论不见得是谈判,而是持续的交往与对话。

在美中7月31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的第18次人权对话中,中方强调,中国的人权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民享受的各项权利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是个法治国家,各项权利和自由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行使。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对有关违法犯罪人员做出相应处罚,行政部门无权干涉。中方反对美方利用
个案干涉中国司法内政,希望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停止纠缠个案的作法。

7月30到31日,美中第18轮人权对话在昆明举行,美方由泽雅代理助卿率领,中方由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和会议司司长李军华率领。美方代表团还包括来自白宫、国家安全幕僚、法务部、环境保护署以及国务院的代表。双方在对话中讨论法制、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劳工权利、少数民族权利和其他人权问题。美国代表团之后访问北京,与官员和民间社会代表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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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何清涟:刑事罪取代政治罪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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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刑事罪取代政治罪的玄机
Sep 7th 2013, 08:25

由于政治犯标识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落后,中国政府一直想方设法从形式上清除"政治犯"的痕迹。近两年以来,以前用于异议人士的三大罪名,即"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阴谋颠覆政府罪"渐渐弃而不用,以今年相继入狱的几十名异见人士为例,没有一例是因为政治罪名入狱。

政治犯都成了刑事犯

据"人权观察"最近发布的消息,从今年2月开始,中国当局拘留了55位维权人士、监禁了多名网上意见领袖。但据我观察,这些人士当中,至今没有一位是因政治罪名入狱,所有温和的政治活动人士都被当局扣上刑事犯罪的罪名。

以与政治无关的3·31事件为例。今年3月31日下午,北京的袁冬、张宝成、马新立和侯欣等四人在西单文化广场先后拉出几条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本来,官员公示财产是许多民主国家的通例,这几位人士无非是希望中国能够仿效这一通例而已,其中最"激进"的一条无非是"要求七常委率先公布财产和国籍",但是,这四位人士被警方以"非法集会"罪拘押。

紧接着是摄影记者杜斌被拘。他的罪名一变再变,传唤时是"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刑拘时变成"涉嫌寻衅滋事",但被讯问时,问的却是在港台出书的事。杜斌出版过的书籍甚多,今年的新作是揭露辽宁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及在香港出版的《天安门屠杀》一书。7月16日,发起"新公民运动"的许志永被北京市警方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正式刑拘,此前据说已有15名"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被拘或被捕。8月8日,曾经被诬入狱的郭飞雄被当局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

上述人士的"罪"源于政治,事实易辨,倒也无法对当事人污名化。但有些微博大V,被拘捕之时正逢北京当局整治微博,但因被抓时身处风月场所,自辨余地不大,国际组织想声援都难以找到理由,只好作罢。

必须说明的是,"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是江泽民时代发明的打击政治犯与良心犯的方式,我曾在《江泽民的政治遗产: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http://heqinglian.net/2013/09/04/jiangzemin-politics/)一文里非常详细地阐述了这一方式的由来及采用这一方式的政治背景。只是这招过于阴毒,官方从不公开承认,但却不断将这一政治遗产"发扬光大",直至今天这一非常无耻的地步。

北京为何要避用政治罪名

对于政府来说,以刑事罪取代政治罪的好处很多,显而易见的好处如下:

首先,整治政治犯时更加得心应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采用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罪"、"危害国家安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等罪名整治政治反对者。最初,国际社会还很认真地去考察哪些资料属于国家机密,花了很大的精力想弄明白什么人通过什么方式持有才不算犯法。但到后来总算弄清真相,这几个罪名只是用来代替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罪"的政治罪,什么是"国家机密"并不重要,因为当局可以视需要临时加密,可以随意改变文件密级,被诬陷对象往往百口莫辩。随着国际社会将这三大罪名视为政治罪批评裁量,加上国内经济形势变化,来自社会底层的维权人士增多,这些人也无从接触所谓"国家机密",当然更谈不上"危害国家安全",于是中国当局采取更加灵活机动的方式,寻找缝隙,对那些兴办公司及各种机构的,动辄加以逃税与偷漏税罪名;喜好流连风月场所的,则张网以待;与以上数项全沾不上边的,则冠以"扰乱公共秩序"等各种罪名。

我查了一下"扰乱公共秩序罪",发现这项罪名涵盖范围极广,可以套到政治反对人士、维权人士头上的罪名至少有十几项:因为征地、拆迁、保护环境发动维权,可以说你"煽动群众暴力抗拒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将国内口口相传的政治小道消息传播至境外,可以说你"非法散布国家绝密、机密";发生某类大事件时,想邀约几个同道展示一下自己的政治态度,既可以说你"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还可以说你"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如果想与前来"执法"的警察说理,则会加上一条"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也就是说,时下中国,民众几乎动辄得咎,为民众密织的法网随时张网以待,任意释法更使人无法逃遁。

其次,刑事罪可以矮化甚至污名化政治反对者。支持政治反对者斗争下去的勇气来自于他们对自身人格的肯定,用非政治化的刑事罪名,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可以成功地矮化甚至污名化反对者,降低他们积累不易的社会声誉。

第三,中国政府可以大言不惭地在国际社会宣称"中国没有政治犯",粉饰门面。这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并非小事,因为在国际社会,政治犯的有无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最好注脚,现阶段,政治犯、良心犯只存在于专制独裁国家之中,中国政府想成为世界领导者,需要尽力将"独裁专制"的特质掩藏起来。

中国政府在人权理念的颠倒错乱

世界发展到今天,人权理念已进入第三代。第一代是公民政治权利,第二代是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的内容正在扩充,社会保障权、食物权、健康权、最低生活保障权、生存权、住房权、用水和卫生设施权、受教育权等不断被囊括进来。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国家,在公开场合都得承认,一国政府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该谋求人权的发展与进步。

一个国家只要存在政治犯与良心犯,就标志着这个国度在政治上高度不自由,这个国家的国民还未获得最基本的人权,即公民的政治权利。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及选举权等为主要内容的公民政治权利恰好是保障第二代人权与第三代人权的出发点。中国政府不肯承认第一代人权,是为了保证中共的执政权长久传递下去,愿意承认第二代人权当中的一部分以及第三代人权,则是出于政治合法性考虑。这样做的结果是将垄断权力与资源的政府变成了高高在上的权利恩赐者,这完全是对人权理念的颠倒错乱。

因此,必须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将政治犯变成刑事犯的做法,这是促使中国政府还权于民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2期   2013年8月23日—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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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廖亦武:从纽约到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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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从纽约到哈佛
Sep 7th 2013, 08:22

廖亦武:从纽约到哈佛

2011年9∙11前夜,我从柏林飞抵纽约,入关的旅客排成长龙,安全检查极其严格,大伙儿都花了3个小时以上,来进入这座超级堡垒。

在荷枪实弹的大兵中穿行,我想:"这就是曾经超级自由的美国?"我的脑海里涌出惠特曼的诗句:"无论你是谁,地球为了你而有陆有水,太阳为了你而悬挂在天上,船舶在海上航行首先是为了你。"

接着,我在翻译黄文的引领下,入住曼哈顿时代广场旁边的酒店。太阳已经沉没了,在高楼的森林中,我的头顶交替闪烁着"五粮液"和"新华通讯社"的广告——也就是中国名气最大的传统白酒和间谍机构的广告。

恐怖头目拉登被歼灭了。9∙11当天,在美国笔会主持下,我登陆美国的首场活动如期举行。曾被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悬赏500万美金追杀的拉什迪出席并致辞,他笑容可掬,看不出那颗头值多少钱。我朗读了《大屠杀》——这首写于1989年六四的长诗,让我坠入地狱:"权力永远会胜利,屠杀在三个世界进行。"

共产党用子弹射死全体中国人对政治改革的热望,又将大伙儿的灵魂卖给金钱至上的魔鬼。中国经济就这样腾飞了。而经济衰退的西方,在已成定局的全球化中,似乎各国都需要垃圾成堆的中国市场,于是独裁和人权理所当然被忽略。我记录监狱黑幕的《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显得不合时宜。奥威尔的《1984》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就更加遥远了。

我要感谢经纪人伯恩施坦、作家菲利浦和拉什迪、美国笔会和刊登《逃离中国》的《纽约时报》,因为他们让我从乱糟糟的庞大纽约仰望到十分清晰的理想光亮。我期待着下一站哈佛,我是怀着朝圣之心从新泽西坐火车去哈佛的。抵达第一天我参观校园,导游指点着某某街道,如数家珍地告诉我,某某、某某某影响人类进程的思想家、文学家曾经在此起居。可我还无意间知道,中共高官习近平和薄熙来,如今一个台上一个台下,子女都在哈佛深造,薄熙来的儿子还僱佣了两个美国保镖。此外,中国还有多少有权有势的家族子女就读哈佛,哈佛通过这些子女,从独裁者的手里得到过多少利益,却是个谁也无法追究的谜。

难怪,哈佛资深汉学教授傅高义,出版了上千页的《邓小平改变中国》,傅高义说:"邓小平可能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在当时情况下,这一决策(指开枪杀人)也许是对的……"

我在哈佛费正清汉学中心朗读了《大屠杀》,接着和9个教授一块吃饭喝酒,却不知道多少教授持有和傅高义相似的"以大屠杀换取社会稳定和经济腾飞"的看法;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和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也是这种看法。所以我说,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人都可以去中南海领取高额退休金。

经过教授们投票表决,我在哈佛大学的现场演讲和《大屠杀》朗诵,被禁止在哈佛网站出现——因为这会削弱中美学术交流和学者互访——哈佛著名的燕京学社是加强这种交流和互访的。

今年春夏之交,在中美政府、民间交流和互访成为家常便饭之际,泄密者斯诺登先逃香港,后逃莫斯科,掀起价值溷乱的巨澜。于是奥威尔的《1984》和我的《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都先后成为"警世"热门书。在一篇接一篇的相关英文书评中我揣测:年轻的斯诺登对中俄两国独裁政治的好感,是不是也源于《邓小平改变中国》这类学术权威书籍?

2013年8月27日于柏林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3期   2013年9月6日—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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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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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Sep 7th 2013, 06:59

    今年"六四",海外一群中国民运人士在美国旧金山宣布"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紧接着开展筹备工作,至今已经三个月。复校筹委会召集人方政对记者表示,三个月来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学校总体架构方案已制定完成,学术委员会自建立后召开了十次会议,网络教学平台正由专业人士构建,明年"六四"前部分课程便可进行测试性教学。
   
    记者从获得的一张"天安门民主大学"总体架构图看到:"天安门民主大学"将在校董会下,设"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校委会下属教务组、联络组、技术组、财务组和青年部,学校还设有图书馆、出版社、各地交流点、入门网站、教学网站,分属校委会下属各组与学术委员会管理,或者交叉管理。总体架构方案,送交校董会审批后正式实行。这张图也表明,"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筹备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
   
    复校筹委会召集人方政对记者表示,"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筹备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是学术委员会的运作,已召开十次会议,讨论教学方向,遴选课程和教师。他说:"目前我们已经有十位有资历、学有所转、学有所长、而且有热心为'天安门民主大学'做贡献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组成学术委员会,他们中也有人同时承担学校的部分教学课程。"
   
    复校后的"天安门民主大学"是网络大学。方政表示,构建网络教学平台也是复校筹备工作的重要方面,他说:"因为我们是网络大学,怎样能够让大家更好的把握运用,让学生容易学,让学者的讲课便于传播,这样的网络平台我们正在与专业人士合作构建。"
   
    "天安门民主大学"成立于89"六四"前夕,开学不到十个小时,便在"六四"镇压中被迫停课。时隔24年,"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成为当前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令千万人关注的重要事件。
   
    方政表示,照目前筹备工作的进度来看,明年纪念"六四"25周年的日子举行"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将不成问题。三个月来,复校筹委会收到一些学者要求参与教学工作的申请,收到海内外许多青年要求为大学当义工的申请,这都给筹委会成员以极大鼓舞。
   
    方政表示,复校筹备工作还剩下九个月,日前筹委会已经制定了一个未来九个月的工作进程表,将每项工作完成的时间落实到每一位负责人身上。方政表示:明年"六四"25周年纪念日到来前的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天安门民主大学"便将开始招生,并进行部分课程的测试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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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汉藏和谈小组会议召开流亡藏人向二十国峰会表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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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和谈小组会议召开流亡藏人向二十国峰会表诉求
Sep 7th 2013, 07:45

汉藏和谈筹备小组第二十六次会议于星期四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主要讨论如何通过"中间道路"真正解决西藏问题;此外,印度达兰萨拉的五个非官方组织星期三联合展开活动,呼吁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世界领导人谈及西藏当前紧张局势。

汉藏和谈筹备小组第二十六次会议于星期四(9月5日)下午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会议厅召开,本次为期三天的会议由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主持。

汉藏和谈筹备小组成员、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星期四晚向本台介绍了该会议的内容:"这次汉藏和谈小组这个会议新的一个内容就是主要增加了几个新的成员,现在已有20多个人一起参加。会议主要是怎样促进汉藏和谈的达成、现在的现状与未来的分析、以及怎样通过'中间道路'真正解决西藏问题。"

有关汉藏和谈筹备小组的新成员方面,达瓦才仁说:"因为桑东仁波切以前是首席部长,他当然是主持者,但是他卸任以后就没有参与有关汉藏和谈小组的会议,这次司政就特别任命他为汉藏和谈小组的成员之一。另外有前驻美国的代表、现为美国纽约西藏基金会的副主管洛桑念扎,还有美国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管帕巴次仁,以及来自欧洲的前议员索南次仁。"

达瓦才仁表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对恢复汉藏和谈充满信心。"我们希望汉藏和谈能够真正实现,我们为此会全力以赴,司政在这方面有非常大的信心。他相信西藏问题只能通过和谈解决,而且通过和谈解决,不管是对中国、对西藏、或者对双方的民族都是双赢的这样一个唯一的解决之道,所以说,司政对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还是充满信心,当然也为了促成汉藏和谈的实现而做出努力。"

此外,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星期四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席此次为期两天的峰会。

设立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前政治组织"九•十•三运动"、西藏民主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共五个非官方组织星期三在当地西藏儿童村日校联合展开活动,向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G20)的世界领导人表达诉求,呼吁共同声援西藏,敦促中国政府改变现行失败的对藏政策。

活动人士戴上面具扮成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以行动剧表演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递交请愿信,呼吁参加本次峰会的世界领导人提及西藏当前紧张局势,并向习近平施加压力,积极促成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

西藏妇女会会长扎西卓玛在请愿活动上宣读了五个非官方组织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武力统治西藏至今的六十年里,以各种残暴手段对待敢于发声的藏人,严重侵犯藏人的基本人权,对此严正呼吁在本月5号和6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提及西藏问题。"

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晋美在请愿活动上促请与会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紧急关注西藏严峻局势。

他说:"针对中国政府在藏区实施的强硬政策,境内藏人一直不断地展开着各种和平示威、自焚抗议等活动,为的是保护西藏传统的文化,以及对当局的治藏政策表达不满,因此呼吁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将人权问题放在经济利益之上,紧急关注西藏恶劣严峻的局势,共同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改变错误的对藏政策。"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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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维权律师李方平向临沂督察投诉施暴恶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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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律师李方平向临沂督察投诉施暴恶警
Sep 7th 2013, 07:49

(维权网信息员方芳报道)9月5日,维权律师李方平和被刑事拘留的临沂冤民杨海龙的妻子阎敏一起到临沂市公安局督察队,投诉兰山分局刑警队恶警江雨(音)惨无人道地暴力殴打他们的违法行为。负责接待的警官对他们的投诉没有做正式笔录,也没有告知他们何时启动调查,何时有调查结果,没有给他们出具投诉受理的程序回执。
   
9月4日下午,来自北京的李方平、江天勇两位律师受临沂冤民杨海龙妻子阎敏的委托,为杨海龙涉嫌"窝藏罪"被刑拘一案做代理。

李方平律师等一行人在前往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刑警队递交律师手续时,兰山公安分局刑警三中队的刑警江雨突然动手打李律师,江雨抓住李方平律师的胳膊,右膝盖猛顶李律裆部,李律师立即痛的弯下腰,左胳膊被扭伤。
   
据了解,刑警江雨个人品行极差,平常办案对待嫌疑人是张口就骂,抬手就打,而且出手歹毒,语言极其污秽、下流。
 
据阎敏陈述:8月27日,临沂兰山刑警队近30人荷枪实弹搜查他们家时,这个恶警江雨就把她喊到一边,在三中队杨队长面前出手就给怀抱3岁孩子的她一记耳光,当即打的她嘴角流血,还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辱骂她。

9月5日早上,李方平律师和杨海龙妻子阎敏一起到临沂市公安局督察队投诉打人恶警江雨。他们把江雨两次施暴出手伤人的情况据实陈述了一遍,负责接待他们的孙警官简略记录了一下。对李方平律师提出的希望他拍下伤痕和(被扯)坏的衣服的要求,孙警官以"没有照相器具"为由予以回绝。最终也没有告知他们何时启动调查,何时有调查结果,没有给他们出具此次投诉受理的程序回执。

当天中午,李方平律师离开临沂,近期他还会再来临沂到看守所会见杨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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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湖南邵阳民主维权人士杨盛因发贴被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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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邵阳民主维权人士杨盛因发贴被拘留
Sep 7th 2013, 07:50

(维权网信息员冯义报道)今天(9月6日),本网信息员获悉,湖南邵阳民主维权人士杨盛因在网络上发了一副对联而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8天。

据邵阳知情民主维权人士刘少华反映,昨天(9月5日)晚上,邵阳民主维权人士、八九民主运动参与者杨盛在家中被邵阳市国保抓走。据国保跟他家人说,是因杨盛在网络发布不良信息。随后杨盛被警方行政拘留8天。现在杨盛被关押在邵阳市大祥区拘留所中。

据了解,杨盛因为日前在网络上发了一副对联:"子骑父作马,父愿子成龙,梦想实现;君要民维稳,民欲君宪政,倒车学贼"。结果邵阳网警监控到后,由当地国保对杨盛采取打击措施。

杨盛今年50岁,湖南邵阳人,1989年爱国民主运动期间,他参与了邵阳工自联,后来因此被当局关押半年。出狱后,杨盛一直致力于推进中国民主进程,也因此经常受到邵阳当地警方骚扰。这次仅仅因为发了简单的帖子,就被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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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电脑工程师胡俊雄被警方抓走并遭到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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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工程师胡俊雄被警方抓走并遭到殴打
Sep 7th 2013, 07:51

(维权网信息员东建报道)9月6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湖北籍电脑工程师、维权人士胡俊雄在北京白纸坊帮助访民修电脑,在出门时被警察带走并遭到殴打,目前被关押在久敬庄黑监狱。

据胡俊雄在电话中说,修完电脑后刚一出门,发现从停在旁边的两辆车上冲下来4、5个人,其中有一人身穿警服,欲强行带走胡俊雄时,他要求警察出示身份证件,被一名便衣先称是警察后又称自己是流氓的人殴打,一行人将胡俊雄押上民用牌照的汽车后,送往久敬庄黑监狱关押。

胡俊雄被殴打后,肚子疼痛吃不下东西,同时心脏也感到很难受。胡俊雄说,他被关到久敬庄已有两个小时,久敬庄还有其他被关押的访民。

胡俊雄一直帮助各地访民免费维修电脑,并义务进行电脑知识培训讲课,深得访民的信任和尊敬。曾因此多次被警察传唤,查抄电脑。

本网将会继续关注胡俊雄的人身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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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传中纪委官员到唐山迁西,维权与维稳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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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中纪委官员到唐山迁西,维权与维稳水火不容
Sep 7th 2013, 07:54

(2013/9/6)权利运动发布:
昨天在河北唐山迁西迁西县的迁西宾馆,人们发现进进出出的都是河北省省委省政府干部的车辆,并有北京来的记者。一条消息在迁西县炸开了锅:中纪委的钦差大臣来了。


没有网络大V发博传"谣",也没有喉舌新华社辟谣,今天小小迁西县的迁西宾馆门口突然出现大批冤民。医疗事故受害者韩淑芳的丈夫郝胜前说:大概有200多访民聚集宾馆,与自己一样要见中纪委领导,反映自己的冤情,但宾馆门更多的是警察,他们驱赶与殴打访民。而只见到宾馆大厅里纪委信访箱、却不见钦差大臣的访民情绪激动,甚至有人喝药……


迁西县东荒峪镇桃木峪村的韩淑芳,于2009年4月6日在迁西县医院做剖腹产手术,由于医生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在手术后第三天给予输入头孢匹胺,导致正在韩淑芳胰岛系统遭到摧毁,必须长期依靠注射激素生存。发生医疗事故后,迁西县医院篡改原始诊疗记录。


医疗事故发生后,法院以"没有规定输入头孢匹胺必须做试验"为由,驳回了韩淑芳要求迁西县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57、58条件的规定,在诊疗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与篡改原始诊疗记录的迁西县医院,必须对受害者韩淑芳医疗事故的承担赔偿责任。


人民法院拒绝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韩淑芳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信访和钦差大臣的身上。但,在连独立公正司法都不具有的地方,中纪委这样的"钦差大臣"能靠得住吗?


韩淑芳电话:13739891816。
此信息由权利运动公民权利项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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