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3年9月1日早上，突然听说师涛回家了。打听到师涛的手机号码后打过去，无人接听。打给高琴声老师，手机响了一声，一个女声喂了一下，我说是高老师吗，我是山东王金波。那边立即没了声音。两秒钟后，一个有些陌生的男低音说了声你好，我是师涛。
原来，师涛在外面跟高老师吃早饭，没带手机。我简单告诉他，我出狱后来了北京，已在北京成家。我说你先在家好好休息，以后再说别的。
过了11分钟，师涛给我发来短信，向我表示感谢。我回复让他好好休息，多陪陪高老师等家人。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师涛说他需要休养一段时间，重新适应社会，尤其是多读好书。我说调养身体、了解社会、适应社会是刚出狱必经的阶段。有些书宁夏买不到我可在北京帮他买。网上也有很多好书。两个小时后师涛说："两年后请欣赏我为这个时代写的诗歌！"
说起来，我认识师涛12年多了。2001年2月我第二次到西安，杨海介绍我到师涛任新闻部主任的《西安商报》工作，认识了师涛。但几天后因陕西警方接到山东警方的协查通知我不得不离开西安返回山东，3个月后被捕入狱。
2005年我出狱后，惊闻师涛被构陷入狱。父亲告诉我，我入狱后曾有个西安记者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师涛。后经山东朋友证实，果然师涛曾多次给他们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还在网上发现，师涛曾在文章中为我呼吁。
我给高老师打电话，高老师泣不成声。为了儿子，高老师远赴长沙长期居住，这种执着令我敬佩。
我在《观察》上发表了《中秋忆师涛》，回忆我跟师涛的交往，谴责雅虎的帮凶行径。
2006年我在北京遇到山东老乡刘路（李建强），他说他给师涛代理离婚案，在监狱见到师涛，师涛曾问他是否认识我。原来，师涛在监狱也一直惦记着我！
出于谋生的艰难和环境的凶险，我到北京后没再主动联系高老师。当然，跟雅虎的官司让我觉得，既然师涛案已提高到如此令人关注的程度，我就少打扰高老师吧。若是没有这个官司，我可能会多打几次电话给高老师。
现在师涛出狱了。不过，师涛仍在中国这个大监狱里面，何况头上还有"剥夺政治权利两年"这个紧箍咒。我想，师涛定会不负众望，在调养身体、了解社会、适应社会的同时，把近十年的炼狱凝结成的壮丽的诗篇，呈现给世人。
二
也是在2001年，我跟王小宁先生有了接触。那次接触，只是网上论战。
这年4月，我在江苏泗阳吴克林家中无事，把我多年来形成的关于中国实行联邦制的设想整理出来，在洪哲胜先生主编的《民主论坛》上发表。没想到《小参考》很快刊发署名王小宁的文章《不要给反对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以口实》，对我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我在南京樊百华老师家的电脑上写了《关于〈未来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的一种设想〉的几点说明——与王小宁先生商榷》进行回应。但我还没看到我的回应文章发表，就在老家入狱。坐牢4年期间，我一直惦记着这篇文章有没有发表？出狱后发现，在我入狱前3天既已发表，只是我因条件所限没有看到。
2012年12月，我在北京参加一次聚餐，何德普向我介绍两个姓王的人。因当时人多嘈杂，我没听清那两个人的名字。过了几分钟何德普领着其中一个满头白发的人过来问我，你还记得王小宁吗？
原来王小宁刚才听何德普说我是王金波，想起11年前在网上认识一个王金波，难道是重名？他又听何德普的介绍，觉得应该就是我，这才过来跟我聊聊。
我想不到在这种场合见到王小宁。其实王小宁出狱当天，杨子立在王小宁家中给他整理电脑，曾打电话问我如何装自由门等翻墙软件。而2007年我第一次去何德普家中见贾建英时，贾建英就曾告诉我她家和王小宁属于同一个派出所辖区，而且俞陵在同雅虎打官司后认识了贾建英，两家关系非常好。
后来我又见过几次王小宁。王小宁应该算是红二代，他的思想至今仍是左派。不过我一向对左右之分不感兴趣，尽管我本人经过多次测试是个右派。我认为对当今中国来说，西方的左派和右派在中国都是极其缺乏的。而且，王小宁是个忠厚长者，没有理由不让我尊敬他。
三
师涛和王小宁都是雅虎案受害者。雅虎作为专制的帮凶，已载入史册。两位受害者的损失，用金钱是换不回来的。但对一个互联网企业来说，雅虎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那些至今仍跟专制者眉来眼去的企业，肯定会蒙羞的。
好在师涛和王小宁都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了。我想，他们能笑着看到专制在中国的结束。
2013年9月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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