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春天，我剛剛出獄不久，一位朋友從地下渠道帶來一本《哈維爾文集》。香港基進出版社出版，翻譯者張勇進，這是最早的漢語版本。此前我太絕望了，因為一首抗議天安門大屠殺的詩，就付出與世隔絕四年的代價，接著完全被社會拋棄了。
我在沒有牆的監獄內，如飢似渴地讀哈維爾，我知道了《七七憲章》，知道了蛙人樂隊，知道了哈維爾和蛙人樂隊的靈魂在某個地下酒吧碰頭，偏愛古典音樂的哈維爾，從這些所謂的街頭音樂裡，聽出了整個民族的憂傷。於是，為其不幸的命運發出呼籲。指出真正"有傷風化"的，是逮捕蛙人樂隊的政權。哈維爾説，每個小人物都有自己的歷史，都應該受到重視。而我在當時，就是一個迷茫的受到警察監控的小人物。我也和蛙人樂隊一樣，混跡於各個酒吧，卻沒有能力創作出令哈維爾為之動容的音樂。我借酒澆愁，借酒賣藝，在夜深人靜之際，酒吧由喧鬧到冷落，三三兩兩的酒客，要麽失家，要麽失戀，要麽家庭和戀人都失去，成為無家可歸者，甚至無國可歸——無國可歸這句話，已經在天國的哈維爾肯定懂得，他在《無權者的權力》裡，描述了布拉格之春後，捷克民眾因為恐懼，而由集體愛國轉向了集體世俗。這跟天安門大屠殺之後的中國何其相似。
因為要活下去，我湊近酒客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我的目的是賣藝賺錢，我沖著酒客吹的第一隻曲子，往往是免費的。待勾起了對方的心事，我就假裝要離開。我知道他會一把拽住我，央求我再來一首。於是好吧，乘著他的心事往下沉，我的簫曲也越來越來黯然神傷。我恰到好處地收取了比平時多三倍的演出費。還恰到好處地聽取了許多別人的故事。
我坐牢之前的青春歲月漸漸流逝，或者說，被一把刀斬成兩段。我的人生從後面這段開始。似乎從娘胎出來就坐牢，然後酒吧賣藝，然後淪落到農民皇帝、人販子、坐檯小姐、算命先生、逃犯、酒鬼、遺體整容師等等中間。從獄內到獄外，我就是他們的一員。我希望見到後來成為總統的哈維爾，但是不可能，我卻見著了經常出入監獄的劉曉波——他偶爾在我忙於賣藝時，傳呼我，非要我接傳真。跟哈維爾一樣，劉曉波傳真政治文件上癮了。他跟獨裁政權較勁兒。我沒有較勁兒，我只是稀裏糊塗簽名而已——我的文學生涯在這種邊賣藝邊簽名的可笑狀態當中茁壯成長。又過了許多年，哈維爾不在了，劉曉波在坐牢，我卻站在這兒，被稱為見證了這個可恥時代的作家。
天哪。
2013年5月9日於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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