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本地报纸消息，《无名英雄》又要搬家了。
凡是20世纪5、60年代在成都居住过的人，大抵都会记得东门城门洞内的空地上，有一座铜像。铜像基座为石条，基座上塑着真人大小的一个士兵，着草鞋穿短裤打绑腿，背上背着草帽右手持着步枪，身躯稍微弯曲，大踏步地向前行进。
彼时，笔者尚年幼，家就住在东门城门外，来去都会见到这个衣衫褴褛的持枪人。曾不止一次地问过母亲：这人是干啥的？叫什么名字？
母亲总是回答：抗日英雄，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为什么要给他塑像呢？
因为战争中死的士兵太多，无法一一塑出来，所以就塑一个无名英雄代表大家。
为什么向着这个方向呢？
当时军队就是由东门出川的。
年龄稍长，参加过湘桂对日作战的表叔苏树田，偶尔会讲起当年的战争惨烈状况。从此才知道，这是抗战时期，为了鼓舞士气，同时也为了纪念川军三百万出川，浴血奋战抗击日本军队塑造的。这尊雕像由民间酬款，当时在川的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制作。作品原名为《川军抗日英雄纪念像》，成都人习惯称无名英雄。
关于无名英雄铜像，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大饥荒时期，一个寒冷的冬夜，长年在城门洞摆汤圆摊的老妪，正准备收摊回家。忽然来了个身着破烂单薄军装，脚上穿草鞋的兵，冻得浑身哆嗦，要求吃汤圆。老妇人把最后一碗汤圆给了他。大兵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往口袋里掏钱，可怎么也掏不出一分钱来。老妇人看他很尴尬，便说道：这是最后一碗，不用付钱了。大兵感激地行个礼，消失在寒夜深处。第二天，人们发现无名英雄的嘴角沾着少许汤圆粉子，纷纷传说，无名英雄饿坏了。从此，正月初一，就有人家做好汤圆，送到雕像脚下。这个故事城东一带几乎家喻户晓。尽管这只是几近荒诞的民间传说，但至少证明当时的成都人民还记得，川军曾经为了国家民族停了内战共同御侮的事迹。
但是，"文革"刚刚开始，那座雕塑就被"革命"毁于一旦。究其理由十分简单：无产阶级专政的土地上，哪有国民党站的地方。
除了无名英雄像之外，抗战期间，在成都的刘开渠还塑有 《孙中山先生坐像》；战死在对日作战战场上的将领《王铭章骑马铜像》、《李家钰骑马铜像》等等。李家钰和王铭章的像在大陆易帜初期早已荡然无存，而惟一没有被捣毁的《孙中山座像》，也在不久以前被拆掉周围的绿荫鲜花，孤零零地暴露在烈日烘烤，风雨侵蚀之中。
直到20世纪末，城市雕塑随房地产开发迅速遍地开花，市区内雨后春笋般冒出若干大大小小的雕塑作品，但实在找不出经典之作。终于有人想起，那座堪称成都标志的川军抗日英雄纪念像，可惜给毁掉了。于是，政府就将这个工程给了以雕塑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而走红并大富起来的叶毓山。叶毓山根据资料将原来的尺寸放大，重塑了一座新的雕像，可城区已经没有他容身之所，只得在新建成的二环路万年场十字路口安家落户。
岂料，这尊含金量大不如前的无名英雄跟高压输电线路相伴才不过几年，车水马龙的二环路不堪汽车流量重负，又要扩建了。（马路的扩建速度，怎能赶得上汽车制造的速度）这无名英雄挡着"开发"的路，怎么办？不言而喻，任何事情都得给GDP让路。不过现在世事微妙，台湾国民党党魁连战等跟中共有了往来，继续往外搬迁，可谓不识时务。于是准备将他搬进《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所在的人民公园，即民国时期的少城公园内。
可怜啊，这个善恶不分、恩怨不明、鼠目寸光的城市，将依附着川军阵亡将士魂魄的无名英雄，撵得"绕城三匝 无处栖身"。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成都被历届政府翻了若干个身。土地被反复出卖，路面无数次改建、扩建，给GDP的增长做出不小贡献。难怪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均是财大气粗，成批贪官动辄成千万上亿的捞也还没有掏垮。有句很形象很幽默的话说得好：给路面上装个拉练，随拉随开，能省下许多工夫。可又有人说了，省了工夫，少了工程，提口袋（包工程）的上哪弄钱去！
按说一座雕塑因为城市发展需要搬家，也不好说什么。但是这个雕像的命运沉浮，却可以从侧面证实，这是一个永远都在编织谎言的政权。川军虽然内战22年，在国人遭受日本侵略军蹂躏的关头，却停下了内战掉转枪口奔赴前线，付出惨重牺牲，保住了大后方人民的家园和尊严。实事求是的承认这段历史并不困难。可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教科书、文艺作品，当然更不用说沦为一党喉舌的报章杂志，众口一词地颠倒黑白，说成中共领导了抗日战争，国民党蒋介石掠夺了胜利果实。这种谎言蒙蔽了两三代人其中包括本人。从前跟一些南下干部子女同学在一起，听他们谈抗战时总有自卑感，仿佛他们的父辈才是抗日英雄。
我所认识的，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一辈人，除了前面提到过的苏树田（西安军校毕业）；1948年去了台湾的姑母姑父；参加过赴缅甸抗日童子军的远房表哥，整天沉默寡言吴崇实；此外还有80年代后期"落实政策""荣任" 政协委员，由新繁农村返城的陈伯坚先生。他们就住在我的隔壁。当时由他夫人（瞿性，宋美龄组织的战时救护队队员）帮助撰写文史资料，笔者有幸浏览一二。陈先生黄埔军校成都分校一期毕业，参加了衡阳保卫战，时任营长。接受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任务后，陈带着自己一个营，拼死抵挡，血战三天之后，除了他自己和两个部下幸存，其余弟兄全部喋血沙场。
好在，这个世界多少还有良心存在。年初，本地一份刊物作了个抗日战争题材的栏目，其中涉及到国民党抗战，尤其是一些图片资料，给当代青年提供了抗日战争主战场乃是国军而并非完全由共产党主导这样的信息。嗣后，因新近中宣部指示，禁止在媒体上讨论长征、国民党抗战、三年大饥荒，甚至鲁迅的功过是非、。。。。等几十条能够触动他们谎言的敏感话题。所以该刊物的社长兼总编便被市委宣传部门领导叫去训斥了一通。
社长兼总编辑自然是体制内的人，但也无法忍受"带上镣铐跳舞"，当即表示不干了。可当今天下，霸道就是王道，王道就是霸道：不干？不行！必须继续干，并且要亦步亦趋地跟，不折不扣地干。朋友们心知肚明，年轻的社长，那个曾经走红的"十佳"记者的政治前途，可能就此走到头了。
键盘敲得兴起时，蓦然发觉我已离题千里，索性再扯几句。衡量艺术作品的价值，离不开时代背景、历史事件、作者甚至地理位置。跟这些息息相关的人文信息，是艺术品的灵魂。拆掉真古董，制造假古董；拿走老古董，换上新古董。成都如今就是这样将历史文化的灵魂彻底抽去，肤浅浮躁充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当初，衣衫褴褛足着草鞋的川军士兵一定是心中默念着"青山处处埋忠骨"的悲歌，慷慨奔赴前线的。那座真人大小的铜像一方面因了战时资金的困乏；更显示出数百万平常士兵的本质所在。将他迁进由永清、永顺和永新三条胡同改建的少城公园，现名人民公园，也许是个不坏的举措。但公园已沦为拍卖假书画作品、瓷器、补肾养颜药以及寻女婿、媳妇，为中老年男女牵线的无证婚介穿穿的市场。无名英雄处在那样环境中是否有些滑稽？
常言道，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去完善。如果将《川军抗日英雄纪念像》迁移到中心地带的公园内，总要有个说明。笔者有些替他们担心：这"说明"可不好明说。既然有了关于"国民党抗战"的禁令在先，无名英雄的最终命运将会如何，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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