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30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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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普:中港矛盾与香港本土民主发展
Oct 30th 2013, 00:26

桑普
政治评论人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近年来,中港矛盾与日俱增,蝗虫论述甚嚣尘上。从孕妇床位到婴儿奶粉,从名店拍照到车厢吃喝,都成了冲突导火线。及至10月上旬,新界北区幼儿园学额更爆发恐慌性排队人潮。「双非」、「单非」、「无非」幼童的家长为求一纸报名表通宵排队,本地家长请假辞职,双非家长恶补粤语,学位有限,人龙被截,怨声载道,矛盾激化,学额得失,仍未可知。特区政府坚称北区学额足够。然而,外界已经证实政府严重低估双非幼童逐年递增趋势与庞大入学需求。最后在沸腾民怨压力下,特区政府突然改变政策,大埔及北区幼儿园优先取录「原区学童」,其次是「跨区学童」,最后才考虑「跨境学童」,纯以「原区」就读为标准,避开差别对待「双非」、「单非」、「无非」学童的歧视议题,试图曲线平息争议。由于政府突变,双非势必反制,虚报新界地址,北区租金暴升,争议持续发酵。

及至10月9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题为《香港发展需要新香港人》,署名李炜娜,「子虚乌有」地声称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副教授周保松曾经说过「全面与内地切割的主张在香港是几乎没有市场的偏执言论」等话,及后已被周教授严词否认。文章继续借题发挥,声称香港出生率低,「因此」社会发展需要「新香港人」来补充人口,并以内地女星汤唯为例,指她已通过「优才计划」移民香港;又称香港人怕内地新移民,是基于对早年「内地新娘」的残留印象,加上「文化差异」,以及港人对「香港金融中心地位被上海追赶」的「身分焦虑」所致,甚至自嘲「港灿」。文章再暗地里把香港殖民地时代「恐共逃难移民潮」转接到成因完全不同的「中共主导移民潮」头上,笼统地指出香港是「移民社会」,不同时期不断进入香港的「新香港人」正是推动香港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中必然包括由内地赴港定居的居民。文章认为:即使从内地来港定居的人已不再是「没有工作,要靠综援生活,处处显得与香港精神相悖离」的内地新娘,而是「来到香港书写人生传奇」的内地精英,但香港人仍然感到害怕,是基于「港人身分的焦虑」。

该文章继而指出两条所谓「活路」:一是「换个心态,也许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结果」,并引用政务司长林郑月娥的说法,指出近年香港出生率偏低,内地新移民也是香港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补充香港劳动力;二是「在讨论内地新移民可能会抢占资源的同时,如何留住自由行内地游客、如何到内地寻找发展机会,同时也成为了近期香港热议的话题。」这篇文章,出自中共党报,比较罕见,引起香港坊间激烈讨论。

争议当然并未就此平息。10月10日,「关注中港家庭权利联席」召开记者会,身兼民阵召集人的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干事孔令瑜,在记者会上批评立法会议员范国威、毛孟静及保育人士谭凯邦在9月3日发表抗拒中港融合的联署,内容针对新移民。联席不满其「源头减人」的言论,指出他们呼吁减低新移民来港配额的说法是「歧视新移民、漠视社会公义」,漠视「单程证」是体现中港两地夫妻与家庭团聚的重要基石,指称一旦变相延长轮候年期,等同剥削中港家庭尽快团聚的权利,对此深表遗憾,批评范、毛、谭三人「不择手段地赚取政治资本」,要求三人公开道歉及收回言论。联席指出:「令我们心痛的,是提出建议者不但没有重申港府应有的责任 —— 平均分配社会资源,及令人民可在此地安居乐业,反而将责任推卸给新来港人士及跨境家庭,要他们去承担土地和房屋不足的沉重责任。如此做法合乎公义吗?一日香港政制不民主,地产集团仍然操控香港的金融经济。官商勾结的情况没有得到制衡的话,即使没有新来港人士,问题仍然不会解决。」联署要求特区政府在短期内成立中港联络小组,改革单程证审批程序,长远争取收回审批权,减少输入人口,而坊间不应再把矛头指向新移民。

毕竟,上述中港矛盾现象可谓冰山一角。其实,自2012年2月起,一个由网民集资刊登的「反蝗虫」广告,早已揭开中港矛盾的序幕。学者陈云先生成为了「反蝗本土派教主」,提倡「香港城邦论」、「香港遗民论」、「本土保卫战」。本地政团例如人民力量、新民主同盟、调理农务兰花系、普罗政治学苑,以及部分公民党成员,也在不同程度和议题上,响应「反蝗本土派」的号召,积极提倡本土意识,抗拒大陆化与文化沉沦。他们更有人抨击民主派的左翼政团和有关社运团体为「左胶」、「卖港贼」。双方剑拔弩张,势成水火,彷佛彼此矛盾,无法两立。与此同时,笔者倒有一套不同的看法,当中不涉及甚么「辩证综合」、两边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诡辩术。其实,大家只需运用清晰的逻辑思维,即可有效拆解个中难题,导引出一套真正有理有节的「香港本土民主论述」,从而不会陷入双方混战与各执一词的五里雾中。

一、人性尊严普及平等

普天之下,人人均有与生俱来的尊严与价值,这是人权的基本原则。归根结柢,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自己是由哪条精虫和哪颗卵子结合而成,也无法自由选择人生初始阶段的经济、社会、生活与教育环境。举例而言,双非、单非儿童都是人,他们的父母已经协助他们按照法律规定取得香港居留权。天下父母,将心比己,为儿奔波,人之常情。况且在法言法,这些双非儿童应该跟本地儿童拥有申请入读幼儿园的同等资格,自不待言。因此,大家从来不应厚此薄彼,甚至挑动蝗虫和灭虫大战。

遇有竞争,僧多粥少,学额短缺,政府和幼儿园应该要做的,正是要去确保入学报名信息充分流通,确保竞争机制透明公平,确保全港学额供应充足,而不是搞些治标不治本、鼓励用假地址、推高地产租金、只局限在大埔和北区(而非全港性平等适用)的「原区就读」机制滥竽充数。

与此同时,有人硬要在政府的无能和过错之外,在竞争对手的额头上,贴上双非、单非的原罪标签,先把他们说成是蝗虫来泄愤,继而猫哭老鼠,主张政府必须动用公帑协助双非儿童在深圳入读幼儿园,实已想入非非,逆向歧视,治丝益棼。

如果「双非」儿童是百分百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跟「无非」儿童的入学权利应该完全相同。负责任的政府应该确保幼儿园学额供应充足。至于「原区就读」的建议,如果公平适用,本无大碍,但如今只适用于大埔和北区,不及其他地区,例如沙田区学童仍可到港岛或九龙幼儿园上学,为何没有贯彻「原区就读」,显然未尽公平。

想通透,维平等,保供应,任竞争,本无碍。骂蝗虫,怨双非,恨排队,促排拒,诚可议。大家不要再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上纲上线为中港矛盾,忽视了双非学童同样拥有香港居留权的既定事实。同样的逻辑,适用在其他已经取得香港居留权而来自内地的移民,他们的公民权利与人性尊严必须予以平等尊重。

二、移民政策从严把关

香港地小人稠,资源有限,不可能放任世界上任何人都可随时取得香港居留权的资格。滥情和博爱往往不切实际。需知道,这一点跟上述观点并无矛盾。有了居港权,人权应平等;但是否让没有居港权的人拥有居港权,并非人权的核心领域,而有承担的政府就必须严格审视资源与人才的供求,实施果断而清晰的人口与移民政策,防止僧多粥少,确保居民福祉。

(一)当务之急,正是香港政府必须拥有(坊间俗称「收回」)「单程证审批权」。审批时,不应把数量萎缩到零。属于真实夫妻(不包括假结婚)或近亲属团聚者,原则上应获批准。不属此类,从严审查,原则拒收,尤其是那些南下单纯来港领取遗产的人们。需知道,自回归以来,通过单程证来港定居的新移民已有大约80万,这批新移民的平均年龄达36岁,但大部分只有小学至初中程度,其中显有不属真实夫妻或近亲属团聚的部分。他们当年之所以获准来港,往往由中共政权幕后全盘主导,审批过程极不透明,贪污腐化问题丛生。米已成炊者,已有居港权,依法办事,人人平等,虽有不足,无可厚非。米未成炊者,未有居港权,特区政府就应该按照上述原则,发扬自治自主精神,严格把关挑选,压缩涌港人数,拒绝照单全收,不设每日下限,坚守自主决定移民政策的堡垒,保障港人利益。

(二)「优才、专才、投资移民计划」也应从严审查。目前投资移民计划允许部分非中国籍或者已经取得第三国居留权(例如瓦努阿图、冈比亚)的中国籍人士,通过投资至少1000万港币,并且逗留香港一定期限后,取得居港权。如此中门大开,1.6万华人已先后取得居港权。他们拿着钞票,狂扫豪宅,推高楼价。到头来,仅有热钱流入,疑似高干洗钱,暗藏腐败铁证,助长泡沫经济。由始至终,少有真正人才移民,难以促进技术创新,更难增加就业机会。整套计划必须重新检讨。

(三)「假结婚」问题由来已久,至今依然不绝于耳。当局必须设定严格审查条件,堵塞漏洞,慎防有诈。

(四)「共干子弟殖民」也是近年一大议题。据报导,中联办与中国驻港企业和机构曾经开会放风,指称中共中央允许和鼓励这些机构的高干子弟到香港读书,进而取得居港权。换言之,只要高干子弟后台够硬,即能南下取得居港权。香港学府沦为大陆高官子女的港人身分孵化器,实在可悲。香港所需要的不是党员和权贵子弟,而是创新与专技人才。

(五)「双非孕妇」涌港冲闸产子,更是港人耳熟能详议题。笔者先前已撰文详细评论,在此不赘。关键既不在于释法,也不在于修改基本法,而是在于出入境官员在各口岸严格把关,积极堵截无居港权的临盆孕妇并实时人道遣返。

归根结柢,香港移民政策必须立足于自主决策、慎用资源、专才优先、从严把关这四大支柱上,抵挡中共通过涌入大规模移民「赤化」香港的阴谋,否则后患无穷。这里所反映的不是党报所说的「港灿焦虑」,而是港人生活在香港的「切身利益」。「反蝗本土派」在这方面的论述,无可否认,实有可取之处。

三、旅游贸易遵理守法

这里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政策和规范。

一是政府必须顾及社会资源有限,进而促进供需平衡,避免求过于供,影响巿民生活,例如:自由行旅客应设上限,旅游景点人潮应予适当截流和疏导,婴儿奶粉应设紧急储备,不要让限奶令导致走私活动地下化,奶粉商囤积居奇者应予禁制,走私中介应予依法检控。

二是政府必须执行旨在维护社会秩序的行政法规,遇有违法情事,无分港人抑或旅客,一视同仁,严格执法。违反逗留条件者应被依法处罚及遣返,公共交通工具的行李应被严格限制体积,公共场地内拖箱横冲直撞应被依法劝阻,蹲坐、吸烟、吐痰者应被依法劝阻或检控,公共交通工具上饮食应被严格执法禁止,公共场地内喧哗滋扰应被依法制止,乱丢垃圾或随处便溺应予依法罚款。这些从来都是很基本的公民道德知识,也是身处香港的人都必须守护的价值理念。

应注意的是,在上述两方面,港人都不应针对违法人士实施任何暴力行动,包围谩骂,标签蝗虫,自以为是,挑衅敌对,用族群或文化作为区隔标签,甚至标榜所谓「矫枉必须过正」等荒谬说词,反而应该集中力量,共同向特区政府和警方施压,要求他们密集巡逻,严格执法,维护秩序,自己坚持不动私刑,不吐狂言,冤冤相报,反而应该适当劝导,积极举报不法,监督警方执法,要求维护社会秩序。由始至终,辱骂陆客混淆焦点,严格执法才是重点。正是由于「反蝗本土派」把这个焦点错置或稀释了,因此才会出现一系列偏行己路、以「遗民」对抗「蝗虫」的「勇武社运」主张,令人相当遗憾。

四、庄敬自强抗劣文化

许多生活在香港的人都深知许多(但非全部)大陆游客和移民的生活表现跟自己有显著分别。脏、乱、吵等典型中华酱缸文化不在话下。争先恐后,堵路不让,横冲直撞,绝少致歉,呼喝侍应,高声吵闹,各顾自家,冷对他人。这种民族文化面貌的精神残疾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中共政权60多年来的极权专制统治、残酷斗争出卖、彼此丧失互信、攀附权贵关系、一切听从领导、教育腐化愚民、奴己然后奴人、利益高于廉耻、懒理是非道义。

然而,这只不过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一般刻板印象,其实每人都有差异,每人也有权选择差异。因此,一竹篙打翻一船人是不对的。在中国当中,并非像某位仁兄所说,只有刘晓波等少数人是与众不同的。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并非人人都是坏胚子。

更重要的是,即使有人证明了大部分大陆游客和移民都表现出坏文化,逻辑上并不表示他自己没有坏文化的习惯和行为。那位仁兄还继续说,香港人以前坐地铁见到有人在面前横过会有礼貌地「缩脚」,但大陆人多了之后就比较少人「缩脚」了;没有大陆人文化污染,香港人还是文化优越的华夏遗民;有了大陆人文化污染,香港人就被劣币驱逐良币了。总之,千错万错,蝗虫最错;香港人道德堕落,都要怪大陆人文化污染。好学生作弊就怪坏同学影响他,梁振英被谴责就怪前朝丢下烂摊子。总之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自己却是委屈而纯洁的。笔者对此评语只有四个字:岂有此理!如此思维,不是王子病,就是公主病,而且正是煽动一切民粹主义的思想根源。笔者的意见很简单。

(一)中国内地劣质文化影响深远,无法实时根治,文化只能改良,文化无法革命,需要政制和教育改弦更张,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社会,才能略有所成。香港人骂某些大陆人没文化,除了泄愤之余,如果其身不正,完全无济于事。

(二)香港人并非都是王子和公主,不要自封圣洁,不要自以为高人一等。如果香港人可以这样看待大陆人,难道欧美人就不可以这样看待香港人吗?毕竟许多香港人本身也有缺点,也很可能会争先恐后,横冲直撞。与其责怪别人,不如好好自省,痛改自私恶行,发扬公德爱心。遇见别人恶行,更要庄敬自强,抗拒有样学样或自贬道德要求。所谓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只不过是懦夫卸责的说词而已。别人在餐厅内大声吼「服务员」,你始终有权选择不这样做,拒绝以跟风为荣。

(三)有些人主张「中港区隔」,就可以减少文化污染,抑制污染源头,减缓港人文化沉沦速度。其实这种心态,跟当年港英殖民者禁止华人进住太平山半山区的动机,本质上并无二致。逃避现实的鸵鸟把头埋在沙堆中,怀缅昔日星空如何浪漫,更是傻蛋。中港交流,在所难免。拒绝融合,当务之急。我们要交流,不要融合;要沟通,不要区隔;要自治,不要干预;要存异,不要趋同。自由行人数要设上限,但不应归零。有人硬要中港区隔,提倡所谓井水不犯河水,让河水不会再犯井水,恐怕只是某些仁兄的幼稚病,值得警惕。

五、确立本土社群意识

这一点是「反蝗本土派」比较正确的论点(虽仍有部分偏颇),值得自称「爱国」的人士认真反省。

需知道个人不但有人性尊严,也与他人共同生活,彼此形成不同的家庭、朋辈、同学、同事、伙伴、社群等关系,因而出现不同的人际关系网络,身分多重,并行不悖,而在这一整套人际关系网络之外,也有机会考虑和关心网络外其他社群的生活福祉。放眼现实,生活在香港这片土地上,大部分香港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主场」正是定位在香港(例如家人、朋友、同学、同事),而关心个人人际网络以外的社会对象之「现场」也主要是在香港(例如可能跟大家还没有交情的王维基、谢廷骏等)。行有余力的时候,关怀的视野可能兼及中国大陆、邻近国家,甚至烽火大地、不毛地带。只要看看本港报纸杂志,以及新闻舆论,就可发现这个认知格局和社会意识,放诸香港,相当实在,存之有年,深入人心,既有本土观,也有国际观。这些社会意识都用不着贴上任何「族群」、「民族」或「阶级」等抽象概念标签来分析,而是最基本的生活常识。

除此以外,另有人提出所谓「国家认同」的议题,俨如横空压顶,搞到热血沸腾。笔者先前已撰文指出:「中国」这个词语,可以是指「中国政权」,也可以是指「文化中国」,互相交替转换,未有清晰界定。国家是个筐,啥都往里装。有话语权的人往往操弄这个概念,混淆揉合,移形换影,涣散焦点,然后推销大家去热爱,去尽责,去效忠,去粉身碎骨,最后连对象是甚么都搞不清楚。与其深陷「国家」这个充满歧义的词汇,说疼讲爱,不如避免钻营「国家」有何复合涵义,避免使用「国家」这个抽象描述。尤其是针对专制的「中国政权」,我们根本用不着跟绑匪说自己有多爱绑匪,也用不着跟绑匪说我比你更爱肉票(所谓「文化中国」或「未来民主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国家」是公民的精神鸦片,只要我们舍弃掉这个概念,尽量少谈国家,政权就是政权,文化就是文化,见山说山,见水说水,思维才会澄明清澈。

质言之,我们应该回到个人和社群的「社会联结」视野上,建立「本土社群意识」,既尊重普世人性尊严,也重视本土文化和地方自治。了解自己的历史,了解家人的历史,了解小区的历史,了解香港的历史,关怀社会成员,彼此团结互助。笔者相信这些知识和价值观,比起甚么「党锢之祸」、「三藩之乱」等遥远的「彼岸」星尘,更具有感染人心的澎湃力量。很明显,「此岸」就在每个人及其身边的家人、朋辈、同学、同事、伙伴、社群,也正是「香港」。

中共党报所谓「旧香港人」、「新香港人」,或者某位反蝗本土派仁兄所谓「离地」、「在地」,甚至「贴地」,硬要把香港人分门别类,都否定不了一个很明显的现实:只要生活在香港,大家都是「在地」的香港人。每人对「香港」可能有不同的认识、经历和感受,但「香港」正是我们的本土,让我们的社群居住,彼此面对共同的政制、税制、教育等现实,互相谈论共同的新闻、舆论、娱乐等话题,产生共同生活的社群意识。

在提倡「本土社群意识」的同时,笔者既反对「统一最好」(一)、「大就是美」(大)、「爱大中华」(中)、「和谐万岁」(和)从而泯灭香港本土自治的幼稚辩证荒谬思维,也反对凡事皆以「本土利益优先」作为招徕,处处以「本土利益」压倒「普世人权」,甚至认为「本土利益必然优先于非本土利益」云云,从而罔顾了「本土社群利益」从来不是最上位的价值。无论是极端的大一统,抑或是极端的本土狂,都是幼稚病,识者慎之。

六、争取本土民主自治

对于未来如何争取香港本土民主自治,笔者主要有以下五点意见。

(一)反对「中国无民主,香港也会无民主」的绝对、武断说法,两者本应齐头并进,相辅相成。

(二)反对「反蝗本土派」的四大谬论:井水避河论、蝗虫族群论、宪法迷团论、勇武社运论,先前已撰文说明,在此不赘。

(三)争取香港民主:促进香港尽快建立代议民主政制,尽快实现特首和立法会的真普选,终结中共干政,实现高度自治,确保法治和新闻自由,地下党全面地上化。

(四)争取国内民主:与此同时,促使中国内地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政制,确保公民基本权利。需知道争取香港民主与国内民主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矛盾,实际上也并无顾此失彼的问题。兄弟登山,各自修行。有志者可以量力而为,择一努力,也可以齐头并进,双剑合璧。声援李旺阳,不等于糟蹋本土自治;声援王维基,不等于忽视刘霞被软禁。虽然中国无民主,香港也不一定会无民主,但是一旦中国有民主,终结了中共专政,香港就会更容易争取得到真正的民主。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并非顾此失彼或二律背反的关系。

(五)在争取香港民主与争取国内民主两者都初有所成之时,亦即中共一党专政崩盘、专政集团「竟无一人是男儿」之后,尽快召开全国民主制宪会议,同时确立联省地方自治宪制,由中央政府制定全国宪法,而中央政府仅保留相当有限的权力,剩余权力悉由各省(包括香港、澳门)依据中央宪法自行制定地方宪法。如果地方民选议会议决不认同全国宪法,更可举行独立公投,脱离中央政府,目的正是要去守护地方自治与民主法治。目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先生提出「全民制宪、重新立约」、「本土、民主、反共」,这些都是走在时代前沿的构思,颇有意思。笔者上述建议,只不过是加上了在香港实现这一步骤的时间点和前提条件,并把重点不放在立即撕破基本法这张画皮,反而放在致力粉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和破除党禁报禁。掌握到这一点,未来的香港本土民主制度才会坚固持久,不至于建立在「党指挥枪」、「解放军驻港」这些沙丘之上。

识者可以细心思考,互相构思研讨。只要香港民意压力够大,并与国内公民互相声援合作,当中国共产党无法承受这股庞大压力,甚至内外交困之际,上述建议就有机会被实现,绝非天马行空的乌托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团结奋发,共同争取本土民主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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