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篇系钱理群先生为《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一书所作的序。
我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60年毕业，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卫生学校任语文教员。这样，我和本书的作者"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据本书的《跋》介绍，老五届包括"理科1960～1965级，文科1961～1965级"的同学，那么，他（她）们都是在我毕业以后入学的，是我的师弟与师妹；他（她）们又在1968或1970年被发配到了基层，其中就有到贵州的，而我已经在那里生活、工作近十年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似乎又是他（她）们的先行者。因此，我读这本《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就感到特别亲切，不仅引发了许多记忆，还有更多的感慨与感想。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北大校史：不仅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更注意在北大校史里被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先后对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和1980年北大"校园民主选举运动"作了专门的研究。在研究文革史时，对北大文革前的历史也有所涉及。但直到这次读到北大老五届同学的回忆，我才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遗漏：文革后期北大老五届作为"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集体下放，他们也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且如书中一位作者所说，他们在北大1949年以后的校史里，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的（卢达甫《老五届大学生》）。就我的研究范围而言，他们上承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不仅文革前期和中期的北大造反运动与"五·一九运动"有着复杂的关系（这还有待于研究），而且当年的北大右派同学早就以"反革命"的罪名发配劳改，现在"老五届"也以一种"原罪"发配农场和基层改造。尽管彼此处境并不完全相同，某些精神的历程却是相通的。而正是因为有了底层的经验与反思，文革结束后回到北大，才会有1980年校园竞选运动对中国改革问题的大讨论。本书编者说，"老五届"的"独特行迹，是北大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卢达甫同学还谈到："我们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艺术家，似乎都遗忘了老五届大学生。中国的知青文学铺天盖地，老五届文学几乎是空白"。这确实是历史研究、文学书写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这是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
现在，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回忆当年亲身经历，用"自己描写自己"的方式，开拓了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应该是一个启示与挑战。我写本文，也算是一个回应吧。
所谓"不可遗忘的历史"，在我的理解里，应该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一、不可遗忘的苦难记忆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当下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有一种刻意美化文革历史的倾向，有人就宣称，文革是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最辉煌的一页"，那些苦难都是知识分子虚构与夸大的，即使有苦难，也是推动历史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有关知青生活的回忆和文学作品里，也有人竭力用玫瑰色来描述那段历史，过分地强调所谓"青春无悔"。这样的对历史血腥气的着意遮蔽与抹杀，对在"强迫遗忘"的文化、教育环境里长大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欺骗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今天，当事人的苦难记忆，说出历史真相，是具有"拒绝遗忘，抗拒谎言"的现实意义的。
因此，我读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是那些泣血的回忆：470名部队官兵、83名大学生，"十八至二十三岁刚踏进社会的稚嫩青年，在狂热高压的政治氛围里，为了政治口号而赴汤蹈火"，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白嘉荟《殇痛牛田洋》）；1963年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聂永泰，因为被社会所不容，只能只身到高山雪原进行科学考察并寻求心灵的慰藉，竟然被狼活活吃掉（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景仁玲《雪山泪》）；同样是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李建宇，被下罚到山西汾西矿务局煤矿当"煤黑子"，而且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视为"从里到外都是黑的"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心灵折磨比身体伤害更难忍受"（《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这都是不容掩饰的血淋淋的事实。
问题是，这样的从肉体到精神上摧残人的生命，是当时的一个既定方针、政策。"老五届"毕业前，有过一场关于分配方针的争论。有同学提出"分配应该考虑专业对口"的要求，却被执掌权力的工宣队斥为"修正主义分配路线"，公开批判说："什么专业对口？就是要枪口对炮口，一切专业只对阶级斗争这个口！"（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那么，什么是当时"阶级斗争这个口"的需要呢？其一，文革初期为了打击官僚体系，放出了青年学生这些"小鬼"，让他们大闹中华。到了1968年，需要重建秩序，就需要收回"小鬼"。开始让他们回到学校，此即所谓"复课闹革命"。无奈"小鬼"们野性已成，还留在社会继续闹，只得干脆把他们全部赶到农村去，让这些"小鬼"分散在如汪洋大海的农村，再无联合造反的可能。其二，这是实现民粹主义理想的需要：不仅将农民、农村理想化，更把知识分子视为打击甚至消灭的对象，因此，他们不仅号召中学生"上山下乡"，把大学生发配农村、工矿，而且也把教师、老知识分子都打发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是一个全面地、有目的有组织地改造与消灭知识分子的大战略、大计划。当时，姚文元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便是这个思想路线的典型文本。本书编者把"老五届"和他们的老师都称为具有"原罪"的"末代臭老九"（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是点出了要害的。领导者的意图就是要一举而最后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完全自觉的反知识分子、反知识、反文化的运动。这样，本书的"苦难记忆"，大学生发配到底层，遭遇到从精神到肉体的无情摧残，就绝非偶然，也不是具体执行者的道德、水平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和体制的问题。
这里，我还想就个人的经验，作一个补充。前面说过，我比"老五届"的同学要早十年到基层接受改造。而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处，不仅在肉体的伤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灵的控制，把专制的逻辑渗透到你的灵魂深处，在"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鲁迅语），久而久之，"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与消灭"，就成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自觉要求。这样的主动的，心甘情愿的受迫害、被奴役，才是真正残酷的。因此，我说过："在我的苦难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关于在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无时无刻咬嚼着我的灵魂"（钱理群《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
这一切，怎么能够随意、轻率地遗忘！我们年轻时候流行一句话："忘记，就是背叛"；如果遗忘了这一切，不仅背叛了当年的牺牲者，更背叛了我们自己的青春年华。李建宇同学说得好：我们必须追问"谁之罪"，"希望这种噩梦不要重演"（《我的"煤黑子"的生活》）。这就必须从观念到体制上进行深刻的反思，也要反省国民性的弱点，以及我们自己的责任。导致悲剧的观念、制度不变，悲剧就会重演。要知道：当我们遗忘了"狼活活吃掉大学生的时代"，以至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曾经有过这样的年代，这就意味着那个时代正在回归：今天，各种形态的"狼吃人"的悲剧，难道还少吗？
二、不可遗忘的精神坚守
历史总是两面的：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消灭"臭老九"的险恶用心，"臭老九"也必要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传统。对于从来就怀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觉。记得我自己在贵州改造十八年，即使是在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乱的年代，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对知识的追求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与信心。我读本书，最感欣慰，也最为感佩的，也是"老五届"同学和我一样的坚定信念和坚守。聂永泰同学之所以让我们永远怀念，不仅是因为他那"葬身狼腹"的悲剧凝结着历史的血的教训，更因为他身上那股永远不改、永不放弃的知识分子的"臭气"和"傻气"："从不关注世俗的人情世故，不关注个人的生存条件"，只是"执着、亡命地不断追求"知识，"除了追求学问，他从不妨碍别人，虽然面对艰苦的环境，仍然毫不消极"，可以说，他是因为这样的坚守，才被狼，也是被社会吞噬的。陈焕仁同学说"他的英魂变成了跑马山上那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地照着康定溜溜的城，永远地留在了康藏草原"（《一朵溜溜的云》）；他更永远留在我们每一个北大人的心里。
而且这样的坚守，不是聂永泰一个人，而是"老五届"一代人。像马云龙同学，一辈子都坚持"脑袋里乱想，嘴上乱说"的北大人的"坏德行"，在文革中因此被关押了六年；改革开放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又因为坚持说真话，而"两次被辞职，一次自动辞职"，始终"不合时宜，不合领导胃口"，却从不知悔（《票友人生》）。像俞肇智同学，被下放到江西一所县中学，仍不改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脾气，受到学校"土皇帝"的诬陷，就拍案而起："陈伯达都敢反了，你这个小小的刘某某算何东西！"不料想，从此与刘某和整个地方独立王国结仇，在文革中被批斗许多场不说，文革结束后，他要报考研究生，也遭到百般阻挠。他不屈不挠抗争到底，终于大难不死，逃出虎穴，还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突破重围》）。大多数同学即使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但如奚学瑶同学所说，虽然历经磨难，也没有被社会"完全鞣熟"，依然"保持学生时代的正义感、朝气和锐气"，到了晚年，"无官薄禄"一身轻，"当年豪气换来两袖清风，一丝慰藉"（《旅痕》）。而有些北大"奇人"，更以其多才多艺，不竭的创造力，在晚年习武练舞，演奏琵琶，骑车游遍全国，创造了"辉煌的黄昏"（马以钊《琵琶弦上说相思》，孔繁钟鑫《十年磨一剑》，以及曾军、蔡华江的壮举）。记得我们前后几代人，都熟知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关于"如何度过人的一生"的名言，现在，到了走向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我们也做到了"无悔一生"（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
我还想谈谈"老五届"北大人的这种坚守在北大校史上的意义。我发现，以往的校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都限于北大师生在校期间对北大传统的继承与创造，而较少关注"出校以后"对北大传统的坚守与发展。其中一个具体原因，就是学生毕业以后，就处于分散的个体状态，难以有整体的关注与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就显示出北大"老五届"的特殊性：他们是北大历史上唯一在离开北大以后，依然保持了某种"群体性"特征的，如前文所引述，本书的编者是将"老五届"命名为一个"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在"特殊的时代"里，他们遭遇的"群体性磨难"和群体性坚守，就构成了北京大学历史上坚苦卓绝的一页（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在我看来，像聂永泰同学以及其他一些同学的命运与精神，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北大老五届"对北大传统的坚守和发展，是应该进入北大校史的历史叙述的。
三、不可遗忘的底层体验
我在阅读本书时，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李建宇同学回忆说，他被发配为"煤黑子"，尽管是"阎王"（各级领导）和"小鬼"（积极分子）的"肉中刺"，却得到了队里工人的善待，他们"不大关心政治，不具备有文化的人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对伟大领袖没有表现出那么多的热爱，对阶级敌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痛恨"，"他们不会落井下石"，"你干活遇到困难，他们会不声不响地过来帮你；你身处险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抢救你"。正是这些"真诚、善良"的底层民众帮助他们称为的"北京家"度过了人生险境（《我的"煤黑子"生活》）。这就是我在研究右派的遭遇时所发现的："无论政治的统治力量多么强大，在底层的父老乡亲那里，还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标准，即人们通常所说'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尽管各级领导都把知识分子视为"臭老九"，普通矿工还是把李建宇这样的大学生，看作是"北京家"，是"落难"而下放到他们这里的，因此也就按照"善待落难人"的民间伦理，用最大的善意对待他。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极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善待人"的民间伦理，仍在底层社会发挥作用，并神奇地保护了体制的"敌人"——有人执意要消灭的"臭老九"。在这个意义上，底层社会的民间伦理，就构成了"体制的控制的反力，对体制统治的有效性形成无形的破坏和削减"（钱理群《"活下去，还是不活？——我看纪录片〈和凤鸣〉》）。这大概是体制惩罚"末代臭老九"，将他们赶下基层接受"改造"时，所未曾料到的：反而为这批"老五届"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接触与了解底层社会和人民的机会，他们由此而获得的新经验、新体验、新认识，是体制所控制不了的。
奚学瑶、张从同学说得好："歪打正着的是，我们从堂皇的学术殿堂，沉入艰辛的社会底层，与底层民众零距离接触，知道了他们所爱、所憎、所愿、所求，知道了民间疾苦，与他们交了朋友，从而深层次地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人民大众，变得不那么书生气了"（《韶华如水忆逝年》）。这里谈到的底层经验，对于北大人或许是更为重要的。
卢达甫同学在他的回忆中，提出要"放下这沉重的北大精神包袱"，并进一步提出"还是放弃北大的贵族意识，做一个平民，也许活得更快活更充实更轻松……"（《老五届大学生》）。这就涉及"如何看待北大人及其传统"的问题，引起了我的讨论兴趣。北大人无疑是有精英意识的，前面提到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就是这样的精英意识。在我看来，这样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追求"最高最好最强"的高远目标、理想，开阔的视野，等等，都构成了北大精神传统的重要方面，也是弥足珍贵的。但不可忽视的，是这样的北大精英意识也是自有弱点的，最主要的，就是容易将自我悬空，脱离现实，脱离普通民众，也容易形成"眼高手低"，甚至"志大才疏"的毛病。因此，北大人需要从空中落到地上，用我这些年经常和在校北大学生交谈时的话来说，就是要"认识脚下的土地"，和中国土地上的文化和人民建立起生命的血肉联系。这是北大人在自我成长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功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因此而消弭精英意识，而是要在其中注入对国情、现实的深刻体认，注入底层理解与关怀，也就是将精英意识与平民意识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大地"的新的精神境界。文革中将北大"老五届"学生强制下放，如前文所分析，其目的是在消灭知识分子及其应有的精英意识，是历史的反动；但它却用这样的扭曲的方式，逼迫北大人落到了地上，而且一下子沉入了社会最底层。这就在北大"老五届"学生的精神上，既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扭曲——这是绝对不能遮蔽、否认的事实；同时也使他们因此获取了新的精神资源——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李橦同学在回首往事时说得很好："尽管我后来漂洋过海，到美国当上了假洋鬼子，尽管农村那段教书生涯的细节，我已经逐渐淡忘，但是它对我的影响，已经化入了我的血液，进入我的机体，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我的农村教师生涯》），"命运虽然有时残酷，但过去的时光都很美好，人生留给我们许多刻骨的回忆，都是自己的年华，都是财富，都很温馨"（《我是插队大学生》）。——他应该是说出了北大"老五届"同学的共同感受。
这里需要专门说说刚刚离世的刘蓓蓓同学的经验，也算是对她的在天之灵的一个纪念吧。1977年11月，刘蓓蓓还在农村中学教书，看到了《人民文学》上新发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从中读出了文学的，也是历史的新时期来临的信息，立即写了评价文章。发表后，一时"洛阳纸贵"，因此有人说她"引领了伤痕文学的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刘蓓蓓是北大"老五届"的第一个"归来者"。当时就有人猜测她是"通天的高干子弟"，才有如此的胆识。刘蓓蓓在回忆文章里，对此发出了"无限感慨：光通天不立地，对社会弊病和民间疾苦没有切肤之痛，大概也写不出哪怕像我那样一篇没有多少学术性、也就是篇读后感类的小文来！我不过是傻大胆，说出了别人想说但不敢说的话。这'傻'来自于使命感和责任感，可能是老北大人的'通病'"（《离开未名湖的日子》）。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像刘蓓蓓这样的北大"老五届"，既坚守了北大的传统（"通病"），又有了底层经验和体验，对中国问题有了切肤之痛，就能够做到"通天立地"，这也就标示着北大人的真正成熟。这是此后许多北大"老五届"同学能够作出特殊的贡献的秘密所在。许多人功成名就以后，一定要回到当年生活的基层寻根（刘庆华《借得东风好扬帆——记在攀枝花工作过的北大校友》），原因也在于此。
这也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首先，我们需要小心地将这一命题和民粹主义区分开来：这绝不意味着对苦难的美化，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得很清楚：苦难本身就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它是不会自然就成为"精神资源"的。相反，在现实生活里，大量存在的事实，是许多人都被苦难所压垮，毁了一生：这人为的苦难的罪恶，是永远不能原谅，不容遮蔽的。只有人们走出了苦难，才有可能将其转化为精神资源。所说的"走出"，应该有两个含意。在前文引述的《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的文章里，我曾经提出，首先要正视苦难，正视苦难造成的精神创伤，包括前文说到的，在苦难中的精神自伤，知耻而自悔，这才能走出奴隶状态，获得对历史、社会、他人和自身的清醒。然后，还要超越一己的苦难，进行历史的反思，追问造成苦难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原因，揭示观念的失误，体制的弊端。这样，才能真正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苦难也就转化成了资源。
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要正确对待自己发配期间的底层生活。将其简单地视为不堪回首的过去，逃离了就永不回归，这样的心情和心理，可以而且应该予以理解的同情；但如果因此轻易地将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底层经验全部忘却，把已经建立的和底层的生活与精神联系完全斩断，这就会失去了转化为精神资源的机会，是十分可惜的。我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最感欣慰的，就是在离开贵州以后，几十年来，一直把贵州视为"第二故乡"，与之保持密切联系，从而建立起了"北京大学"与"贵州"两个精神基地，我就可以自由地出入于顶层与基层，中心和边缘，精英和草根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我每次在北京遭遇打击，陷入困境，都到贵州去寻求支持，吸取力量，获得精神庇护：那是我的真正"根"之所在。我也经常把自己的这一人生经验，告诉今天的北大学子和其他学校的大学生，也都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响。在本书里，很多同学都谈到，历经苦难的北大"老五届"学子，应该把自己的经验教训"留给母校，留给后人，留给历史"。这大概就是我们最后的历史责任吧。这或许也是本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2013年4月13日——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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