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中一再强调只有他自己才找到了胡适研究"唯一的法门"的江勇振，像当年的陈独秀一样，完全没有能力真正领悟胡适曾经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达到的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高度。于是乎，他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的"幕间小结"中，翔实罗列了胡适对于"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ke again!"的反复引用，却得出关于胡适的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低级结论："他的科学的人生观、对近代西洋文明的礼赞、东方物质西方精神以及'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的舍我其谁的气概，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在篇演讲里。"
江勇振所谓"舍我其谁"的气概，在该书第三章中更是被高调标榜为"过关斩将，争文化霸权"的大标题；胡适1921年1月写给陈独秀的一封私人信件，也因此被断章取义地定性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篇文化霸权争权战的自白书"："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
这里的"任公"，就是"研究系"的精神领袖、前辈学者梁启超。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赴广州主持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临行之前，他以《新青年》同人团队大家长的身份，给胡适、高一涵寄来党同伐异的警告信："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很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很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
为了避免《新青年》同人团队的分裂解散，胡适启动他在美国反复实习过的民主议事程序，邀请北京同人就他提出的三条建议进行表决。陈独秀收到表决信后大为恼怒，再一次以《新青年》同人团队专制家长的身份，分别给李大钊、陶孟和写信。他一方面表示要与倡议《新青年》停刊的陶孟和绝交；另一方面指责胡适"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的倡议，是"反对他个人"。在这种情况，胡适才不得不内外有别、委曲求全、言不由衷地写下了劝告陈独秀不要"卤莽"的上述信件。假如江勇振非要认定这封信件是什么"文化霸权争权战的自白书"的话，极力表现"文化霸权"的只能是不仅要党同伐异，而且也不能容忍同党内部的胡适"反对他个人"的陈独秀。
单就胡适来说，他当年确实有过像陈独秀、钱玄同一样粗暴武断的文化表现。关于这一点，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反省说："我在民国七年四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的目标化零为整，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处，独秀、玄同、半农诸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我们的自信心更强了。……我受了他们的'悍'化，也更自信了。在那篇文章里，我也武断地说：'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胡适所说的"悍"化，就是野蛮化、强悍化、极端化、专制化。他基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成功经验而提倡白话文写作，是符合历史潮流。但是，他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人一起，采用全盘否定文言文的极端态度提倡白话文，却是既不民主也不科学的。胡适与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一起，把白话文标榜为"正宗"的"活文学"，把文言文全盘否定为非正宗的"死文学"，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儒教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存天理，灭人欲"的正统专制思维的典型表现。白话文的真实价值和生命活力，应该在与文言文立异求同的平等竞争中体现出来，而不是在争夺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正宗"地位中体现出来。胡适的可贵之处，是他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悍化"谬误，并且通过自我反省、自我健全的立异求同来加以纠正。
江勇振显然没有认真区分胡适与陈独秀之间的价值追求和路径歧异，反而沿着陈独秀党同伐异的传统思路，"舍我其谁"地表白说："顾名思义，论战的目的当然不是让真理越辩越明，而是要打倒对方，争取或巩固自己的文化霸权。"
正是基于与胡适率先引入中国社会的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完全背离的"打倒对方，争取或巩固自己的文化霸权"的传统思路，江勇振采用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已经把玩过的把胡适先捧上天堂再打入地狱的学术套路，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的前言中，赋予胡适一个完全不能成立的"文化霸权"式的历史地位："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能带领一代风骚、叱咤风云、臧否进黜人物者，除了胡适以外，没有第二人。"到了第二部的前言中，江勇振却又借助方便查阅各种文献资料的学术优势，极力表现他自以为可以先压倒诋毁胡适进而再加以凌驾超越的"舍我其谁"的"文化霸权"："当前胡适研究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迷信只有在新资料出现的情况之下，才可能会有胡适研究的新典范出现。……然而，要突破当前胡适研究的瓶颈、要开创出新的典范，新的观点才是法门。……惟一的法门，就是去读杜威和赫胥黎的著作，然后再回过头来审视胡适的文字，看胡适[是]如何挪用、误用，乃至滥用杜威和赫胥黎的。"
在事过境迁的21世纪，一位严谨负责的文化学者，研究胡适的目的应该是从既有的历史事实中汲取营养、寻找路径，而不是在并不波澜壮阔的胡适研究领域中开创典范并且实现霸权。更何况能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典范，是个人能力之外的社会合力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代甚至几代人反复验证、事后追认的结果。一位海外华人学者，仅仅通过研究胡适就异想天开地要开创典范并且实现所谓的文化霸权，本身就是痴人说梦、利欲熏心和走火入魔；同时也是对于胡适终生提倡的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以及只有在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里才有可能完整呈现的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念和价值谱系的走偏误读。像江勇振的这样一部只能充当胡适传记资料长编的半成品学术著作，还没有上市就打出"学界公认最权威最翔实的胡适传记"的卖书广告，更是对于学术共同体的一种不平等、不民主、不文明的公然侵权和招摇撞骗。作为长年从事胡适研究的一名学界中人，我本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学界公认"之类的事情。
应该说，像这样走火入魔的海外华人学者，凭借着似是而非的一些洋名词、洋主义，回过头来在包括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的汉语世界里欺世盗名、淘金逐利，江勇振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笔者此前在各类文章中已经谈到过的张五常、郎咸平、唐德刚、丁学良、易富贤等等，都是如此；此后还有更多这样的海外学人前赴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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