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普
政治评论人"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近年来，中港矛盾与日俱增，蝗虫论述甚嚣尘上。从孕妇床位到婴儿奶粉，从名店拍照到车厢吃喝，都成了冲突导火线。及至10月上旬，新界北区幼儿园学额更爆发恐慌性排队人潮。「双非」、「单非」、「无非」幼童的家长为求一纸报名表通宵排队，本地家长请假辞职，双非家长恶补粤语，学位有限，人龙被截，怨声载道，矛盾激化，学额得失，仍未可知。特区政府坚称北区学额足够。然而，外界已经证实政府严重低估双非幼童逐年递增趋势与庞大入学需求。最后在沸腾民怨压力下，特区政府突然改变政策，大埔及北区幼儿园优先取录「原区学童」，其次是「跨区学童」，最后才考虑「跨境学童」，纯以「原区」就读为标准，避开差别对待「双非」、「单非」、「无非」学童的歧视议题，试图曲线平息争议。由于政府突变，双非势必反制，虚报新界地址，北区租金暴升，争议持续发酵。
及至10月9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题为《香港发展需要新香港人》，署名李炜娜，「子虚乌有」地声称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副教授周保松曾经说过「全面与内地切割的主张在香港是几乎没有市场的偏执言论」等话，及后已被周教授严词否认。文章继续借题发挥，声称香港出生率低，「因此」社会发展需要「新香港人」来补充人口，并以内地女星汤唯为例，指她已通过「优才计划」移民香港；又称香港人怕内地新移民，是基于对早年「内地新娘」的残留印象，加上「文化差异」，以及港人对「香港金融中心地位被上海追赶」的「身分焦虑」所致，甚至自嘲「港灿」。文章再暗地里把香港殖民地时代「恐共逃难移民潮」转接到成因完全不同的「中共主导移民潮」头上，笼统地指出香港是「移民社会」，不同时期不断进入香港的「新香港人」正是推动香港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中必然包括由内地赴港定居的居民。文章认为：即使从内地来港定居的人已不再是「没有工作，要靠综援生活，处处显得与香港精神相悖离」的内地新娘，而是「来到香港书写人生传奇」的内地精英，但香港人仍然感到害怕，是基于「港人身分的焦虑」。
该文章继而指出两条所谓「活路」：一是「换个心态，也许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结果」，并引用政务司长林郑月娥的说法，指出近年香港出生率偏低，内地新移民也是香港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补充香港劳动力；二是「在讨论内地新移民可能会抢占资源的同时，如何留住自由行内地游客、如何到内地寻找发展机会，同时也成为了近期香港热议的话题。」这篇文章，出自中共党报，比较罕见，引起香港坊间激烈讨论。
争议当然并未就此平息。10月10日，「关注中港家庭权利联席」召开记者会，身兼民阵召集人的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干事孔令瑜，在记者会上批评立法会议员范国威、毛孟静及保育人士谭凯邦在9月3日发表抗拒中港融合的联署，内容针对新移民。联席不满其「源头减人」的言论，指出他们呼吁减低新移民来港配额的说法是「歧视新移民、漠视社会公义」，漠视「单程证」是体现中港两地夫妻与家庭团聚的重要基石，指称一旦变相延长轮候年期，等同剥削中港家庭尽快团聚的权利，对此深表遗憾，批评范、毛、谭三人「不择手段地赚取政治资本」，要求三人公开道歉及收回言论。联席指出：「令我们心痛的，是提出建议者不但没有重申港府应有的责任 —— 平均分配社会资源，及令人民可在此地安居乐业，反而将责任推卸给新来港人士及跨境家庭，要他们去承担土地和房屋不足的沉重责任。如此做法合乎公义吗？一日香港政制不民主，地产集团仍然操控香港的金融经济。官商勾结的情况没有得到制衡的话，即使没有新来港人士，问题仍然不会解决。」联署要求特区政府在短期内成立中港联络小组，改革单程证审批程序，长远争取收回审批权，减少输入人口，而坊间不应再把矛头指向新移民。
毕竟，上述中港矛盾现象可谓冰山一角。其实，自2012年2月起，一个由网民集资刊登的「反蝗虫」广告，早已揭开中港矛盾的序幕。学者陈云先生成为了「反蝗本土派教主」，提倡「香港城邦论」、「香港遗民论」、「本土保卫战」。本地政团例如人民力量、新民主同盟、调理农务兰花系、普罗政治学苑，以及部分公民党成员，也在不同程度和议题上，响应「反蝗本土派」的号召，积极提倡本土意识，抗拒大陆化与文化沉沦。他们更有人抨击民主派的左翼政团和有关社运团体为「左胶」、「卖港贼」。双方剑拔弩张，势成水火，彷佛彼此矛盾，无法两立。与此同时，笔者倒有一套不同的看法，当中不涉及甚么「辩证综合」、两边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诡辩术。其实，大家只需运用清晰的逻辑思维，即可有效拆解个中难题，导引出一套真正有理有节的「香港本土民主论述」，从而不会陷入双方混战与各执一词的五里雾中。
一、人性尊严普及平等
普天之下，人人均有与生俱来的尊严与价值，这是人权的基本原则。归根结柢，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自己是由哪条精虫和哪颗卵子结合而成，也无法自由选择人生初始阶段的经济、社会、生活与教育环境。举例而言，双非、单非儿童都是人，他们的父母已经协助他们按照法律规定取得香港居留权。天下父母，将心比己，为儿奔波，人之常情。况且在法言法，这些双非儿童应该跟本地儿童拥有申请入读幼儿园的同等资格，自不待言。因此，大家从来不应厚此薄彼，甚至挑动蝗虫和灭虫大战。
遇有竞争，僧多粥少，学额短缺，政府和幼儿园应该要做的，正是要去确保入学报名信息充分流通，确保竞争机制透明公平，确保全港学额供应充足，而不是搞些治标不治本、鼓励用假地址、推高地产租金、只局限在大埔和北区（而非全港性平等适用）的「原区就读」机制滥竽充数。
与此同时，有人硬要在政府的无能和过错之外，在竞争对手的额头上，贴上双非、单非的原罪标签，先把他们说成是蝗虫来泄愤，继而猫哭老鼠，主张政府必须动用公帑协助双非儿童在深圳入读幼儿园，实已想入非非，逆向歧视，治丝益棼。
如果「双非」儿童是百分百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跟「无非」儿童的入学权利应该完全相同。负责任的政府应该确保幼儿园学额供应充足。至于「原区就读」的建议，如果公平适用，本无大碍，但如今只适用于大埔和北区，不及其他地区，例如沙田区学童仍可到港岛或九龙幼儿园上学，为何没有贯彻「原区就读」，显然未尽公平。
想通透，维平等，保供应，任竞争，本无碍。骂蝗虫，怨双非，恨排队，促排拒，诚可议。大家不要再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上纲上线为中港矛盾，忽视了双非学童同样拥有香港居留权的既定事实。同样的逻辑，适用在其他已经取得香港居留权而来自内地的移民，他们的公民权利与人性尊严必须予以平等尊重。
二、移民政策从严把关
香港地小人稠，资源有限，不可能放任世界上任何人都可随时取得香港居留权的资格。滥情和博爱往往不切实际。需知道，这一点跟上述观点并无矛盾。有了居港权，人权应平等；但是否让没有居港权的人拥有居港权，并非人权的核心领域，而有承担的政府就必须严格审视资源与人才的供求，实施果断而清晰的人口与移民政策，防止僧多粥少，确保居民福祉。
（一）当务之急，正是香港政府必须拥有（坊间俗称「收回」）「单程证审批权」。审批时，不应把数量萎缩到零。属于真实夫妻（不包括假结婚）或近亲属团聚者，原则上应获批准。不属此类，从严审查，原则拒收，尤其是那些南下单纯来港领取遗产的人们。需知道，自回归以来，通过单程证来港定居的新移民已有大约80万，这批新移民的平均年龄达36岁，但大部分只有小学至初中程度，其中显有不属真实夫妻或近亲属团聚的部分。他们当年之所以获准来港，往往由中共政权幕后全盘主导，审批过程极不透明，贪污腐化问题丛生。米已成炊者，已有居港权，依法办事，人人平等，虽有不足，无可厚非。米未成炊者，未有居港权，特区政府就应该按照上述原则，发扬自治自主精神，严格把关挑选，压缩涌港人数，拒绝照单全收，不设每日下限，坚守自主决定移民政策的堡垒，保障港人利益。
（二）「优才、专才、投资移民计划」也应从严审查。目前投资移民计划允许部分非中国籍或者已经取得第三国居留权（例如瓦努阿图、冈比亚）的中国籍人士，通过投资至少1000万港币，并且逗留香港一定期限后，取得居港权。如此中门大开，1.6万华人已先后取得居港权。他们拿着钞票，狂扫豪宅，推高楼价。到头来，仅有热钱流入，疑似高干洗钱，暗藏腐败铁证，助长泡沫经济。由始至终，少有真正人才移民，难以促进技术创新，更难增加就业机会。整套计划必须重新检讨。
（三）「假结婚」问题由来已久，至今依然不绝于耳。当局必须设定严格审查条件，堵塞漏洞，慎防有诈。
（四）「共干子弟殖民」也是近年一大议题。据报导，中联办与中国驻港企业和机构曾经开会放风，指称中共中央允许和鼓励这些机构的高干子弟到香港读书，进而取得居港权。换言之，只要高干子弟后台够硬，即能南下取得居港权。香港学府沦为大陆高官子女的港人身分孵化器，实在可悲。香港所需要的不是党员和权贵子弟，而是创新与专技人才。
（五）「双非孕妇」涌港冲闸产子，更是港人耳熟能详议题。笔者先前已撰文详细评论，在此不赘。关键既不在于释法，也不在于修改基本法，而是在于出入境官员在各口岸严格把关，积极堵截无居港权的临盆孕妇并实时人道遣返。
归根结柢，香港移民政策必须立足于自主决策、慎用资源、专才优先、从严把关这四大支柱上，抵挡中共通过涌入大规模移民「赤化」香港的阴谋，否则后患无穷。这里所反映的不是党报所说的「港灿焦虑」，而是港人生活在香港的「切身利益」。「反蝗本土派」在这方面的论述，无可否认，实有可取之处。
三、旅游贸易遵理守法
这里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政策和规范。
一是政府必须顾及社会资源有限，进而促进供需平衡，避免求过于供，影响巿民生活，例如：自由行旅客应设上限，旅游景点人潮应予适当截流和疏导，婴儿奶粉应设紧急储备，不要让限奶令导致走私活动地下化，奶粉商囤积居奇者应予禁制，走私中介应予依法检控。
二是政府必须执行旨在维护社会秩序的行政法规，遇有违法情事，无分港人抑或旅客，一视同仁，严格执法。违反逗留条件者应被依法处罚及遣返，公共交通工具的行李应被严格限制体积，公共场地内拖箱横冲直撞应被依法劝阻，蹲坐、吸烟、吐痰者应被依法劝阻或检控，公共交通工具上饮食应被严格执法禁止，公共场地内喧哗滋扰应被依法制止，乱丢垃圾或随处便溺应予依法罚款。这些从来都是很基本的公民道德知识，也是身处香港的人都必须守护的价值理念。
应注意的是，在上述两方面，港人都不应针对违法人士实施任何暴力行动，包围谩骂，标签蝗虫，自以为是，挑衅敌对，用族群或文化作为区隔标签，甚至标榜所谓「矫枉必须过正」等荒谬说词，反而应该集中力量，共同向特区政府和警方施压，要求他们密集巡逻，严格执法，维护秩序，自己坚持不动私刑，不吐狂言，冤冤相报，反而应该适当劝导，积极举报不法，监督警方执法，要求维护社会秩序。由始至终，辱骂陆客混淆焦点，严格执法才是重点。正是由于「反蝗本土派」把这个焦点错置或稀释了，因此才会出现一系列偏行己路、以「遗民」对抗「蝗虫」的「勇武社运」主张，令人相当遗憾。
四、庄敬自强抗劣文化
许多生活在香港的人都深知许多（但非全部）大陆游客和移民的生活表现跟自己有显著分别。脏、乱、吵等典型中华酱缸文化不在话下。争先恐后，堵路不让，横冲直撞，绝少致歉，呼喝侍应，高声吵闹，各顾自家，冷对他人。这种民族文化面貌的精神残疾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中共政权60多年来的极权专制统治、残酷斗争出卖、彼此丧失互信、攀附权贵关系、一切听从领导、教育腐化愚民、奴己然后奴人、利益高于廉耻、懒理是非道义。
然而，这只不过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一般刻板印象，其实每人都有差异，每人也有权选择差异。因此，一竹篙打翻一船人是不对的。在中国当中，并非像某位仁兄所说，只有刘晓波等少数人是与众不同的。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并非人人都是坏胚子。
更重要的是，即使有人证明了大部分大陆游客和移民都表现出坏文化，逻辑上并不表示他自己没有坏文化的习惯和行为。那位仁兄还继续说，香港人以前坐地铁见到有人在面前横过会有礼貌地「缩脚」，但大陆人多了之后就比较少人「缩脚」了；没有大陆人文化污染，香港人还是文化优越的华夏遗民；有了大陆人文化污染，香港人就被劣币驱逐良币了。总之，千错万错，蝗虫最错；香港人道德堕落，都要怪大陆人文化污染。好学生作弊就怪坏同学影响他，梁振英被谴责就怪前朝丢下烂摊子。总之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自己却是委屈而纯洁的。笔者对此评语只有四个字：岂有此理！如此思维，不是王子病，就是公主病，而且正是煽动一切民粹主义的思想根源。笔者的意见很简单。
（一）中国内地劣质文化影响深远，无法实时根治，文化只能改良，文化无法革命，需要政制和教育改弦更张，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社会，才能略有所成。香港人骂某些大陆人没文化，除了泄愤之余，如果其身不正，完全无济于事。
（二）香港人并非都是王子和公主，不要自封圣洁，不要自以为高人一等。如果香港人可以这样看待大陆人，难道欧美人就不可以这样看待香港人吗？毕竟许多香港人本身也有缺点，也很可能会争先恐后，横冲直撞。与其责怪别人，不如好好自省，痛改自私恶行，发扬公德爱心。遇见别人恶行，更要庄敬自强，抗拒有样学样或自贬道德要求。所谓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只不过是懦夫卸责的说词而已。别人在餐厅内大声吼「服务员」，你始终有权选择不这样做，拒绝以跟风为荣。
（三）有些人主张「中港区隔」，就可以减少文化污染，抑制污染源头，减缓港人文化沉沦速度。其实这种心态，跟当年港英殖民者禁止华人进住太平山半山区的动机，本质上并无二致。逃避现实的鸵鸟把头埋在沙堆中，怀缅昔日星空如何浪漫，更是傻蛋。中港交流，在所难免。拒绝融合，当务之急。我们要交流，不要融合；要沟通，不要区隔；要自治，不要干预；要存异，不要趋同。自由行人数要设上限，但不应归零。有人硬要中港区隔，提倡所谓井水不犯河水，让河水不会再犯井水，恐怕只是某些仁兄的幼稚病，值得警惕。
五、确立本土社群意识
这一点是「反蝗本土派」比较正确的论点（虽仍有部分偏颇），值得自称「爱国」的人士认真反省。
需知道个人不但有人性尊严，也与他人共同生活，彼此形成不同的家庭、朋辈、同学、同事、伙伴、社群等关系，因而出现不同的人际关系网络，身分多重，并行不悖，而在这一整套人际关系网络之外，也有机会考虑和关心网络外其他社群的生活福祉。放眼现实，生活在香港这片土地上，大部分香港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主场」正是定位在香港（例如家人、朋友、同学、同事），而关心个人人际网络以外的社会对象之「现场」也主要是在香港（例如可能跟大家还没有交情的王维基、谢廷骏等）。行有余力的时候，关怀的视野可能兼及中国大陆、邻近国家，甚至烽火大地、不毛地带。只要看看本港报纸杂志，以及新闻舆论，就可发现这个认知格局和社会意识，放诸香港，相当实在，存之有年，深入人心，既有本土观，也有国际观。这些社会意识都用不着贴上任何「族群」、「民族」或「阶级」等抽象概念标签来分析，而是最基本的生活常识。
除此以外，另有人提出所谓「国家认同」的议题，俨如横空压顶，搞到热血沸腾。笔者先前已撰文指出：「中国」这个词语，可以是指「中国政权」，也可以是指「文化中国」，互相交替转换，未有清晰界定。国家是个筐，啥都往里装。有话语权的人往往操弄这个概念，混淆揉合，移形换影，涣散焦点，然后推销大家去热爱，去尽责，去效忠，去粉身碎骨，最后连对象是甚么都搞不清楚。与其深陷「国家」这个充满歧义的词汇，说疼讲爱，不如避免钻营「国家」有何复合涵义，避免使用「国家」这个抽象描述。尤其是针对专制的「中国政权」，我们根本用不着跟绑匪说自己有多爱绑匪，也用不着跟绑匪说我比你更爱肉票（所谓「文化中国」或「未来民主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国家」是公民的精神鸦片，只要我们舍弃掉这个概念，尽量少谈国家，政权就是政权，文化就是文化，见山说山，见水说水，思维才会澄明清澈。
质言之，我们应该回到个人和社群的「社会联结」视野上，建立「本土社群意识」，既尊重普世人性尊严，也重视本土文化和地方自治。了解自己的历史，了解家人的历史，了解小区的历史，了解香港的历史，关怀社会成员，彼此团结互助。笔者相信这些知识和价值观，比起甚么「党锢之祸」、「三藩之乱」等遥远的「彼岸」星尘，更具有感染人心的澎湃力量。很明显，「此岸」就在每个人及其身边的家人、朋辈、同学、同事、伙伴、社群，也正是「香港」。
中共党报所谓「旧香港人」、「新香港人」，或者某位反蝗本土派仁兄所谓「离地」、「在地」，甚至「贴地」，硬要把香港人分门别类，都否定不了一个很明显的现实：只要生活在香港，大家都是「在地」的香港人。每人对「香港」可能有不同的认识、经历和感受，但「香港」正是我们的本土，让我们的社群居住，彼此面对共同的政制、税制、教育等现实，互相谈论共同的新闻、舆论、娱乐等话题，产生共同生活的社群意识。
在提倡「本土社群意识」的同时，笔者既反对「统一最好」（一）、「大就是美」（大）、「爱大中华」（中）、「和谐万岁」（和）从而泯灭香港本土自治的幼稚辩证荒谬思维，也反对凡事皆以「本土利益优先」作为招徕，处处以「本土利益」压倒「普世人权」，甚至认为「本土利益必然优先于非本土利益」云云，从而罔顾了「本土社群利益」从来不是最上位的价值。无论是极端的大一统，抑或是极端的本土狂，都是幼稚病，识者慎之。
六、争取本土民主自治
对于未来如何争取香港本土民主自治，笔者主要有以下五点意见。
（一）反对「中国无民主，香港也会无民主」的绝对、武断说法，两者本应齐头并进，相辅相成。
（二）反对「反蝗本土派」的四大谬论：井水避河论、蝗虫族群论、宪法迷团论、勇武社运论，先前已撰文说明，在此不赘。
（三）争取香港民主：促进香港尽快建立代议民主政制，尽快实现特首和立法会的真普选，终结中共干政，实现高度自治，确保法治和新闻自由，地下党全面地上化。
（四）争取国内民主：与此同时，促使中国内地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政制，确保公民基本权利。需知道争取香港民主与国内民主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矛盾，实际上也并无顾此失彼的问题。兄弟登山，各自修行。有志者可以量力而为，择一努力，也可以齐头并进，双剑合璧。声援李旺阳，不等于糟蹋本土自治；声援王维基，不等于忽视刘霞被软禁。虽然中国无民主，香港也不一定会无民主，但是一旦中国有民主，终结了中共专政，香港就会更容易争取得到真正的民主。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并非顾此失彼或二律背反的关系。
（五）在争取香港民主与争取国内民主两者都初有所成之时，亦即中共一党专政崩盘、专政集团「竟无一人是男儿」之后，尽快召开全国民主制宪会议，同时确立联省地方自治宪制，由中央政府制定全国宪法，而中央政府仅保留相当有限的权力，剩余权力悉由各省（包括香港、澳门）依据中央宪法自行制定地方宪法。如果地方民选议会议决不认同全国宪法，更可举行独立公投，脱离中央政府，目的正是要去守护地方自治与民主法治。目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先生提出「全民制宪、重新立约」、「本土、民主、反共」，这些都是走在时代前沿的构思，颇有意思。笔者上述建议，只不过是加上了在香港实现这一步骤的时间点和前提条件，并把重点不放在立即撕破基本法这张画皮，反而放在致力粉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和破除党禁报禁。掌握到这一点，未来的香港本土民主制度才会坚固持久，不至于建立在「党指挥枪」、「解放军驻港」这些沙丘之上。
识者可以细心思考，互相构思研讨。只要香港民意压力够大，并与国内公民互相声援合作，当中国共产党无法承受这股庞大压力，甚至内外交困之际，上述建议就有机会被实现，绝非天马行空的乌托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团结奋发，共同争取本土民主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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