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3年11月1日讯）六四事件作为标志性历史事件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个质的分野点。是对自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兴起的民主运动的突然中止，是另一历史阶段的开启。
不能过分责备89之前的民主运动，因为那是从疯狂极权走入精神启蒙和人性复苏。民主运动出现证明了共产极权乌托邦意识形态的破碎，一路决裂破产，到六四事件意味着彻底破产，历史从精神上告一段落。在极权之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民主运动有天然的无法避免的缺陷，即没有主体性，是一个民主精神生长的过程，极力挣脱旧有共产极权意识形态。
可以看做一个批判认知的初步阶段，要在此阶段要求太多显然也是虚妄。至于往后发展，从精神上批判到具体行动，这又是一步飞跃。但是无论如何，从精神深处没有树立起主体性，没有独立完整的人格，而是依附性的，尽管表面上充满对旧有保守当权势力的敌对。毕竟当时参与者是一群老师带领年轻学生，而这些学生是出生并成长在毛氏疯狂极权统治的时代，他们能有那样的表现已经超越其局限性。当然也受国际大的政治形势影响，东欧苏联也同样进行着对极权统治的抗争，这是中国在东方的回应。国内背景就是当权势力中的改革派，当时政治改革派的势力很大，而且成为一种风潮。
改革派与旧有固守势力的较量对抗。很对人把邓氏定为一个改革派，这个定位不完整不全面。邓氏的身份不能确定为单纯的某一派，而是一个统揽全局的舵手，承接毛氏衣钵的人。他统管大局，而且从78年三中全会到89年之间，邓氏的角色在不停地微妙变化。他一方面坚决支持主张改革开放，但是为何又会在89年作出对民主运动走向失控的突然决绝镇压呢？其实这根本不矛盾，因为他把自己定位一个掌管中国大盘的神，绝对主人。当时东欧的民主运动造成国家混乱垮塌，在改革和覆亡之间，邓氏很清楚该怎么选择。
而且当时民主运动表现出对邓氏为首的老人的攻击，要求他们下台，打倒"邓小平"之类的口号，这直接威胁到他的权力控制，并某种程度被激怒。在此之下，六四镇压是必然要进行的，因为改革派并没有从实力上打倒邓氏，并且改革派本身都没有独立主体性，一切依附在邓氏这座中央大神之下，邓自居"太上皇"。而且六四发生之时应该是权力体系中改革派迅速树立主体性的时候，但是改革派领袖没有把握这个机会，或者其深入骨髓的依附人格根本就不可能让他们获得主体性，命运因此而大反转地改变，与之相关的群体的命运也走向深渊。
从实际断定当时改革派实际的实力和支持度超过老人们，老人们就是依靠背后的军队，但是改革派如果站出来大喊：要民主，反对武力镇压人民。结果也未可知。赵氏作为改革派的最高领袖，不仅仅嘴巴上反对武力镇压人民，而且应该行动上去反对武力镇压人民，哪怕是以生命和全部的政治声望来赌。但是"太上皇"把这些人拿捏得很稳，注定邓氏是超越正常权力体系之上的主宰，"太上皇"是个超越性的位置。
邓氏在镇压事件之后，在高层权力开会说：是我们小气候撞到国际大气候了，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为自己镇压行为打个无赖的圆场。在那样的统治格局之下，虽然邓氏支持改革开放，但是大家误以为改革开放就是改革一切开放一切，恢复真正的人民主权，但是改革开放实质上是坚决固守统治权力，放开经济，摒弃计划经济而进行市场经济。而民主运动是民主权利诉求，就是要他们放弃独裁专制权力，而实现真正的人民主权，显然这不是邓氏改革开放的意图。不放弃权力，开放市场经济而已，十分明确。
民主运动严重触碰了他们的底线，激怒了他们。做个假设，就是改革派赢了，真的就可以民主了吗？依然不可能，不管分裂出来的改革派还是保守派也好，从权力体系上讲，都是一体的，只是主张路线分歧而已。如果是真正的民主革命，是要取缔一党专政，消除独裁。因此就是统治体系的改革派胜出，与真正的民主还是没有关系，他们不可能亲手瓦解自己的一党独裁，因为党存在是他们利益的前提，怎么可能会革自己的命呢？
改革派本身没有主体性，而且也不可能与党切割开来，他们始终坚信党存在是他们存在的前提，因为真正改革会消除一党专政，更大危险可能是会因此毁灭党，这样的话他们都会随之毁灭。
很多人后来假设，91年苏联解体，认为当时中国可以先走上那样的道路。在没有主体性，而且有更大的神化的权力超越体的存在，邓氏足可以阻挡"中国叶利钦"的出现，根本不可能超出决定自身的范畴去吞噬更大权力。
这些假设都是无意义的。叶利钦们是有主体性的，而且更大主宰戈尔巴乔夫权威的丧失，在此之下，强硬的叶利钦伙同其他军阀头子们瓜分了苏联，迅速瓦解苏联中央。
不但主体性本身具有分裂的实力，而且分裂成为旧有当权者的最大获利方式，苏联解体后事实证明就是如此。过去集体的财富被旧有权贵分食，然后逃散到极乐世界，或者摇身一变成为新国家的主人。
中国八十年代的民主运动，不但民间没有主体性，而且依附的权力体系改革派也没有主体性，并且真正民主并不会给改革派带来好处，反而是权力的失去或更大的灾难。所以变成一场虚妄的行动，甚至是改革派想借用民主运动打掉"太上皇"，实现对军队的控制。
再做假设，如果改革派成功取得军队控制权，就会民主吗？这个问题没办法追问，民主运动者们也不敢想，因为一设想会意识到自己认为崇高的身份沦为"义和团"的尴尬地步。但是这一切"未来未知"就在六四事件止步了。
六四事件是前面一切矛盾的消散，不过不是真的解决，而是以压倒一方而结束。邓氏对当时形势分析说：这很明显是打倒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其实更露骨点说就是打倒他自己及利益共同体，为了操控大局，他的"太上皇"身份只会随生命的死亡而终结，潜在根本不会放弃权力控制，与毛氏的行为同质。
六四事件是突变的塑造，主体性树立的起点，起了一个悲烈的开头。依附寄托是一种没有主体性，而且不成熟的表现，对本无关联的虚妄幻想。坦克和子弹强力地摧毁这些虚妄的幻想，让人们不得不接受残酷惨烈的现实，彻底铲除了虚假希望。
因此六四事件是一个具有宏大悲剧烘托的开始，反思建立在现实的流血之上，在这之后社会几乎陷入恐怖的寒噤。分化成各种力量，通过经商转移了一拨儿，以金钱的吸引来消除记忆的痛苦；还有少数继续坚持战斗的，但是无不遭遇残酷的镇压和迫害，给人们保留了一点火种影子；还有进入体制被收买。中国的民主事业暂时出现休克。在维权运动到来之前，这段时间里是痛苦的挣扎期、成长反思期、孕育期。
九十年代到维权运动出现之间，中国经济飞速狂奔，金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金钱利益缓解了曾经历史遗留的痛苦，统治阶层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简化在民众的理解就是"一切向钱看"，通过物欲的满足来掩盖意识形态的空白。维权运动出现说明历史又进入另一个新时期，在不以民生为主，缺乏人性的经济发展下，最终这样的经济发展会失败。维权运动的出现便是这种经济发展败迹显露的表现，经济发展不是以民生为中心，不是以人权为中心。
尽管想以金钱诱惑来缓解大家的注意力，但是纸怎么也包不住火，暂时掩盖的问题无法一直掩盖，最终会暴露出来。被搁置的民主法治问题除非解决，掩耳盗铃的做法没办法消除问题本身。只有经济单方面改革，没有同步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成果不但保不住，而且反倒会因此变成灾祸。这一点权力体系中的改革派早有认识。
单靠经济发展来维持暂时的合法性显然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一直保持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以GDP增长率来吸引民众的注意力。发展的本质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是要通过发展经济来最大化改善民生，消除过分贫富分化，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并保持社会的高活跃度，积极的创造力。这些问题必须要通过民主法治来做基础铺垫，实现人民主权，保障所有人的权利，营造自由空间。极权专政只会造成人性的堕落，社会的死亡，板结，最终经济焉能发展。而现在我们正走在这样的道路之上，如果唯一可以依靠的经济发展来维持统治稳定都失去了，统治危机便无解。
维权运动是对过去暂时搁置的民主法治革命的继续，并且树立起来主体性，即通过自身实际行动去获得人民主权，而不是依附寄托，幻想某一强力可以快速实现自由民主法治社会。人类社会的自由、权利，无不都是通过自身去奋斗获得，绝非某种强力的赐予。即使某种力量暂时创造了这样的结果，巩固也是脆弱的。人民不置身其中，不在场，那么人民主权安放在哪里，显然是一种虚无。
在改革派及其拥趸覆灭之后，民主革命成为禁区，政治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不断倒退，政治裂痕越来越深，出现的维稳便暴露更大的危机，即要时刻以暴力来控制人民。在维稳成为政治主流之后，改革一词对统治阶层如同灭亡一样恐怖。
维权运动从思想上来讲，是一场深入最实际中对权利意识的扩散，某种思想要有力量不是像飓风一样刮过，而是潜移默化地深入广大人群的精神之中，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迅速的塑造。如果广大的民众具有了权利意识，当权利遭受损害时本能反应是应当去维护、去争取，而不是习惯麻木和被奴役。随着权力迫害的更大面积发生，各类拆迁征地运动造成大量权利迫害，言论自由迫害，商业迫害，等等，如同遍地地雷一起爆发一样，而且不仅没有停止或减小，权力迫害的力度和范围趋向更大。权力迫害的无以复加的疯狂不会自动停止。
在维稳成为统治主要任务背景下，镇压人民的反抗是首要的，采取各种纷繁精细的维稳策略，实现对人民的网格化控制，从现实逐渐深入虚拟化的网络空间。在这样的残酷现实之下，人民反抗的意识是很强烈，但是如何采取有效的可行的反抗行动是关键难题。
在暴政的镇压之下，既不可以失声不言，任由其鱼肉蹂躏，也无法立即去结束暴政统治。维权运动作为一种时刻存在的反对姿态，即使没有行动，但是也有反抗的态度明确存在。以适当的维权行动来做与权力直接的面对面碰撞，实际的斗争，以行动来展示反抗性。
受传统或浪漫革命思维影响，以为革命就是轰轰烈烈的，是揭竿而起的，直接的面对面武力对抗。但是在人类从未面对过的最强大的极权暴政下，几乎传统的手段全部失效，反抗路径参考的空白。需要切割传统反抗模式和思维，重新创造路径。
很多人在怀疑维权运动，总是悲观地说：维权运动怎么看不见？对现实没有任何作用和改变，权力迫害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疯狂。这都是把革命想象成飓风一样，快速结束痛苦的煎熬，结束受难，而产生的心理。
布鲁斯•阿克曼对革命定义是，革命即是一场通过集体、具有自我意识之动员行为，对生活一个基本方面的统治原则和实践所进行的成功改造。带着宗教狂热的飓风革命不见得能达到革命目的，革命是一个过程，通往某种目的。
维权运动是当下严酷极权统治之下，比其他更适时的选择，为通往未来给极权暴政致命一击的广场革命之过渡和铺垫。这是一个广阔的动态化的发酵革命，是适应新形势而探索的产物，一直没有结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权利是一个巨大的范畴，而极权专政的根本问题就是对权利的破坏和毁灭，因此维权是作为绝对对立而在的。极权与反极权是抽象的，而权利是具体的，维权也是具体的。维权运动可以做这样的表述，就像发酵制作食物过程一样，发生的具体过程在肉眼下是看不见的，但是从开始到结果之间的对比却是彻底的改变。
传统模式的革命是组织化和实在场上的斗争，但面临极权统治，传统模式的革命如同永远无法着床的受精卵，一直处于自然流产状态，根本无法形成气候。通过各种实践努力，大家意识到传统模式的失效。因此，确定去传统组织模式，在没有形成巨大撕裂力量之时，实在的短兵相接全部被极权摧毁和吞噬。
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有共识和共同的目标，并以此凝聚力量，过去在信息技术不发达时，组织必须要真人集体在场。我们面临的是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时代，迅速廉价获得信息是十分容易的事情。因此可以去传统组织化模式，去传统单中心模式，实现无表面化的组织，但各各人心有精密联动。形成细胞一样的多中心，即使打掉暴露的中心，也不会造成全部的毁灭。当形成细胞一样的分散，细胞之间形成联动，极权统治机器要用同样的方法来防范，显然不可能做到一盯一的控制模式。牧羊犬永远只可能比羊少。维权运动就是如此的遍地存在，深入权利意识，扎根精神之中，无统一规则模式的灵动行为。
当大量权利受损人群要去维护权利，并且有维权运动这个大背景的支持，从精神的鼓励到实际的帮助，不断的积攒，不断的扩大，这就是飓风形成的过程。维权运动铺设一个大背景，这个背景下会消除个人因渺小微弱而恐惧，单个分子从集体支持中可以获得翻倍的能量，这是一种精神解救。反对极权专政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共识，以集体的宏大消弭个人的恐惧，原子化的个体实现联盟，当反抗力量的联盟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压倒并瓦解极权统治力量。精神力量壮大和实体力量壮大过程同步，信念再强大坚强的个体不如集体背景对软弱个体的支持和塑造，因为政治问题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可以有效解决的。
如果走传统反抗道路，现在的极权统治势力可以轻松瓦解掉反抗势力，并几乎没有复生的可能。维权运动就是对未来真正的人民革命、人民集体战争所进行的预演，领袖会淹没在真正的人民主权战争中。
现今掉入反抗陷阱中的，一是没有走出传统反抗模式，二是怕真正的人民主体淹没精神领袖个体的高高在上。现实只存在极权和反极权，变成二元对立，而无法从一二之间生出一个一点五状态。通过具体的维权运动让民众真正体验到主体的存在，而不被什么精神领袖或元首意志所裹挟。当捍卫权利、自由、民主、法治等等这些基本价值变成不断扩大的共识，人民主权真的就坚不可摧了。
跟传统启蒙做个比较，会发现传统启蒙是一种偶像式的舞台表演，大量的民众充当无动于衷的观众，缺乏实际有效的互动，这是传统启蒙失败的原因。传统启蒙者借此自封为先知，借用先知的神秘主义最终实现对民众的愚弄和奴役，因此这些启蒙者内心深处是控制欲极强的野心家。现实中，启蒙除了先知们展现了超出民众的优越感，实现一种自我满足，并达到暂时控制民众精神外，没有产生实际价值。
传统启蒙模式是一种不高明的传教行为，首先把自己设置比任何人高出一等，然后故弄玄虚普通人不知道的东西，利用深藏民众潜意识里对神秘主义的崇拜和畏惧。然后灌输一套精神的上的内容。传教徒不是单纯喋喋不休阐述宗教要旨，真正产生效果起到作用的恰恰是帮助了需要援助的人群，并设定前提是众生平等。通过实际的行动取得民众信任，然后民众主动自愿接受，认为所传道的东西是有用的，有价值的。如同产品推广，首先不要告诉人们产品如何之好，你要先看看民众需要什么，然后让民众在实际产品体验中感受该产品的优劣。如果产品是好的，不用你强行让人们接受，他们会主动去接受，并相信产品的价值，还会免费向四处宣传推广。
在维权运动中，一个权利受害者在权力面前是弱小无力的，如果大家给其精神上的支持，并想出有效的维权方法，甚至更多的人实际参与这个个体的维权，自然会产生很大的效应。公知自居启蒙与传教徒的行为本质有别，而且传教徒是高尚而虔诚的，但是启蒙的公知是愚蠢、狭隘、自负和瞎起哄的。
维权运动是一个长时间的持续扩散，借用现在信息技术的媒介分享精神鼓励和实际经验技术的支持，是处在行动中，权利精神成长中。是一个开放而不狭隘的空间，从六四事件之后到维权运动是一种高级升华。一个六四参与者对维权运动评价说：89民运根本就没有主体性，是抱有极大虚妄的希望，坦克碾过，终于死心绝望。而后零星的反抗到九十年代末几乎全军覆没，后来出现的维权运动给了新的生机，我们借维权运动之体获得新生。这算是作为参与者最清醒的反思和认识，并找到新的路径和希望。希望从来来自自己，而不是别人赐予。
维权运动作为未来人民革命的铺垫。如果没有前期反复预热，把反抗意识扩展到最大化，让民众意识到为权利自由而战，当出现撕裂极权统治的突变契机，而没有更大背景的支持铺设，并随即迅速加入并壮大推墙革命中来，这个导火索引燃作用就会无意义。只有预设无数炸弹，当引燃导火索后才会同时爆炸，这个时候就没有任何统治力量可以压制住全面爆炸产生的反抗力。因此前期的长久的铺垫预热是十分重要的，精神上的预热，形成洪流的裹挟力会迅速冲击极权统治，并使其瓦解。从六四事件起点，维权运动兴起到未来广场革命爆发，一直在通往未来文明的路上。
2013年10月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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