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6：经济领域实施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势必否定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前提和动力机制
马克思主义一向强调，"消灭剥削"不仅是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而且要通过经济结构改造的制度化形式兑现之。没有必要怀疑中国共产党人追求这样一个目标的真诚性。然历史的残酷恰恰在于：当"人民共和国"的当权者高举"正义"的利剑把一切"剥削阶级"斩草除根时，它也势必动摇乃至连根拔掉中国尚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及其产权制度根基，从根本上否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结果，不但阻断了制度现代化意义上经济结构的现代转型，而且为经济衰败埋下致命的伏笔。
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数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机制本身的合理性问题。从逻辑上讲，"计划经济"与锻造"共产主义新人"的乌托邦目标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性：计划经济不仅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高级历史形式，而且是超越劳动的"自发性"和"异化"状态，使劳动走向"自由"（在这个词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意义上）的必要的制度桥梁。斯大林主义及其传人曾通过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刺激"的合理性，打断过（至少是动摇过）两者之间的联系。倒是毛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他们自己的理解方式和实践方式恢复了这种联系。在技术意义上，中国的"计划经济"是粗陋的（远没有苏联的计划体制精致和完善）；但在社会意义上，中国的经济制度却发挥着重要的"思想"职能，它必须服务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服务于"共产主义新人"的造就和培养。文革中"要斗私批修"之类的口号典型表达了毛式"共产主义新人"的驯化逻辑。
然而，经济行为之利益动机的被否定，经济发展之内在动力的被抑制，势必在经济的长期演变趋势中显示出后果，导致短缺经济时代的到来。"精神"的高扬是不可能长期建立在"物质"匮乏的基础上的。当专制体制压抑了人们的谋利冲动，甚至压抑了人们的正常需求，把它挤压到一个可怜的、微不足道的角落时，历史已经积聚了足够的反弹力，待时机成熟时，让"物质"重新翻转过来，以十倍、百倍的疯狂去彻底地颠覆"精神"。事实上，这个逻辑已经在文革结束后不足30年内中国迅速衍生出的金钱社会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7：国家对经济资源、经济信息、经济开发手段的全方位垄断，乃是党专制卓有成效的社会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社会控制角度看，国家对经济资源、经济信息、经济开发手段的全方位垄断，既是极权主义社会运行的前提，又是党专制卓有成效的社会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城乡分立的户籍制度、实施对有限资源的集中管理，本来生发于基于中国自身条件的工业化积累的现实需要；但在党专制语境内，这些制度安排迅速具有了社会控制方面的结构意义。与此相应的是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身份"系列：城乡居民身份系列（拥有一个"城市户口"就意味着获得了一份口粮供应和一份在城市就业的机会；没有"城市户口"则意味着农民永远不可能走出乡村）；城市中"干部"与"工人"身份系列（"党"制定了详细的人事管理和劳动管理制度以实施对二者的不同管理）；企业中的"所有制"身份系列（"社会主义改造"以前有"国营""私营"之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有"全民""集体"之分）。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系列并不是由管理需要引出的，而是党的理念的直接结果，那就是"阶级"身份系列。在党专制语境内，"阶级出身"对一个人来说具有莫大的意义。"苦大仇深、根红苗壮"可能带来招工、上学、入党、提干方面的一系列好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则除了遭受政治上的歧视外，还会遇到实际生活中的诸多困难，甚至生存威胁。"阶级身份"以及与此相应的株连政策导致的国民待遇的不平等，曾经给亿万公民造成极其惨重的伤害，但这并没有否定作为控制手段，它给统治者带来的"好处"和组织效能。
与控制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单位制"。"单位制"综合了战争年代"供给制"的经验和建国以后新政权的需求，而成为共产党的一大发明。党借助一个一个的"单位"（它可以是一个政府机构，也可以是一家工厂，一所学校、一家报社、一个文艺团体，乃至一个体育训练机构）一方面实施有限资源的配给，另一方面又把每一个人（及其家庭）紧紧地固着于这个精心安排的体系内。个人的生老病死，"单位"全要管；个人的"政治表现"，"单位"也要负全责。其实，"单位"只是党专制这张巨大的网上的一个网结，是党专制这部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个人对"单位"的高度依赖，乃是个人对"党"、对"国家"高度依赖的现实体现。正是在这种依附关系中，个人在"享受"党提供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同时，亦必然付出丧失自主选择权利和独立权利的巨大代价。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8：高度的意识形态垄断、独断与强有力的思想控制，体现了专制主义政体的必然要求
意识形态意味着理论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理论（无论它原来具有多么"科学"的乃至"批判"的品格）都将成为权力的奴仆和论证权力合法性的工具。意识形态必定是垄断性、独断性的，垄断性指不允许自由的思想表达空间的存在，独断性则意味着唯有与权力结合的意识形态才享有"真理"的美名。
当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领袖宣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被尊奉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时，它自然也难逃自身的工具化命运。"工具化"在这里首先指必须按照"党"的需要解释马克思主义。党的领袖将拥有意识形态的最高解释权和唯一发展权。这样，不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被强行逐出思想市场，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同理解（更不用说批评）亦都将成为非法的。
"舆论一律"是为了强化思想控制。这里首先被扫荡的，是那些具有独立见解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新闻、出版、教育机构在党专制语境内都是实施思想控制的制度化设施。它们将根据"党"的需要诠释历史和现实，甚至在必要时制造"新闻"，制造"党"的"好干部"或"好战士"，也制造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当然，在国际上还存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情况下，"党"不会忘记有效地阻断一切其他信息源，并伴之以必要的恐怖手段（如宣称"收听敌台广播"乃非法之举）。
这样，党专制的逻辑已经内在地决定了这个被"党"控制一切的社会只能是一个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单一化、同质化、简单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可能产生深刻的思想，产生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学，产生自由的、焕发人性之光的艺术，产生真正独立的哲学与社会科学。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2期 2013年8月23日—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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