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3年10月28日讯）1959年12月29日清晨，我从成都南门武侯祠旁汽车站乘车南行，沿途鹅毛大雪，白茫茫大地一片粉琢银妆。到达雅安时，天已傍晚，电灯开始亮了。街面一片冷清，关门闭户。住宿在车站附近的旅社。住宿要检查证件和介绍信。旅社食堂凭省粮票或全国粮票供应大米饭。买大米饭时可配搭一小盘没有油浑的水焖厚皮菜。如果不买大米饭则不供应厚皮菜。旅途劳累一天，又无油浑怎么吃肚子也没有饱的感觉，只有闷头睡觉。30号、31号两天办完工作调配的各种手续，分在专区医院门诊部口腔科工作。第二天是1960年元旦，放假一天。我独自一人漫步在雅安的大街。离开了德昌右派群体的互相照顾的温暖，像一只失群的小雁感到孤独和悲凉，头上还有沉重的紧箍咒。
雅安各个主要街道的街面，都是一片萧条、凄凉、冷清，从前的商业店面大多数已变成街道居民住家的卧室。糖果、糕点、肉类、禽蛋、水果，一切可以进口的食物都绝种、绝迹，无影无踪。仅存几家寥若晨星的饭馆都是和车站附近的旅社食堂一样，凭全国或省粮票供应大米饭时配搭一小盘水焖厚皮菜。邮电局可以寄信件，有一家新华书店里面充斥着红色读物和少得可怜的科技书籍。稀稀落落偶尔可以看见一家国营百货公司的商业店面或者是县供销合作社卖原始农具的店面，里面也是货架空空。日用百货不仅要凭票证供应，而且全面匮乏，即使有供应的票证，也不易买到。无论是雅安县粮票还是成都市粮票都买不到街上的熟食品，只能到当地政府指定的粮店购买票上面额的粮食。除了政府、组织、单位里党指派的出差人员以外，一般工作人员，更不要说城市街道居民，如果是农民那是想都不敢想，哪里可能有全国或省粮票呢？像成都市这样的省会城市，后来才在给市民每月发粮票时，在其中划分出百分之几的份额为可以在街上买熟食的熟食证。因此可以说在街上饭馆吃饭是政府控制的行政行为。
元月二日到口腔科诊疗室上班，早上是空腹上班。到上午十点钟时，门诊部的管理员才摇铃喊："吃饭了！"这是第一餐，既非早餐，也非午餐。凭饭票买用刀切割的像蛋糕一样的，一两一两的米饭块。菜是一小块体积为2×3×5立方厘米的咸豆腐乳。下午四点开第二餐，每个人可以买一小盘水焖厚皮菜。科医疗组长告诉我："医院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自备一把锄头、一把镰刀、一个背篼。随时都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第三天就叫我背上背篼去郊外割猪草。原来门诊部对每一个员工的工作安排是，每周搞业务工作一至三天，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四至六天，没有休息日。冬天的任务主要是割猪草。草是猪的主要的或者说是唯一的饲料，医院自已喂猪自已吃。每个人都有割猪草的定额任务，完不成定额者没有肉吃。我背着背篼出城到了郊外，看见满山遍野都是各行各业背着背篼割猪草的人。天寒地冻，哪里有什么青草！何况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在抢割，镰刀派不上用场。我只有蹲在小溪边用手扯沟边细嫩的蛾香草。傍晚回院交草，过磅登记，别人都是30多斤，最少也是20多斤，我只有13斤。第二天在割草时，遇见一位30多岁，其他单位的衣着整洁的女人，她手足快捷利落，沿着另一条小溪，把凡是带青色的小树枝、树叶、茅草，统统割下。我跟随她走，照样画葫芦。大有收获。回院过磅时，20多斤，但是受到生产队长（此人的本职工作是财会人员）袁成湘的严厉指责，说我"把树丫都割回来了，猪怎么吃？"
白天割猪草，晚间还要政治学习到深夜，学习内容无非是形势大好，一条心！一个劲！一股绳地继续大跃进。
元月中旬，医院派我和另一名34岁的口腔科女医生曾云霞同赴荣经县泗坪公社防治水肿病。泗坪在雅安以南70多公里，公社卫生院坐落在泗坪场口，卫生院的田院长向我们介绍情况时说："泗坪的水肿病是病人多，病情重，发病急。当前任务是要立即成立肿病医院，集中收治病人。同时也要巡回到病人的家里去看病发药。"次日早晨，我们由田院长和卫生员陪同到泗坪场的街上去走家串户，看病发药，同时熟悉情况。
泗坪场的官称叫"民主大队"。街道狭窄，路面用石板铺成，高低不平。两侧的房屋破烂不堪，梁歪檩斜，墙壁呲牙漏缝，多数是前清遗留下来的木板房。街上没有一家商业店铺。
只要踏进任何一个病人家门，立刻就有一股腐臭、尸臭、霉臭、屎臭、尿臭、汗臭混合的恶臭、怪臭扑鼻而来，令人感受到难以忍耐的恶心和窒息。屋子里阴冷、潮湿、昏暗、肮脏，难以下足。个个病人都是面部和躯体上部呈现出一层枯萎、腊黄色粗皮包裹着一副骨骼。看不见一点皮下脂肪和肌肉。其面部毫无表情，神情木纳、痴呆反应极其迟钝。有的病人面部肿得像一个大南瓜，皮肤呈粉白灰色，两支眼睛肿胀得像一条细缝。下肢肿胀得硬绑绑的，皮破处流清水不止。腹部肿胀像一个鼓。行动非常困难，极其迟缓。憨坐在门边或角落里。我们对其说话时必须放大嗓门，反复几次，良久才有含糊不清的回答或呻吟。这幅场景，比美国电影《巴黎圣母院》乞丐窝的场景还要悲惨、恐怖、可怕得多。这就是一年半前我在德昌永郎时，郭福长狂呼飞奔的共产主义天国乐园。
我们对病人进行的检查、诊断、治疗的整个过程是固定公式程序。用听诊器象征性毫无意义地在病人的胸部杵一杵，用手指按一按病人小腿看其产生的窝凹的深度。诊断为"中度肿病！"或"重度肿病！"。治疗药物也是规范化的，固定的，统一的。第一种药称"康复散"(糠麸散)，配方是用细米糠，麦麸皮加少量的黄豆面再加极少量的黄糖，揉搓呈沙粒状即成。发药时每一个病人发给2—3小匙不等。第二种药称"小球藻"。是一种生长繁殖率很快的藻类植物。它凝聚成大小不同的松散团块，飘浮或悬浮在水中，用人尿作培养基，煮沸后给病人一小杯。据说此液含蛋白质，但其味苦涩，尿臭难咽。少数重病人再发几片维生素B1或维生素C片等药物。
当时对肿病病人的治疗方针是集中治疗。以公社为单位的集中治疗点称"肿病医院"。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集中治疗点称"大队疗养院"。
公社"肿病医院"设在泗坪场口外不远处的一个院落里。这个院落是一幢前后两层的四合院，建筑设计，梁、栋、门、柱都很气派，是前清士大夫的府第。现在分给许多农户居住。但因多年失修，已十分破落。公社在这个院落内调节出几间比较好的房屋给"肿病医院"使用。医院集中有三、四十个病人，医疗工作由我主持，另外有几个卫生员协助。病人分住几间大屋，床是用木板钉的连铺，上面睡五、六个或七、八个人不等。检查、治疗内容和外面巡回医疗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是每一天要给病人发二次"康复散"，卫生员要煮沸二次"小球藻"发给病人。另外医院除备有一般常用药物外，还配备有20毫升一瓶的50%葡萄糖注射液若干盒，供抢救低血糖昏迷病人使用。
肿病危重病人在低血糖昏迷情况下，注射高渗葡萄糖，在施行静脉穿剌时，其静脉血管壁的弹性、韧性完全丧失。只要注入皮下的针尖剌入血管壁，血管立即破溃，产生巨大的皮下血肿，而且将针尖挤出血管，很难把注射针保持在血管内。常常需要穿剌二、三次才能注射药物。昏迷病人经抢救复苏，也很难存活，很快就可能发生第二次昏迷。昏迷次数越多，存活率越小，有时还在推注药液时，病人就已经死亡了。
医院雇有一个炊事员，每天给病人做两餐饮食，每餐给每一个病员一碗稀糊糊。其内容是少量玉米面加细糠皮加红苕藤和青树叶磨成粉混合煮沸成糊糊。仅此也比医院外的公共食堂分配给社员的同样食品的量要好得多、多得多。最令我难忘的是院子的角落住有一户人家，是一对青年的夫妇，两人都有一点文化，带有一个两三岁的小孩，每天两餐盛三碗少得可怜的稀糊糊，那女人既要让丈夫，又要让孩子多吃点，她几乎每天都没有吃。那种饥饿、痛苦、悲惨的情景，真令人心酸不忍。
肿病医院内外的水肿病人每天都在大量死亡，医院外的死亡率比医院内要高得多。因为很多病人行走十分困难，没有体力能走几里路甚至十几里路来"肿病医院"集中接受治疗就死在家里了。最初，人死了，死者的亲属或近邻还要拆几个楼板或墙壁板，装钉一个木匣将死者放在匣子内抬去掩埋。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楼板、墙板没有了，抬死人的人也没有了。活着的人都是有气无力，完全没有力气抬死人。只有将尸体拖出门去丢在田里或坡地的低凹之处，随随便便盖上几铲泥土，草草了事。但是常常在夜里，就有人把泥土刨开，将尸体大腿和臀部的肉割走，而任由尸体暴露。初始时，人们对此还有议论。后来割尸肉的事频繁发生而且连尸体的内脏也被挖走，习以为常后也就无人问津了。
公社干部包括卫生院的医务人员，是在干部食堂用餐。和专区医院一样，干饭是将大米盛在方形的铁匣内蒸熟后用刀切成块状出售，以求份量精确。稀饭则是在煮熬时加有小苏打（碳酸氢钠）这样，即使用很少的米也可以熬出很粘稠的稀饭。（这种弄虚作假的方法煮熬的稀饭，在碱性溶液里，稻米内所含的水溶性维生素已被破坏殆尽。）食堂里面没有菜蔬供应，仅在餐桌上放有一小碟用清油炒过的盐，供进餐者食用。
1960年春节。肿病医院所在地的社员公共食堂供应了一次猪肉，也分给我一份。共三块，每块比枣子还小，第一块是猪皮，第二块是猪尾，第三块是筋骨。干部的春节物资供应是每一个人凭粮票购买二斤挂面，另配2两（64克）花生、2两核桃、2两柿饼。这些物资在当时都是极其珍贵的救命之物。
泗坪公路旁的山坡上是泗坪铁锅厂。公路上的行人都可以看得见铁锅厂锻铁的火焰。春节时坡地上挂着醒目的红色横幅大标语："感谢党！春节给我们吃回锅肉还有煮萝卜汤给我们吃！"这条动人的标语非常真实、朴实，令我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卫生院在大饥饿来临之前，还有妇女生孩子的时候储备了一些胎盘。那个年代没有冷藏设备，他们用火把胎盘烘干，磨成粉末储存。现在成了最佳营养品。春节前夕，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弄来一个新鲜的胎盘，煮熟后请我共享。哦！天哪！那是人肉，我连看都不敢看。
卫生院全体医务人员每天晚上都要与公社干部一起去泗坪邮电所参加县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会议内容是全县各个公社逐一汇报该公社的肿病人数、以及当日的发病人数、当日死亡人数等数据。所以，我认为三年大饥饿的死亡人数国家必有准确的数据。
春节过后，二月下旬，卫生院通知，调我去河西大队疗养院。到达时天已快黑，大队书记安排我住在一个空仓库里面，其内已经住有一位名叫胡远阔的从成都市下放到荥经泗坪的住社干部。稍后屋子内陆续来了七、八个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坐在一起东拉西扯一些极其无聊的话语。又过了一些时候，八点半左右，卫生院田院长和一名公社副书记匆匆赶到。坐在一起，所有的人都很兴奋。谈话的题目越扯越杂。后来谈的就全是女人和男女性事。我疲倦极了，这些人不走，也无法睡觉。
午夜12点到了。其中一个人大喊："干事！"其余的人同声应合："干！"这伙人就一齐向仓库后院走去，室内仅留下我一个人。过了十多分钟，我实在忍不住，就慢步前去看个究竟。小院那边一间屋子灯火通明。房门半掩。我走近一看，这伙人全在里面，一炉大火，热气腾腾。一个粗汉，全身赤膊仅穿裤衩，手握一柄30公分长的匕首状尖刀正在杀牛。牛头已落下，肚皮也打开了，腹腔内热气腾腾。霎时，还是那个人又高喊："割肉了"。屠牛者一刀、一刀地割下大块、大块的肉。司仪者又呼："公社某书记五斤，某书记五斤，……某主任三斤，某秘书三斤。"……然后是生产大队干部，再后是生产队干部。按官位品级高低分肉。最后说给疗养院病号一斤，医官来了，也给一斤。该生产队收钱的出纳姓王，是个小伙子。我当即将一斤牛肉的价格三角四分付与王。次晨，我看见王出纳背着被盖卷。王说："全体大、小队干部都要到县城集中，开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从此就再也没有看见过王了。
几天后，听到一些流言蜚语，说我偷吃牛肉没有给钱。我当时并不以为然。
三月中旬，公社召开全体干部部署春耕生产动员大会。卫生院全体医务人员也奉命参加。会议主持者报告说："春耕生产为什么上不去？主要是阶级斗争激烈，阶级敌人破坏春耕生产。阶级敌人破坏春耕生产的典型事例就是右派分子偷吃牛肉。"紧接着就是一片口号声："把右派分子揪出来！"我被揪出后，耳光、拳头不断地落在身上。一顿殴打之后，主持人讲话："现在阶级敌人已经被揪出来了，阶级阵线分明，形势大好，大家一定要把春耕生产搞上去！"闹剧就此收场。
会后，住队干部胡远阔带我回到住宿的仓库。胡深表同情地对我说："老熊，以后你不要再同这些农民打交道了。你需要吃什么，大米、酒米、玉米面、挂面、汤元粉子、清油，我的床下样样都有，你想吃什么，就拿什么，尽量拿，没有关系。"胡又说他从成都市石室中学高中毕业后，被分派去成都市公安局工作。当年成都市各高校的整风、鸣放、反右运动的整个过程全部都是在公安局的全面监控之下。他们配发有各高校的红色〈教职工〉、白色〈学生〉两种校章，背面都有编号。方便他们在任何时候视工作的需要以教职工的身份或者学生的身份出入于各高校。他本人就在川大批判冯元春的大会会场担任过摄影的任务。
胡在谈论反右运动时，其思想情感情完全是同情右派，倾向于右派的。但是胡的为人又与此完全相反，而我当时尚有不能理解的另一面。
此时正值春耕，该生产队在点播玉米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农民还不到夜晚的时候，就去刨开玉米窝上面盖的泥土，将窝内裹着"六六粉"还带有泥巴的玉米种粒放入口内生吞吃下。（这件事发生在人类20世纪的和平年代，简直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可怕！）这个可怜的农奴在被抓到后，胡命令生产队的打手将其吊捆在树上。用床款子（100×6×4厘米的粗木条）毒打。我后来常常想到此事，可能是他长期职业习惯养成的残忍、毒辣、同时又没有法律制约而产生的蔑视人性、丧失人性的兽性。
我由于长期缺乏菜蔬和油浑，又吃了伴有细米糠的玉米馍，因之发生严重的便秘。解大便时肛门口像被一个硬的瓶塞紧紧塞住。无论直肠内的粪便有多大的胀意，都屙不出屎来。下腹和肛门的疼痛，痛得我在农民的猪圈厕所地上滚。肛门脱垂，鲜血直流，痛苦难忍，这是我亲身的感受。
大饥饿反应在人体最敏感的生殖器官系统的表现就是大脑垂体促性腺激系的分泌机能，和睾丸或卵巢本身的性激素分泌机能同时降低，甚或枯萎。无论男女的性要求、性冲动锐减，几近丧失。青、中年女性长期闭经，由于缺乏性激素的剌激，更增加了人体各个组织、器官衰老、枯萎的恶性循环。妇女比男姓还要多受一层痛苦。由于子宫韧带张力减退，农村妇女比城市妇女承受了更多更重的体力劳动，因而导致子宫脱垂。子宫垂掉在外阴部的外面，大如核桃或更甚，粘膜受摩擦，糜烂、感染、发炎、流血。其状惨不忍睹。如果你看见的这个女性是你的母亲，你的妻子，你的姐妹，你的女儿，你将有什么感受？
三月下旬，公社肿病医院又收纳有大量病人，死亡率节节攀高，我又调回肿病医院。有天夜里，我感到全身特别是腰腹部痒痛难忍。我点燃煤油灯一看，内裤、内衣上面爬满了虱子，再一看，枕下，铺床的谷草里到处都有，无法彻底清除。只好换去内衣，第二天清理了一次被褥，去掉铺床的谷草。这就埋下我以后患病的病因。
四月初，一个夜晚，我卧室隔壁住的女卫生员与一个军人谈恋爱时在炉火上煮红苕。她们俩好心地给我盛了一碗。我吃的时候感到红苕有些味苦。那个年代，烂红苕也不能丢弃。拂晓时，我腹部剧痛，然后是呕吐，再后是急剧地腹泻。典型的急性胃肠炎。服药后，第二天我就向卫生院请假去荥经县医院看病。卫生院见此状，也不好不准。
到荥经县城后，我即向县卫生科冯科长请假，说痔疮出血，肛门严重脱垂，需回雅安手术。冯曾经是雅安专区医院副院长，见我如此，也就准了。
返雅后，我因痔疮的原因，立即被收住外科病房，手术切除。出院后，四月下旬，医院又通知我，要我再去荥经泗坪。我实在不愿意再去了，第二天早晨，我在雅安汽车站买了去成都的车票。我想邓荣贵不是也是从永郎逃回成都了吗？我也跑回成都算了。
（作者当时为雅安派往荥经救灾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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