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德国公法学者卡尔.施密特说，我的残酷命运和疑虑降于一基础未固之国家，我必须挺身而战。民国奠基之后，普遍共识和最大努力方向就是巩固国基，进行持续性"建国"，也就是在民生问题和政治宗教上面，强化民国奠基。
立宪成功，未必是精英的功劳，立宪失败，肯定是精英祸害造成。如拿破仑说，一个狮子领导一群绵羊取得胜利，一只绵羊无法领导一群狮子取得胜利。
内忧外患是敌人和命运，只能把它转化到内部加以解决，不管多大的困难，多严峻的例外状态，只能依赖于内部的消化能力来征服之。不好的方式如雅各宾派的启蒙专政，虽是被迫的，只会放大例外状态，甚至自己人也成内敌。
大凡民族国家奠基之时，都遭遇内忧外患之例外状态，幸运如美国也不例外。如果不是通过立宪征服例外状态，则必然走向极权主义民主。顺从于例外，就受到必然性的奴役，呼吁救世主（君主或者集体君主，如雅各宾派政党），就在污泥中打滚。用法律驯服革命，在法律之下的革命，则革命倒向了宪政。
大凡民族国家奠基，都有着犹太教的希腊化道德重建，与犹太教的律法奠基两种选择。前者直接诉诸于暴力和内心深处闹革命，后者迫使权力与精英，坚守宪法，拒绝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诱惑，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去求乞政教合一的权力政治组织，结果人民主权产生了异化。
普通人只要知道宪法，就足以参与政治，这是犹太教的政治历史教诲。知识越多越反动越逼越爱装。国共都有着一种救世主心态，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时，觉得自己是为了民众干的。在国民党转型与共产党改革时，不做一些坏事时，还是觉得自己是救世主，恩赐予自由，是民主化的大功臣与领导者。更为要命的是作为他们共青团的公知，老要迫使民众对此迷糊，以继续跪拜，从中揩得香火油。
成为公知是被一种恐惧感主宰然后为一点小利益沾沾自喜，获取优越感。首先成为奴隶，活在恐惧中，被党偶然恩宠特选为奴才的，然后恐惧并优越着。这对台湾人如邱毅也是成立的，台湾人比我们更怕共党。 鲁迅明确提出了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有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
民国的新文化运动与国共专制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这是知识分子文化解决主导政治必然归宿。所谓的启蒙辩证法。他们对革命和政治问题无能为力，在侮辱革命与民粹之间轮回。都是同一拨人，一会儿激进，一会儿保守。精神有毛病。
国共党国体系是人民主权扭曲的代表形式，这种代表形式有着迫害人民主权的内在悖论，代表人民是以排除人民驱赶人民，不让人民在政治中在场的形式。一种南辕北辙的互相冲突的结构模式。当下必须重提毛泽东历史是英雄还是人民创造。毛泽东是在强调中华民国奠基以来，世界历史精神的载体是人民，国家就是人民。托克维尔所羡慕英国的1819世纪普通法绅士，在乡村与民众一体。法、德、中诸后发国家伪贵族知识分子进城道德文人，致力于从大地子宫撕裂和民众中断绝开来，凌驾殖民民众，政治灾难就降临。是为知识分子道统之说的困境。
退一万步说，即使国共的独裁，是地缘政治与历史条件下的被迫选择，那么也是一种不得不的错误，当下绝对不能当作政治正确甚至美化神化，当作美丽的正确。也就是说，需要反对党精神，作为历史法庭的审判员或者陪审员，坚持一个正确的宪政理念，否定这种"不得不的错误"，从而让民国史宪政化起来。
国共两党专制政治手段本身也会滋生观念，围绕着如何达到目的而滋生的观念，或者是退一步如何效率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而滋生的观念，这种观念常以权力政治为中心，会反过来反噬掏空侵蚀腐化扭曲目标本身，所谓用"人的道理，替代了神的道理"。当诉诸于政治行动时，一定受到权力政治的魔鬼诱惑，如何抵制这种诱惑，思考达到目的的观念，排除结果的确定性，遏制对抗命运的专横，那么必须强有力信靠律法。
民国奠基时，同样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如针对北洋军阀的维护法统之和平手段与武力统一手段之间的竞争。奠基之初，是一种犹太教的律法奠基。然而之后的启蒙运动，作为国体建设的工作，削弱了民国的根基。多大程度上因为政治宗教依赖于公共舆论与国民教育。其国体建设取决于和受扭曲于政体循环中意识形态及其相对应的阶层的上升或者阶级斗争。
施密特说，民主宪政制度，对支持其的基础条件或者地基整合无力。我把它命名为宪政的黑暗根基，民主政体不能直接培养支持他的黑暗根基。如果想避开这种无力，直接采取政治措施，则一定让宪政转化为极权主义民主。这个困境对于民国也是成立的，俄国和日本的侵入，容得不慢慢地将已经相当完善的宪政框架增加对社会的整合力。民国有晚清为其预备的有个法政系，就是治国贵族，差得就是天命感和运气。
大凡在现代，凡是统治者所为的功绩，民众都视为理所当然，旋即淡忘，而对人民的欠债和伤害，则念念不忘时刻放大。蒋介石不管多辛苦多艰难，只要没有终结训政，就是沉沦的罪恶者，丝毫不必原谅。马英九还幻觉国民党对大陆人民还有多大吸引力，过去的伤害和后来的遗忘，注定抛弃国民党。
我们需要民国历史当归，为了是发现其当下的意义与奥秘，寻找我们的存在与民国历史的联系。民国的目标在我们这里复活。公知国师们好偷窥红墙内，津津乐道以此自重。而我们也可以让他们难受，我们身处曹营心在汗，可以关注民国，以民国人自认，以民国政治家自认，以反对党自认，不给他们去捧场，让他们成为独角戏。
因此需要终结启蒙政党，终结其道德性父权，政治本身由依附于至善范畴断裂开来，服务于成为至善的外在世俗条件，例如人和财产的保护，把至善抽离出政治，以便作为乌托邦高于政治，而不会造成政治的堕落。
一旦从至善下降到外在世俗条件，于是法律的统治成为上天选定的选择，法律人取代启蒙文人成为政治领导权的担纲者，维权而不是启蒙教化成为政治空间的政治。从政治上来说，其中心从圣经的新约道德回归到旧约律法，也就是成为成为普世基督教帝国内部的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进一步生长和发芽。
国家认同
国民党在大陆的精神党员，是党国思维体系内的，说不清楚能否算宪政主义者，具有很大的暧昧性。要具有永远的反对党精神，才是吐去狼奶。
反对党精神不会去强调那个政治力量是救世主，不会做这种先天预设。新浪微博"来福"说，我对民宪派的忠告是：多以反对派、抗争支持者的姿态说话，少以未来执政党的姿态说话；多着眼下的抗争，少弄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反共素材。孙蒋伟大、但还得能用孙蒋民国鼓舞当下抗争，才有价值。捧孙蒋捧成非名君非自上而下不能民主，那就傻了。
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当中共是一个反对党，就要撕开国民党对国家认同的垄断。
新浪微博"顾戡棠"说: 民国政治一路走来，无论宝岛岁月还是中原时光，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过于政治挂帅，原则性好差，所以永远只有政党政治而没有国家政治，这是民主宪政的一个历史误会。没有亲身经历者不会洞悉。
国家认同在执政党与反对党之上，在政党轮替中塑造加强。就像一个赌场，不管哪一种政治力量在赌，都必须给赌场抽成。或者就像证券交易所，不管庄家输与赢，都得给交易所交钱。这样的过程，不管谁在台上台下，都是人民受益的过程。政党认同或者政治符号的认同，如对孙中山蒋介石的，绝对不能遮挡国家认同，而且必须万流归宗，最后归于国家认同。
新浪微博"顾戡棠"说，民宪顾名思义就是以民为本以民为宪，民命不息，宪政畅行。国粉很令我们感动，但是不能因这份感动就曲解为国粉就是民宪派，关于这个问题我从2011年就开始请教一些相关学者和三民后裔，这之间是不等式。钟爱民宪，所以不分蓝绿，立于社稷则天下幸甚.。忠蓝营，文过饰非则难逃牛李党争旧路。
民国回归大陆，并不是台湾回归大陆。民国回归大陆，是国体的回归，同时是政体回归宪政。并不是现在台湾的民国政府的回归，当然是民国宪法行宪区的扩大。总之，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非民国政府的代表不可。政府之上有国家，政体之上有国体。
把民国当归当作仅仅国民党为主角的，肯定是被洗脑的错觉。国家回归，又不是政府回归，区分二者。把民国当归仅仅理解为民国政府对大陆的恢复统治，有着专制的病毒。可以理解为民国宪法的恢复统治，但不依赖于民国政府的垄断性。剥离国家与政府，有助于帮助知识分子总是把自己当做政治家，国家必须由政府垄断的劣根性洗髓易经，让知识分子帮助人民，反对政府。
民国当归当然是一种民主转型的路径，但更必须是人民主权，民国就是人民之国这种根本规定性的直接实现，人民在政治中的在场，不需要国共两党这样经过代表监护着，将来才能进行。而民主转型往往有精英政治的扭曲，故民国当归要警惕这种扭曲。
革命权与司法宪政主义
被现代性解放的人们，底色永远是无政府主义者，永远批判，追求超现实的目标降临于身上。这就要求现代民主政权必须奠基革命权根基之上。邓小平毁之为喂不熟的狼。这种底色无从改变，但总统可以下台就足以暂时平息其中大部分人，只剩下少数极端。于是社会就稳定。民主社会，总统绝不是救世主，而是替罪羊。另外一方面，需要永远的反对派精神。
民国以降，由于没有为人民主权像美国那样找到合适的政体形式，不管是君主复辟，还是道统文化担负，还是国共国家党的大多数暴政的委托专政，都不是临时性的脚手架。伦特在论革命中说欧洲绝对君主仅仅遮蔽了这个问题，对中国也是适用的。对着一些临时性的表明，说明人的政治以及实验的探索，都是有限的临时的，最后指向了上帝与神法的永恒性体验，指向了回归民国奠基的渴望。
把民国政府的政权，建立在革命权，也就是人民主权的表达形式之上，强化民国奠基，这时候在台湾的民国政府没有庇护大陆沦陷区的人权，大陆沦陷区人民根据民国宪法，没有义务服从民国政府，有权否定民国政府，将来大陆光复之后，没有法定服从民国政府的义务。服从宪法来抵抗政府。反对党与政党轮替，正是革命权的和平替代方式。正如林肯所说，选票是枪支的和平继承人。
法律是精神人文科学之母，罗马的智者身份是法官。我在古代政治历史找到了一种法庭式的政治思考。如施密特那里读到"控告者如鬼"，我自己感受挖掘到的"辩护者"。培根那里找到的"大法官那样的思考"。
我相信这是最原始古老而被现代哲学与意识形态遗忘，但在英美法系保留得比较好。司法宪政主义是人类最原初的政治秩序，其核心说神人关系，人做人能做的，神在后面加持或者禁止，不直接介入人的行动与行为。古代的司法与法律，都以禁令的方式，之规定什么不能做，不规定什么能做，实行判例法，就是与神人关系吻合。
可以将革命权与司法宪政主义联系起来。革命其实也是向天上与人民的申诉，而暴力或者其他办法都是申诉的工具。命运的裁决与革命的关系，就是一个大赌注，而人民承担裁决者的角色。就像决斗神裁司法制度。整个政治共同体领域就像一个大法庭，人民主权是法官，而反对党以控告人的身份出席。就像一个控辩制法庭中，律师与检察官对抗，而裁决由法官完成。
反对党发表政治声明，是说"在我看来"，首先要让人知道他自己是谁，不把身份掩盖起来，伪装成普遍性。就像一个法庭的组成成员中，每一个成员的角色都是特定的，都显示出来都在场。在法庭为象征的原初律法秩序中的身份，来说话，这是解决现代性政治危机的办法。这样是克服国共政党国以来极端失序的路径。政党就像钟摆，钟摆的存在和显现，必须彰显整个钟表，也就是高于政党的宪政框架，国体与政体的安排。
如此法政思维而不是道统思维的引入，去掉国共两党的真理垄断和代表权，去掉在其上的政治巫术。真理在辩论与反对中降临，而几乎不在一致同意中降临。如民主，还是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允许异质和不同意见共存，但是一致同意，几乎都是专制的。
反对党在大法庭中，有着主体性，对自己身份的意识和自我反思，也在场。显示政治立场，提出政治方案，首先得明白自己是什么人，找到自己的主体性。他提出任何主张，都首先明白的宣誓，自己是反对党。这是主体性及其身份在场。
而二十世纪国共两党享有因为建国的必然性带来的特权，以及解决必需性带来的特权，其核心问题是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其他都是手段。他们的论述，把自己的主体性藏在黑暗阴影中私欲膨胀。文人的思考不肯界定自己的身份，在各种角色中游移不定，以获取最大的观念背后的利益。
必须揪出隐藏身份的伪普遍性话语，如知识道德文化等背后的主体。知识文化从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哪一种文化，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一点也不重要，关键在是那一个阶级来用。这里的阶级身份和利益取向，才是决定性，何种文化都是包装伪装。去计较那一种文化更好的，都是同种优势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精英的替代。对外部来说，只是扩大被转嫁的成本负担。
传统文化与宪政的关系，如英国最典型，并不是有传统，而是有政治力量在利用传统，没有政治力量，传统就是虚无。而且传统之利用，也是一种神话，一种吹牛逼，只是搞成了之后，把功劳算在他头上，如《英国大宪章》。说来说去，还是需要主体性出场。
去政治化的法律，其属人的形象就是大法官，如果我们学习判例法，就知道法律对解决诸神之争的机制，法官不管当时的请求是否是正确理解的利益，是否是他的利益最大化，法官必须支持其中一方，按照他自己的要求支持，法官按照自己的的意识做出判决。也就是说，在执政方面，要么支持执政党，要么支持在野党，其他的选择，只能以公共舆论的方式存在。
诸神之争是不可解决，也是可以解决的。其解决之道，万变不离其宗的。其宗似乎不在人间，而在于彼此岸。英美法系这种解决之道，是法律，去政治化的法律。虽然政治凌驾于哲学和宗教，但是政治本身，还是要自我限制变成法律才能形成良好的政体，才既能统治又不摧毁哲学和宗教。政治本身必须抬高法律，让自己作为法律的仆人和导师，在情非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在舞台上抛头露面。
人民主权大法官的裁决，是临时的技术性的，有情境的，虽然宣称自己是永恒的，但实际上并不是永恒的。就像政党轮替的政争一样，也只有反对党与执政党之间的政争与协同效应，才能体现和靠拢这是临时与因时因地制宜，而不能为国共两党这样成为永恒化真理。反对党与执政党之间有着协同效应，执政党会主动或被迫采纳反对党的一些合理措施。而且保留了执政党措施之外的可能性，为政策调整踢空了较大空间，执政党错了，就由替补队员反对党上台，这样有较强的纠错机制。
当下性
将来反对党，只能是社团，不能是权力组织。不能为了反对共党，就推崇另外一个专制政党，以毒攻毒，以魔鬼对付魔鬼。对中共的批判，回到转型前国民党历史中寻找启示神话，将来就会重陷轮回。国民党功绩再大，内忧外患迫使它专政，只要不是社团，便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对政治力量，本是应有之义。
在民国历史尤其是国民党历史中论证道统的，就意味着丧失主体性。民国当归不能是儒家认同的或者知识分子认同的，这一些是想成为公知的公知。按照德国的定义，知识分子是有知识的小市民。非黑即白，用自己的有限极为可怜的知识低下的智力，构筑一种格式，非此即彼，获取安全感，不同就是对其冒犯。
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与毛泽东处在对立中，但为毛粉的变种，在受塑造中反对毛泽东，在反对毛泽东中受塑造。由国民党精神党员往往是毛粉的翻版。与浑身污泥病毒者无休无止的战斗的，经常自己也是浑身污泥病毒。批判并不能免于污染，而自我批判则有助于，这是知识分子认同儒家所缺。
跳出党国，归于民国的国家认同和宪法认同。国民党精神党员，马教与儒家都是启蒙叙事结构，一路货色。大多数人道德暴政与政治强力总体控制之间，就一小小区别，二者之间的越界一眨眼就完成。批判别人的时候，最好提灯自照，先自我批判。一个魔鬼批判另外一个魔鬼，无法造成自己不是魔鬼。民国的辛亥革命精神，正是因为封建社会的儒家道统知识分子认同没有革命干净，很快民国就屈从于王朝政治的权贵官僚体系，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同样是一种屈从。
索尔仁尼琴说，总盯着过去，你会瞎掉一只眼。把民国史简化为国民党史，同时没有能力把历史当作超道德超领袖个体的事务，陷在只能美化，不能丑化批判的泥沼里面，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国民党精神党员派不外乎是另外一种毛粉。痴迷于国民党的党国思维，站在中共的对立面，一样是专制独裁的粉丝。
新浪微博"叶隐"说，对中国绝大多数史学家和爱好者都有或轻或重的厌恶。他们总有一种从历史获得智慧的优越感，通过对历史人事的褒贬，完成了某种虚拟身份建构，进而自授建构/决断现实出路的智识特权，其实这是一种夜郎自大。生命在于行动和创造，在于当下。沟通/整合/行动，点滴积累以求突破远胜于大言不惭的整体方案。
霍布斯有一句话，他说他要解决当下和未来的问题，而不解释过去的历史。毫无疑问，民宪派的历史解释和辩护，有着指向解决当下和未来的维度但过于隐晦，这与启蒙派毫无二致，同样处在去政治化。政治性问题在当下无从回避，且处在首要位置：民国和我们的关系，民国如何回归于我们。致力于这一些过去民国历史政治符号的恢复，还不如致力于要民国护照的维权运动。
历史批判为当下民间政治的武器，当下就会提出要求。当下对民国历史批判提出要求，就意味着主体性。不会必会迷失在国民党党史历史主义的陷阱里面。
民国如果仅仅是民国历史，或者台湾转型经验，那么就没有当下性，仅仅构成对现专制的批判和政治反对，就像一个男人在公交车上，听边上美丽少妇对孩子说，赶紧吃奶，不吃就给边上叔叔吃了。或者一个女人在床上生气地对她的男人说，我和隔壁阿三睡去。很显然深陷与专制之间父子，或者痴男怨女爱恨情仇。
必须从当下出发，让历史服务于当下。民国于当下回归。历史性正如海德格尔所展示的那样，不仅仅是关于如何呈现过去的知识。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下史，我们自己的当下，首先来自曾经是将来的而现在是当前的东西，根据仍然被看作将来的东西而被当下建构起来。民国宪政就是曾经是晚清时期人们心中将来的，而仍然在当下是将来的，因为在完满的过程之中，而且如果持民国当归立场的化，就是现在当前的东西，如民国护照。
国民党精神党员与毛粉之所以相对无害，是因为有一个更毒的专制存在，需要以毒攻毒。我不是国民党精神党员，我不把三民主义做为我的政治认同，虽然我认为三民主义说的足以囊括自由主义。我是个民国派，认同民国，不认同国民党。不赞同三民主义写入宪法，认为民国需要进一步去国民党。
在我不能管孙中山蒋介石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制度是结果，落实于民众身上的结果，这对我评价毛也是这样。不在于民国历史是什么样的，而在于民众需要民国历史是什么样的。也就是一个普通公民的视角来看。这不是洗脑，而是正确的认识。选民对政治人物的鉴定，就在于他给选民带来了什么。
民国并不是是民国史，民国当归并不是知识或认识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民国就意味着可以超越过去历史和当下的限制，走向宪政中华。
站在边上制衡民进党
国共两党都有着公民社会根源。民国奠基之后的几年之内，人民由满怀希望立即变为绝望怨恨民国，因爱成恨，新文化和五四都是夹在民国政府与民众之间，试图振兴公民社会，如五四学生提出社会制裁力，当时提出建设社会的学说多如牛毛。而国共两党正是为建设公民社会的独裁，五四的继承人。
台湾的公民社会运动，提出民意不是只有蓝绿二分法，而有第三方守护公民社会。要么国民党，要么共产党，这也是洗脑的产物。为什么一定要被代表被垄断呢。例如韩寒渐进民主论风波中后期，方舟子反韩寒，于是之前发言的，就被贴标签，要么支持韩寒，要么支持方舟子，就没有被第三方。
台湾公民社会第三条道路，国民党与民进党之外的第三党，是永远的反对党，且明显宗旨是守卫公民社会，而不是执政。我的老朋友，蒋介石"干儿子"康国雄也在48年认为国共两党皆是臭蛋，组建了第三党。少年之梦，如今年迈重提。这是两党制等政党制度的超越，复活结社自由的原教旨，可能会写入政党制度史。 支撑49年后反对党政治参与的激情，都是拔根而起，告别自己所被困住的日常性。公民社会确实是对极权政治控制无所不在的超越，且是对政治反对与参与的超越，是更高者。
我们对民国问题的讨论，要从国共两党所分赃设置的统独话题，改朝换代版本升级为人权议题，虽然我们身处沦陷区，但是我们自我任命为民国的反对派，反对党，而不是49年秩序的。这样就可以在民进党是反对党的时候，一起对付国共，民进党一上台，就监督其兑现承诺。
美国政党并不是宗教性的，松散登记，没有强制力。也就是普通的社团，而不是权力机构。普通党员与党外人士一样，可以对该党听其言观其行，赞同其对的，反对其错误的，不要把自己当作幕僚，或者移情投射，把自己当作民进党人，把民进党的执政利益当作首要考虑的，乐见其成的态度。
民进党现在的大陆政策，有很大调整，但还是偏重于大陆公知的胃口。要说这种方向，马英九这五六年极盛而衰，当总统前每年六四发文要求平反，而且还有大陆公知与民众，因为二十世纪历史遗产而对其大规模投射移情，没有实质性，下场如今天凄凉。民进党一上台之后，这种软弱，就会在现实处境中，丢的片甲不存。
腾讯微博"乔小飞"说，如何破解执政后的日趋保守性对任何一个轮流执政的政党都是一种考验。上台就保守其实是一种自然属性，这种自然属性的破解关乎能否延续第二个执政期，这属于岛内民众的选择。反对党与执政党之间会有个趋同效应，一上台，主动或者被动的，会变为一致。
正如民进党在台湾必须取悦于选民，在大陆取悦于知识分子是没用的，必须取悦于底层民众。只有实实在在的政治对抗政治，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帮助，否则都会落入国民党国共合作被利用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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