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3年10月21日讯）
（读书札记）
毛泽东自诩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曾自豪地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
我们坑了46000个儒……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
他还在《读"封建论" 呈郭老》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待商量……百代皆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毛泽东公开宣称他"行"的是"秦政法"。
1973年毛泽东在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子。"
1954年，毛泽东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讲："宪法制订是制订了，执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个宪法迷信。"
1970年，他对再次来访的斯诺说：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万岁"只有封建皇帝才能独享。就连垂帘听政的老佛爷慈禧太后也只能享"千岁"之尊。我国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吾皇万岁！"的呼喊声中断了几十年。毛泽东进了北京就住进金銮宝殿，他一"登基"，"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标语遍布城乡。
对当代的秦始皇，该怎样评价？中共中央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当时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成绩在前，错误在后。
这个评价公布不久，报上一篇短文对此提出质疑：一个人先救了七个人，后杀了三个人，这个人是英雄呢还是罪人？该奖励呢还是该判刑？
去年，从媒体上看到国防大学辛子陵著、李锐和谢韬作序的《千秋功罪毛泽东》。辛子陵说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者，失败的建设者。"李锐说毛泽东"功劳盖世，罪恶滔天。"他们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倒三七开"：三分功七分罪。
辛子陵引用陈云的话概括了毛泽东的一生：开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
作者是这样叙述毛泽东的"功"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作为一个使受尽压迫和欺凌的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抬起头来、挺起腰来的历史人物，将受到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纪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毛泽东革命事业的光辉顶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顶点。"
要说新民主主义革命，首先得说中共的成立和南昌起义及红军长征。
毛泽东并非中共的缔造者，中共成立时他还不是党员。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才进入书记处（相当于常委）和军事"三人团"，党的总负责人是张闻天，"三人团"的负责人是周恩来。毛泽东在1943年才担任党的主席，才拥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一贯都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凡是当过他上司的，从陈独秀到张闻天，都被加上了这样或那样的罪名，被打倒，遭批判。唯有周恩来因善于见风使舵，得到了善终；但也曾遭到毛泽东的痛批："犯了右倾保守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离右派只差五十米了"。
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和刘伯承。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军队和革命战争的开始。
毛泽东是红军长征的领导人之一。但如果没有刘志丹、谢子长创立的陕甘边区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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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红四方面军创立的川陕根据地，没有红四方面军的接应，中央红军能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顺利地进入陕北根据地吗？
就拿毛泽东自誉为平生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来说吧。四渡赤水真是毛泽东指挥的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吗？
夏宇立的《四渡赤水评价考》（载《炎黄春秋》）认为："四渡赤水是一场成功地摆脱了优势之敌围追堵截的军事行动，但它又是一场普通的军事行动。其中既包含了胜利和成功，又存在失败和遗憾。战争的根本原则和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歼敌不多，可以理解，
但自我消耗如此之大，却令人遗憾。"
为什么说它是"一场普通的军事行动"呢？又为什么说"自我消耗如此之大"呢？夏宇立说，当年各路红军面临强敌围追堵截是经常的，像四渡赤水这样成功摆脱敌军的例子在各路红军中都不胜枚举。夏宇立说，遵义会议之后的四渡赤水阶段，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又一个损失最严重的时期。就以遵义战役来说，俘虏和缴获很有限，红军自身的伤亡比起敌军的伤亡要大得多。红三军团损失达三分之二。鲁班场之战，红军毙伤俘敌400余人，自身伤亡1500余人，其中阵亡480人（实际伤亡数字要大得多，解放后，当地清理出牺牲的红军烈士遗骸达1000余具）。在长征中，二、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相比，损失相对较少，沿途还创立了新的根军地。另据媒体披露：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有86000人，长征结束时只剩6000人；贺龙领导的二方面军，出发时21000人，结束时有13300人；徐向前领导的四方面军，出发时80000人，结束时有33000人（不同的文章引用的数字不尽相同）。在长征中，二方面军建立了陕南根据地，四方面军建立了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
夏宇立说，一些重要的当事人对四渡赤水不仅不恭维，甚而批评有加。除了给博古企图抓的"辫子"和"痛脚"（在土城之战失败后，博古说："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外，林彪、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刘少奇和张闻天等都曾对时任前敌司令部政委的毛泽东提出过反对意见。在张闻天主持的一次会议上，还决定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由彭德怀暂时代理。当晚，毛泽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还是周恩来为他解了套，挽回了毛泽东尴尬的局面。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为什么遭到众多高层当事人不满呢？因为四渡赤水期间连续"乱碰乱撞"，打了一系列败仗、窝囊仗，造成了部队极大的消耗和战斗力的损伤。
1960年，毛泽东在接待外宾时说，四渡赤水是他平生的"得意之笔"。疯狂的"大跃进"后，在毛泽东要求对他"搞点个人崇拜"的背景下，四渡赤水才走上神台。1964年，周恩来"导演"、肖华创作了《长征组歌》。周恩来特别强调：红军到达贵州地区是自然的春天，也是政治的春天。很快，《长征组歌》唱红全国，气势如虹："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周恩来几次出国都带着《长征组歌》演员，使"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神话传遍世界。
《长征组歌》中把《飞夺泸定桥》的传奇故事演绎得更加神奇："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留英名。"
最近，《南方都市报》刊载了它的首席记者韩福东的《起义者刘文辉——从"多宝道人"到"一宝"的历程》，揭穿了这则神话的内幕。韩文说，四川军阀刘文辉，在"二刘之战"（刘文辉的叔叔刘湘联合邓锡侯、田颂尧与刘文辉开战）失败后，开始反思，认识到单靠武力不行，开始多交朋友。几年后，刘文辉有了"多宝道人"的雅号。蒋介石没把他当自己人，他也一心想保持残存的地盘，再图发展。刘文辉与蒋介石关系不睦，长期与共产党秘密接触。红军长征时，蒋介石命令24 军军长兼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死守泸定桥。刘文辉的部队与红军早有约定，朝天放几枪后就走人，让红军顺利渡桥。在紧急关头，蒋介石电令刘文辉砍断泸定桥。但刘文辉回应说，"泸定桥是康熙大帝御批的。"趁蒋介石思考的间歇，刘文辉表示："没关系，我把铁索桥上的木板拆了就行了。"实际上，只拆了几块木板。刘文辉令守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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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撤离，放过红军。1935年5月29日，红军到达泸定桥时，刘文辉已令守军撤回康定。
泸定桥位于西康省（今属四川省）泸定县，横跨大渡河，桥长103米、宽2. 8米，由13根铁索连接大渡河两岸（9根为桥底、4 根为两边护栏），桥面铺满木板。桥名系康熙御笔题写。刘文辉若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砍断铁索，或令部下死守，红军根本不可能冲过去。按《飞夺泸定桥》的神奇说法，在毛泽东的指挥下，22个勇士，身绑马刀和手榴弹，双手抱
着铁索"冲"过了泸定桥。刘文辉若真要死守泸定桥，别说他的部队有大炮、机枪，就是几支步枪也足能对付双手不能使用武器的22个勇士。刘文辉何以采取如此行动？他是让红军尽早路过西康地界，以免蒋介石派嫡系部队借追剿红军为名进入西康，失去自己的地盘。
1935年10月，毛泽东为显示他指挥长征的神奇功勋，写下了《七律 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泊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到了延安后，毛泽东指令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组稿编写《红军长征记》。红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彭家伦遵命写了《飞夺泸定桥》。1936年，斯诺采访毛泽东后，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记述了毛泽东编造的神话：22 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进，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进敌人机枪阵地。毛泽东执掌全国大权后，《飞夺泸定桥》选进了小学教材。后来又在几部影视剧中大肆宣传飞夺泸定桥的神话。在那年代，六亿中国人只能有一个脑袋、一个声音，不敢质疑。外国人当然不会相信这个虚构的神奇故事。早在1946年，一英国作家就问过彭德怀，彭只得委婉地说：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也记不清了。1982年，邓小平坦诚地回答美国总统的安全顾问：这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打什么仗。
辛子陵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功绩全奉送给毛泽东，李维民就提出了反驳。他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新中国的建立是集体奋斗的结果》（载《炎黄春秋》）。其主要论点是：
集体领导，民主决策，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革命战争的胜利不是靠哪一个人，而是靠集体的智慧和集体的力量取得的。
广大工农群众是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主力军。如淮海战役，参战部队约60万，支前民工有543万。
知识分子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党员都是知识分子。率领千军万马的高级指挥员很多都是知识分子。蒋管区的知识分子对血腥统治毫无畏惧地和反动政府和特务展开斗争。像李公朴、闻一多等教授不惜牺牲自己，坚决和蒋介石作斗争，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为建立新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带领的部队不足千人，幸得朱德的同窗好友、国民党高级将领范石生的帮助。十年内战，也得到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帮助。抗日战争，也是民主党派努力促进全国统一抗日。解放战争，民主党派利用他们与国民党军政官员的历史关系积极从事策反工作。
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官兵的起义与解放战士加入解放军，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平津、湖南、云南、绥远、西康、四川、新疆等省市都是和平解放的。1949年4月至1950年5月，共歼国民党军约300万，其中起义投诚者达177万多人，起义将领1400余人，解放战士数以百万计。
除了以上五点，我还补充两点。
中共地下党员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不畏艰险，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有的地方还建立了武装游击队，迎来了早日解放，为解放后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中共的情报人员打入了国民党军政机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军要进攻延安的计划，还没付诸行动，延安就得到了情报，安全地撤离了。傅作义、张学良、杨虎城、刘文辉、阎锡山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身边都有共产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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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人员，甚至连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局和蒋介石的机要人员中都有中共的情报人员。
此外，毛泽东自己还总结了一条：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给了我们发展自己的一个"大好时机"。他在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客人时说："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
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根据地由原来的一个陕甘宁边区，抗日胜利时发展到十九个（摘自《毛泽东外交文选》）。抗日胜利后，中共拥有120 万正规军和200万民兵；解放区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以上，又接管了100多万侵华日军的武器、装备和物资。
毛泽东一贯自称功盖过世，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是把功劳揽在自己名下，把过错推给别人。报刊上就揭露过两件事。
一是西路军失败。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肯定是要失败的。"张弘在《悲壮的牺牲》（载《南方都市报》）一文中说，甘肃党校教授秦生的《红西路军史》驳斥了毛泽东的"定论"。近年来，经过徐向前、李先念、陈云等人和一些党史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西路军渡过黄河是中央下的命令。张国焘在西路军渡过黄河之后，对于中共中央的命令几乎都是无条件地服从。西路军的另一领导人陈昌浩也是惟命是从。在西路军最艰难的紧急关头，向中央求援，中央却命令"固守五十天"。西路军的遭遇与当时中共党内斗争有很大关系，更与苏联在援助问题上的反复无常，以及中共中央的判断和决策有关。徐向前认为，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浮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这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其次，西路军丧失了战场主动权。第三，上级对西路军统得过死，未给战场的指挥官以应有的指挥权。
再是皖南事变。近来，《炎黄春秋》等媒体都多次重提皖南事变这桩历史。
1940年7月，蒋介石令新四军移师华北，限12月31日前北上过长江，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华北。毛于1940年11月21日令新四军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1940年12月26日，毛再令新四军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12月10日，蒋又令新四军走皖东路，不准由镇江北渡。项英立即向毛报告。毛于12月29日令项英由皖东分批渡江，但第二天又突然电令项英改走苏南路线。1941年1月3日，蒋重申项走皖东路线。项即向毛报告，毛未向蒋转告。1月4日夜，风雨交加，项率一万新四军闯入十几万蒋军驻扎区。蒋军借故发动了皖南事变。项即向延安求救。到1月13日，周恩来才向蒋提出抗议。毛后来假称，没收到项的电报。皖南事变，新四军牺牲3000多人，被俘4000多人，军长叶挺（党外人士）被俘，项英被其副官刘厚总打死后，盗走钱财叛变投敌。项英本是按毛的指令行动而遭到蒋军袭击的，毛泽东却以中央的名义作出决定，诬指此次失败是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并给项英等领导加上"不服从中央""阳奉阴违""自寻绝路"等罪名。
难怪有人说，毛泽东为了执掌大权，不惜借刀杀人！他利用"马家军"在河西走廊消灭四方面军两万多人！西路军幸存者李特（四方面军参谋长）、黄超（高级将领）等回到延安也被诬为"托派"，被秘密处决。毛泽东竟把新四军一万多人送进了顾祝同的虎口！
贪功诿过是毛泽东一贯作风。"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运动战、抗日持久战的经验本是朱德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却成了毛泽东的"成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本是庄重，却被收入《毛泽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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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将"劝"改为"敦促"，在"杜聿明"后加了一个"等"字。据"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共有160多篇，毛泽东亲自执笔起草的仅12
篇；别人起草经毛修改的有13篇。其余100多篇，或是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等）或中央办公厅或毛的秘书写的。给毛泽东当过秘书的胡乔木就对杨尚昆、乔石和温家宝说过，"老三篇"和《沁园春 雪》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他执掌大权后，不仅抛弃了患难与共的朋友，甚至通过各种手段清除了功勋卓著的同志。在30年代初，他过河撤桥，杀掉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始人，也是他的恩人袁文才、王左和赣西南根据地创始人李文林，后来，他把责任推给"农民"。他打AB团（以打"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杀掉了十多万领导干部和党员，其中有21名军职干部。文革后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江西省有238844人被追认为烈士，绝大多数是打AB团被杀的党员和干部。毛泽东却把肃反扩大化的责任推给"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后，大量地下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奔到延安。毛泽东大搞"整风""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的总学委会（相当于文革时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整风运动。有15000多人被"抢救"成"特务"，有的机关、单位（如《解放日报》社、延安警卫团）"抢救"出的"特务"占总人数的80—90%。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举了行政学院为例：教职员中除了一个人外，全部都是"特务"；学生中的"特务"恐怕超过半数。1943年4月1日晚，康生突然逮捕"特务分子"200多人（据师哲回忆，不少于400人）。不少人被逼疯，自杀，仅延安一地就有50多人被逼自杀（其中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四川省委妇女部长曾淡如等）。康生听说有人自杀，他说："我权当死了一条狗！"毛泽东只是在幕后指挥，有时还当众大发"慈悲"："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事实并非如此。1947年春，国民党军进攻延安，被关押的100多"特务"在黄河边被秘密处决。其中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野百合花》被定为托派奸细分子的王实味等。同时，在晋绥根据地也处决了一批收审的"特务"。其中有晋绥《抗战日报》的发行部主任蔺克义等。
辛子陵说，毛泽东"建设有过"。从他的文章看，对毛泽东有褒有贬。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毛泽东却答应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的要求，出兵支援。辛子陵为其大唱赞歌："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以久战疲惫之军队，以久战残破之经济，敢于下决心打这一仗，实在是大智大勇。""这是给新中国在世界上奠基的一仗。这是毛泽东一生革命光辉的顶峰。"
毛泽东一贯是以人海战术对付敌方的现代化武器。据《朝鲜战争内幕全公开》披露，我国赴朝兵力有135万，另有20余万陈兵东北，以作后备。另据《彭德怀全传》称："当时志愿军人数占全部陆军的75%以上。"1950年我国的国防费用占财政总收入的42 .9%。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志愿军伤亡人数超过50万（据最新统计，在朝鲜战场牺牲志愿军183108人。按一般伤亡比为2比1到3比1计，伤亡总数为54. 9万—73. 2万。另据彭德怀的秘书透露，抗美援朝战争，我国损失人员978122人，占入朝190万人的51. 5%）。开支战费以（人民币）百亿计，物质损耗260万吨（另有一篇文章披露，开支战费62. 5亿元，物资消耗560多万吨）。另有资料说，抗美援朝战争，中朝军人阵亡人数和联合国军阵亡人数之比是14：1。中国1951年财政支出有一半用于朝鲜战场。金日成的计划并没实现，仍然是以"三八线"为界。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是侵略者，遭到经济封锁，又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还有16000被俘人员去到台湾，补充了台湾军力。这就是他"大智大勇"所换来的成果？
在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同时，相继开展了镇反、清匪反霸、"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减租退押、土地改革运动。
毛泽东对每项政治运动都下达了整人指标。为了完成任务，工作队大搞逼、供、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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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杀人指标是：一般地区杀人至少达到当地总人口数的千分之零点五，敌情严重地区至少应达到千分之一，华东、中南、西南均须超过千分之一。据媒体披露，北京市1950年3月7日捕1050人，25日杀199人。据杨奎松的"建国史研究"称，全国杀了712000人，关129万，管制120万。"三反"运动的对象是公职人员（包括农村小学教师）和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毛泽东要求各县区乡都要作出"打虎"预算，并须随时追加预算。毛泽东回答下级关于"三反"运动的标准和成绩时说：标准就是要使干部"发烧发热，上吐下泻。""成绩就是要交数字，要大的，越多越大越光荣。"各地区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搞起了"打虎"竞赛。各单位都搞人人过关。全国揪出的大小老虎占参加运动人数的24%，打出"大老虎"（大贪污犯）292000人。后经甄别，减少了65%。运动结束，受处分者占参加运动人数的4 .5%，其中"大老虎"占2 .7%（摘自"建国史研究"）。西南局参加"三反"运动的机关工作人员27万，揪出的大小老虎占45%。"五反"的对象是私营工商业者。毛泽东说：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由于工作面大，从大学、高中学生中抽调了一批积极分子参加工作队，工作队又无具体政策可依，把所有私营企业主都列为"五反"对象，搞得私营企业主人人自危。"五反"运动中，几个大城市打的"五毒"对象占工商户的90%。对我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有过突出贡献的重庆民生公司董事长卢作孚，也被逼自杀。苏州一个区委书记在一个茶叶厂领导"五反"，逼得该厂老板一家六口自杀。后来，国务院批转了北京市"五反"分类处理的办法，打击面才有所控制：守法户占总户数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20—30%，严重违法户4%，完全违法户1%。"三反""五反"运动，只记得当年报上公布的地级干部张子善、刘青山，资本家王康年等几个人被判死刑。到底杀了多少？无从知晓。从媒体上得知，"三反""五反"运动逮捕了184270人，开除党籍的有119355人，非正常死亡133760人（被逼自杀或被打死或被折磨死）。从奉节县党史上得知：全县参加"三反"的1276人，定贪污分子887人。"五反"运动中，630家工商户，定为违法和半违法的289户，占45. 8%。土改划成分也有指标。毛泽东在1947年就规定，地主、富农占农村总人口的8%，建国后，定的8—10%。据《史海真相》披露，土改运动中被处死的地主有100—200万人。
在建国初期，为了巩固政权，为了铲除封建制度，为了遏制违法犯罪行为，就可以不依法办事，而用"指标"推动工作？就可以任意伤害无辜吗？
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民主党派、起义将军和地下党员的历史功绩都被贬低甚至抹煞了。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甚至处以死刑。先说起义将领的遭遇吧。刘文辉的侄子、国军24 军原副军长刘元综，曾在起义过程中与胡宗南部打过艰苦的阻击战，1950年改编后任186师师长，在减租退押运动中，把金元宝都拿出来当场退押，还是被逼自杀。黄绍竑、龙云等被打为右派分子；马英、唐生明等被关进监狱；赵鸿厚、唐宪尧、曹森等在镇反运动被处死刑，文革后才平反。那些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的情报人员和地下党员，不少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或开除党籍，或被劳改，甚至判处死刑。例如：被称作"红色间谍"的潘汉年被打成"内奸"关进监狱，含冤离世。川东游击纵队副司令兼第三支队支队长陈太侯被判死刑。随后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集团、肃反运动、反右运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起义人员、地下党员，都是重灾区！中共地下党员胡立民，通过刘文辉的儿子刘元彦（他们是大学同学）介绍，以刘文辉秘书的名义一直工作到解放，为促成刘文辉起义立下了功劳，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川东地下党领导人卢光特和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赵唯等都被打成右派。蒋介石败退台湾时留在大陆的著名专家和解放后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学者，除钱学森等少数几个人外，在各项政治运动中都受到折磨，或打成右派，或打成特务，或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被整死，有的被逼自杀。胡适的儿子胡思杜，1950年还公开发表文章批胡适，1957年被打成右派被逼自杀。著名作家老舍，1949年10月从美国回到祖国，创作了《龙须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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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优秀作品，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文革中被逼投湖自尽！
毛泽东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原稿，就把知识分子列为应予消灭的对象。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为了使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为其效劳，信誓旦旦地许诺"自由""民主"，但他执掌了大权，就把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加上"资产阶级"的头衔，打入专政对象。1957年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58年5月，毛泽东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自诩坑儒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并以此为荣而大笑。其实，他杀害的知识分子远不止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他在延安就大搞"文字狱"，王实味一篇《野百合花》被处死刑。丁玲一篇《三八节有感》受到无情的批斗。新中国建立后，"坑儒"事件不计其数。《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新人口论》《清宫秘史》等的作者和支持者都受到无情的批斗。"胡风反革命集团"涉案人员有2100多人，株连近万人。《刘志丹》一案有12000人受迫害，其中有7人被迫害致死。1957年抓的"右派"300多万。至于后来批《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和评法批儒就更加残酷了！文革整的"臭老九"无法估算。
毛泽东执政后，发动的涉及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几乎无一不是迫害知识分子。他曾读过师范，当过教师，却宣称"知识越多越反动"，颂扬"白卷英雄"。他要知识分子成为他的"驯服工具"和"螺丝钉"。连为他极力效劳的"红卫兵"也没得到好下场，有的被杀，有的被关，有的在武斗中成了牺牲品，剩下的都被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那时，他的一些下级也投其所好。如云南大学的党委书记李书成，在毛泽东自诩功盖秦始皇的讲话下发不久，就公开发表文章说："云南大学90%的知识分子都反对共产党"，公开提出"应消灭知识分子"。从思想改造到文革，到底整死了多少知识分子？无从得知。
《报刊文摘》上有一篇《叶企孙："地雷战"背后的科学家》，批露了一件抗日战争时期的秘闻。电影《地雷战》中看不到知识分子的踪影，种种巧妙的地雷和神奇的炸药都是农民创造发明的。其实，那都是清华大学叶企孙教授（哈佛大学博士）的学生熊大缜投笔从戎，到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为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无线电等军需品。叶企孙还派了一批人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冀中，以技术支援抗日战争。他本人又组织一些师生秘密生产TNT炸药、无线电发报机等，偷运到冀中供应抗日军队。当年美国外交官到抗日根据地考察后回国称，冀中的各色地雷不逊于美国的火箭，美国掌握的技术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叶企孙和他的学生得到了怎样的下场呢？熊大缜从军不久就被怀疑为"敌特"，由"除奸队"秘密逮捕处决！文革开始不久，熊大缜特务案被重新提出，叶企孙于1968年被逮捕关押，一年多后才解除监视居住。时隔几十年后，清华大学教授曾昭奋终于对罕为公众所知的叶企孙发出赞叹之声：他当年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国创建的物理系和理学院，培养了一大批科技界的精英和院士，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
毛泽东有两句名言："中国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与人斗，其乐无穷！"他掌权后，政治运动从没间断过，"坑儒"手段层出不穷。1951年，知识分子的噩梦就开始了——开展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先从教育界开始，逐步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中学教职员集中到省，小学教师分批集中到地区进行思想改造，搞人人过关，重点批斗，凡有"严重问题"的，都被清除教师队伍（其实，有"严重问题"的教师，早已在镇反运动中杀掉了）。
1952年暑期，川东区的中等学校教职员集中到川东行署所在地北碚参加思想改造运动。每校还有几个学生积极分子列席。我当年在师范读书。我们学校就有两个老师被清除教师队伍。一个是教语文的宋老师（北大毕业），一个是教历史的叶老师（重庆中央大学毕业）。1951年，宋老师教的一个学生写了一篇以《秋雨》为题的作文，他描绘了秋雨绵绵，秋风习习，校园内可见瑟缩的身影。宋老师给了极高的评价："文从字顺，笔意兼至。"市文教科视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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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校抽查学生作业时发觉后，对师生都作了严厉的批评，并将那篇作文公布在地区党报上，进行公开批判。宋老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因这个老问题没过关，被清除教师队伍，那个学生也被开除学籍。那时还没有统编教材。叶老师给我们讲抗日战争史，为美国空军和国民党军队"涂脂抹粉"，被我们班那个列席的同学揭发了。叶老师回校搬行李时，对几个前去送别的同学哭着说：我最大的错误是不该读书（叶家本是农民，是岳父家供他读书的）！我们班那个积极分子因揭发老师有功，毕业留校当团委书记，后来官运亨通，不久就升到正县级。
小学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一直持续到1955年暑期。接着，就开始反胡风运动。
反胡风运动，是建国后第一起大规模的"坑儒"。胡风，文艺理论家，他对当时文艺界的一些问题向周总理陈述，周总理建议他写成书面报告呈送中央。1954年7月，他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按正常程序双手面交党和政府分管领导。结果，毛泽东竟送给他一顶"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铁帽。涉案人员有2100多知名的知识分子，株连近万人。逮捕92人，隔离审查62人，停职反省73人。1956年结案，78人定为"胡风分子"，其中有23人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胡风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1967年，胡风被押送到四川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劳改，又被四川省革委判处无期徒刑，不准上诉。
反胡风运动后就是肃反运动，再接下来就是更大规模的"坑儒"——反右运动。
辛子陵提的55万右派，只是官方公布的数字。据媒体披露，1958年5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宣布，反右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抓出右派分子3178470人，中右1437562人，计4616032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实际上，反右运动1959年春才告一段落。我们县1959年初，教师寒假集中学习，还抓了一批"漏划右派"。到底全国抓了多少右派？据媒体披露，被判刑的有4万多，送劳教的有48万多。据我所知，有一批被开除公职送农业社或工矿监督改造，还有一批撤职发生活费送农林牧场、工矿或留本单位监督改造，对原先的"显贵人物"则撤职养起来。总计该有多少？
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的同时，相继在农村搞"大鸣大放"，在企业和少数民族中以及中等学校学生中进行"整风和社教"，其方法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在"大鸣大放"中，将参与者按四类排队：一类，对社会主义忠诚坚定积极；二类，比较好的；三类，对社会主义有严重抵触情绪；四类，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所谓"大辩论"，实际是组织群众对被划为四类的人进行狠批狠斗。后来，中央下发文件，在工人、农民和中学生中不划右派，称为"反社会主义分子"。据我县党史记载，全县有3752名农村社员（不含工人、城镇居民和中学生）被划为"四类"受到批判斗争。他们不叫"右派"，又享受了右派分子的某些待遇：工人、农民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当"坏分子"看待，中学生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学籍。
我们县是贫困山区县，知识分子少，在五十年代，中小学教师都需要从其他县调入。反右运动的"成果"也颇惊人！据县志记载，"全县被定为'右派分子'的934人。"据我所知，这只是"右派名册"上的数字。实际上超过1000人。一是原私营工商界的右派（如中药店"同昌祥"的老板刘某某等）没拿国家工资，没上"右派名册"，由工商联处理，一律改干粗活，只发生活费；二是有几个扫盲教师（如鲍伯威等）反右运动时在农村扫盲，处理右派时被"下放劳动锻炼"，实际上享受其他右派一样的待遇，有的还被"精简"回家。1979年右派"改正"，恢复原工资级别，他们因没进入"右派名册"，不能享受"改正右派"的待遇，到80年代初，在职的才恢复原工资级别，被"精简"的才给予提前退休的待遇。三是有个别干部（如县供销联社的李宝文等）因得罪过某领导，反右运动中，并没经县委反右领导小组审批就宣布他为右派，和其他右派一起被送到林场监督改造，"改正"时查档案，才发觉他们没进"右派名册"。四是有几个老教师（如刘敏初等）因"历史不清白"，反右运动中格外小心，没"辫子"可抓，没戴右派帽子。在处理右派时，只公布了他们的历史，没加任何"罪名"就宣布开除公职。有的送农村监督改造，有的送成昆铁路建筑工地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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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右派也有指标。各级领导为显示自己"革命"总是超额完成任务。例如：北大划的右派有716人（教职员120人、学生596人），占教职员和学生总数的9%（加上"中右"有1500多人）；兰州大学划的右派占教职员和学生总数的14%；司法部划的右派高达23%（也许太触目惊心了，将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赦免了，"货真价实"的右派仍占16%）；《文汇报》驻京办共有10人，7人被打成右派，其余3人定为"内控分子"。我们县地处川鄂交界的高山区吐祥乡小学划了5个右派，县文教科的科长、副科长、科员加上两个教研员（小学教师）总共8人，划了4个右派。
当年的知识分子有多少呢？毛泽东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供了一个数字，全国包括高小、初中毕业在内的知识分子500万人。就以官方公布的55万多右派分子来计算，小学生都计算得出知识分子中划的右派占多大的比例。
一人被打成右派，其亲属朋友和同情者都要受株连。林希翎被打成右派后，一家人无一幸免，仅北京市因受其株连被打成右派的就有170多人。反右运动的受害者无法估计。
那年代，无论什么人，只要动笔或开口发表意见，都可能中"阳谋"。鲁迅在国民党执政时，发表了大量批判时政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赞扬："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若是活到1957年，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1957年夏，毛泽东的湖南好友罗稷南在上海的一个座谈会上问毛泽东："要是鲁迅还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说：以我的估计，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罗稷南惊出一身大汗，不敢再做声。
反右运动打击的对象主要是民主党派（民盟中的右派6000多，占盟员总数的1/5；民革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中的右派占20. 2%）和知识分子，也有中共党员干部，其中有省委书记和省长（如浙江的沙文汉、青海的孙作宾、安徽的李世龙，等）。
和尚尼姑本是"出家人"，也没逃脱这场灾难。仅成都市的右派名单中就有和尚39名，尼姑（比丘）1名。佛门泰斗本焕、虚云大师、佛源和尚等都被戴上右派帽子打进牢房和牛棚，不准他们念经。右派分子中的神甫、修女、牧师、阿訇也不少。
右派分子中有百岁老人，还有少年儿童。
1958年初，已满107岁的吴德正大阿訇（1851—1959）参加阿訇集训，遭到批斗，戴上右派帽子，交生产队监督改造，1959年含冤离世。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虚云大师（1840—1959）118岁时被打成右派，关进牛棚，1959年圆寂。
云南昭通的李曰垓15岁被划为右派。他生于1941年12月23日，13岁初中毕业参加革命工作，任专署机要员。1958年元旦刚过，他接到通知，下放到一山区农场劳动锻炼。他背着行李，踏着冰雪，走了五天到农场报到。农场管理人员告诉他："你是右派，编入右派劳教组，明天出工。"李曰垓惊诧莫名，响应党的号召，整风运动中发过言，怎么会是右派呢？他决定立即逃跑上访，结果被抓回，度过了20年零8个月的铁窗劳改岁月。
四川达县城关镇小学五年级学生张克锦12岁被划为右派分子（人们称之为"右童"）。大鸣大放时，达县城关镇一帽鞋生产合作社职工冉某给镇领导提了意见，并请人画了一幅漫画《一手遮天的xxx》。冉某被打成右派遭批斗，被逼跳桥自杀。随后查出那幅漫画是冉某请邻居的孩子张克锦画的（张克锦的漫画作品在县里得过奖）。12岁的"右童"分子被投进监狱关了七年，直到1979年才摘帽。
其实，"右童"张克锦并非特例。《南方周末》和《大堡小劳教》中就写了一个儿童被打成反革命送劳教的"故事"。
1955年，四川温江县庆丰街小学出现反动标语，学校没查出任何线索，就把年仅8岁的学生李久弟抛出交差。因其父解放前曾当过县参议会副参议长，1950年就已"下落不明"。
校长把李久弟喊去，叫他回家不必来上学了。1956年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劳教的指示。1958——9——
年，李久弟被抓到县看守所，警察告诉他：你在55年写过反动标语，是反革命分子。李久弟还不知学校什么时候出现过反动标语，也不明白什么叫"反革命"。县公安局将李久弟的年龄由11岁改为13岁，送到省公安厅主管的峨边县沙坪劳教农场大堡作业区劳教。大堡作业区是学习苏联改造流浪儿童而创办的，里面关押了五、六千小劳教人员，最小的9岁，最大的17岁。他们每天上山开荒种地。一天早晚两餐，每餐一个不到巴掌大的玉米饼（薄薄的一层玉米粉皮包着野菜）。他们只得偷吃未成熟的粮食、种下的种子（拌过毒药），甚至老鼠、屎壳郎。因高强度劳作、饥荒、疾病和虐待，差不多天天都在埋死人，最多的一天埋了30多个。总计死了2600多个小劳教！1961年才陆续解除劳教，1962年大堡作业区才撤销。李久弟有幸活了出来，改革开放后当了个体户。他还多次到大堡看望埋在那里的"难童"！
通过反右运动，更加显示了当代秦始皇的专制独裁的威力。从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到小学生，从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到和尚尼姑，都得对他服服帖帖。六亿人民只能一个脑袋，一个声音。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头子。1962年夏，刘少奇激动地对悠哉游哉地泡在游泳池中的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随后，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上批判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黑暗风"："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我周游了全国……并非一片黑暗。"不久，刘少奇就成了"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
大跃进是反右运动的延续。反右运动中的"左派"在大跃进中创造的"奇迹"也特别惊人。河南抓右派居全国之首，大跃进又是一马当先。河南抓右派70896人，占全国55万的15%；大跃进时，河南饿死300多万人。其中信阳地区抓右派8696人，占全省1/9，结果饿死的人也多，全地区总人口850万，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就饿死107万多。四川省抓右派50279人（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共青团组织帮助各级党委抓的青年右派就有53700多人，实际上抓的右派超过12万人）。大跃进饿死940多万人（据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说，四川饿死的起码有1250万人），饿死人数名列全国第一。川西的荥经县，山河秀美，物产丰饶，在"三面红旗"照耀下，家家现浮肿，户户有死尸，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据《荥经县志》记载，1958年全县有63717人，到1962年，只剩29850人，饿死了34000多人，减少53. 15%。那几年还发生过40多起吃人肉的特殊案件。安徽抓右派31479人，除187人外，全部送劳改或劳教（由此可看出他们对右派的残酷）。饿死633万多人，占总人口的18.
37%。按比例，名列全国第一。本是鱼米之乡的无为县，全县982979人，饿死320422人，占全县总人口30. 6%。凤阳县40万人，饿死9万多，约占1/4。甘肃省抓右派分子11132人，将3000多右派关押在夹沟边劳教农场，到1960年底，只剩下300多个了！甘肃共有1500多万人，饿死了130多万人。通渭县是个小县，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1/3，死绝户2168户，留下孤儿1221人，70%的家庭有人饿死，发生过母亲吃女儿的凄惨事件。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多次公开宣称，反对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毛泽东于1949年9月亲自主持制定了《共同纲领》，但很快就抛弃了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违背《共同纲领》。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大搞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在1955年10月发出惊人之论："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者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在战争年代，许诺给农民分田地。但只过了两三年，农民手中的土地证就被收缴烧毁了。1958年公社化运动，农民的房屋家具都成了公社的财产，公社社员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跃进到了"共产主义天堂"。各种手工业合作社相继成立。县城里的手工业合作社，有搬运社、木船社、农具社、建筑社、缝纫社等。大跃进后，这些手工业合作社都改称为"公司"。我
们县里的手工业合作社（公司）基本上都名存实亡。就拿缝纫社来说吧。那时每人每年发1
尺8寸布票（市尺，下同），只能买一张洗脸帕或一双短袜。一年全家的布票补破衣服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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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常常在第二年春又突然宣布"延期使用一年"，也就是说，每人两年才发给1尺8寸布票。除了少数掌管实权者，哪个老百姓还到缝纫社缝衣服？政府将大批手工业者赶到荒无人烟的茅草坝开荒。随后，私营工商业者（包括小食店、日杂店等）都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到了1956年，全国都没有私人经济了。私企职工成了国企职工，增加了几百万吃皇粮的人员。辛子陵说，到1957年，商业网点只留下了1955年的十分之一。国家减少了财源，增加了负担。拿我们县来说，全县只保留三家餐馆：县城一家，南北两岸大路边（当年没通公路）各一家。这几家餐馆是供因公外出人员吃饭的。吃饭要粮票，还要看路条。据《中共奉节县党史大事记》载，全县686户个体工商户实行公私合营，农村小商贩1208人，建立了统一核算的合作商店。3621个手工业者加入了手工业合作社。农村有国营粮管站（点）和供销社。农村的合作商店，都成了供销社的代销点。县城里除了国营公司外，还有几家打着公私合营旗号的门市部，其实它们都只是县供销联社的零售店。1966年9月，公私合营企业都变为国营企业。据《两次"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第一次，抗战时期；第二次，五十年代。——引者注）称，1981年落实政策，从在世的86万多户原工商业者中区划出劳动者70多万户，约占81%，这些人被改造、被专政了25年。这是就全国而言，我们县的数字更突出，原先被改造、被专政的686户个体工商户中，只有一户资本家，一户地主兼工商业者。
1958年，又对城镇私有房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厂房和商铺早已公私合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没涉及本属生活资料的私房。这次改造的手段是"经租"：除留下一家人居住的房屋外，其余全部交给房管所。房管所将接管的私房出租，原私房主人只得20%的租金。这些房产称为"经租房"。到1966年，连那20%的租金也停止支付。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阻碍、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日用品都凭票供应，有的拿票也买不到。农民生火煮饭没有火柴，回归到远古的"燧人取火"时代：只得用硬石块和钢片碰击錾出火花点燃草纸生火。粮食减产，工商业凋零，各种工匠无事可做。据媒体披露，1957年至1978年20年间，国营企业职工工资也逐年下降：1957年人均年工资582元，1978年人均年工资只有549元。且因物资紧缺，生活必需品价格连年上涨，所领的货币已贬值。
毛泽东依靠农民夺取了政权，而农民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王凌的文章《征粮：与农民的第一场遭遇战》。高教授说："历史学最重视初始。一般认为，在农村，中共建政初始的第一件事，无疑就是土地改革。还能有比这个更重要么？"他读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上的两篇文章才得知，建政初始第一件大事并不是"土地改革"，而是"征粮"。过去，佃户向地主交租，地主向国家纳税。历史上的佃户只交租不交粮（纳税）。农民反映，征粮大大超过国民党时期。不少农民明目张胆地拒交，抗交。一些地方还爆发武装抗粮运动，当局也施以强硬手段应对。基层政权领导人为完成任务，派人到农民家搜粮，抬粮。政府强行征粮，不惜动用武装部队。随后，又采用"阶级分化"的方法取而代之。高教授说，学界一般以为，这种现象是统购统销时才出现的，没想到那时就有。
高教授说，新区负担过重，以致南方各地"造反"，先后发生了大范围的暴乱。征粮，成了共产党与南方新区农民之间的"第一场遭遇战"。
据笔者所知，新政权开展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就是征粮剿匪运动。1950年初，征粮工作队（每个工作队中有身佩冲锋枪的解放军）进驻各乡，先收缴乡公所和民间的枪支弹药，接着就开展征粮剿匪运动。
看了高教授的文章，我翻了一下县志。
民国年间，沿袭清朝按田产征收田赋。1941年，田赋收归中央。无田产的佃农只给地
主交租，不给政府交田赋（当时都称"军粮"）。
1950年初，追收1949年的公粮——据我所知，民国时期，都是秋收后送交公（军）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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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农是将地主应交的那份田赋送到田赋管理所的粮仓后凭收据抵田租。自耕农民即使缺口粮，秋收后也得先交齐田赋。当年的赋税都是当地有权有势的人承包了的，谁也不敢拖欠"皇粮国税"。1949年12月，解放军才进四川，怎么会没交田赋，而要"追收"呢？——执行普征和大户加征的办法。地主征其粮食收入的40—50%，富农25—30%，佃富农20%，中农15%，佃中农10%，贫农5—10%，佃贫农不超过5%（当时还没土改，没划成分，由征粮工作队摊派——引者注）。全县征收粮食（因高山地区主产苞谷、小麦）折稻谷1448. 3万斤（市斤，下同），占粮食总产量的15. 6%，人均负担41. 3斤。
高教授的文章，只提到征粮。实际上，当时还有"地方附征"：人民币和木柴。据县志记载：1950年初，附征人民币折稻谷85.
1万斤，木柴303. 1万斤。
县志还记载有：1950—1951年，以户为单位，按农业人口全年人均农业收入累进计算征粮，起征点121斤，税级40个，税率3—42%。1950年征收公粮2957万斤，占实产13. 1%，人均负担63斤。1951年征收公粮4106万斤，占实产16. 9%，人均负担88斤。我们那里1952年才进行土改，佃农才分到土地。也就是说，解放初几年，佃农既交租又交（公）粮。
从县志上可以看出，1950年征收了两次公粮。上半年追收1949年的公粮（折成稻谷计）1448. 3万斤，加上附加人民币折稻谷85. 1万斤，共计1533. 4万斤。接着又征收1950的公粮2957万斤，1950年总计征收公粮4450. 4万斤。1951年只征收一次公粮，计4106万斤。
解放前，征收的田赋是多少呢？县志上也有记载。1941年至1948年（1949年资料缺）8年共征收稻谷（高山地区征收苞谷按稻谷折算）55. 16万石。每年征收6. 895万石。按每石稻谷约370斤折算，为2551. 15万斤。新政权每年多征收了多少？一看就明白。另据县志
记载，1952年土改，当年征收公粮3709万斤，占产量的13. 1%，人均负担78斤。
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强迫农民卖"余粮"。除了征粮外，还对粮、棉、油（油菜籽、芝麻等油料产品）实行"统购"。据县志记载，1954年，全县粮食"收购"30660吨（6132万斤），占总产量的35. 8%，农业人平负担120斤。农林特产税也要折成稻谷征收。1954年征收农林特产税62. 4万斤。粮食统购之外，还派有"议购"（价略高一点）任务。另外，农民的畜产品（肥猪、鸡蛋等）也要计划收购，供应给城镇和工矿。农民消极对抗，农产品急剧下降。当年曾流行这样的顺口溜："累了一身汗，卖粮二十万，分文未得到，傻瓜也不干。"粮食"卫星"越放越高，高产量随着高征购，公共食堂无粮下锅。庐山会议后，全国发动反右倾运动，虚报浮夸风刮得更狂。又在农村搞"反瞒产私分"，逼得饿殍遍野。据媒体披露，1961年，粮食总产量倒退到1950年的水平，人均粮食只有1949年的水平；棉花总产量低于1951年；油料产量降到1949年前的水平；耕畜存栏数比1957年减少17 .1%；生猪存栏数比1957年减少50%以上。当年中苏关系恶化，还得用农产品赏还苏联的外债，毛泽东又打肿脸充胖子，要当世界革命的领袖——用大量的农副产品支援亚、非、拉。
1958年1月，制定了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拥有城镇户口的人，还享有低标准的口粮供应，所以饿死的少些，而农民生产的粮、棉、油、肉、蛋等食品都要低价卖给粮站、供销社和食品公司，饿得肿脸泡腮的，也休想政府施舍一点救命粮。饿死的农民多达几千万！
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打下了江山，农民过得怎样呢？历史已经作了解答。
四川是产粮大省，饿死的人也最多。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在1962年向中央反映，四川省在大跃进中饿死了1250万人，其中，涪陵地区饿死200万，荥经县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全县总人口的一半。另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重庆市长寿县卫星农场1960年1至2
月就饿死82名水肿病人。即使如此，省委书记李井泉仍对上浮夸虚报粮食产量，还外调粮
食157亿斤支援京津沪等城市。
《南方都市报》刊登了它的首席记者韩福东采写的《风风雨雨刘氏庄园》，现摘记如下。
四川省大邑县安仁乡（臭名昭著的大地主刘文彩地主庄园所在地）原乡长刘旭安（生于——12——
1929年）说："解放后缴的公粮、税费等加起来，占产量的一半多，产量比解放前高，但上缴的也更多。"85岁的吕泽普系贫农，1953年入党，解放前在刘文彩家当过长工。吕泽普说："我在刘家干了三四年，每月60斤米的工资……包吃包住，每天都吃得好，工作不重，刘文彩不打骂我们。""给刘文彩打工的人也基本上不穿补丁衣服。""解放前没听说安仁镇饿死人，大家都有饭吃，没人出去要饭。"
刘旭安1958年任安仁乡乡长，他被派去办钢厂。他说："灾难很快就到了。安仁镇饿死了几千人吧，我家饿死了爷爷、小爷爷、岳父、岳母……一共七个。"刘旭安解放后当过安仁乡乡长，吕泽普是老党员，他们的话应该可信吧？刘文彩是封建地主，刘旭安、吕泽普怎会为他搽脂抹粉？
韩福东还有一篇《跃进过后是饥荒——川东达州市三年"灾害"纪实》，也摘记如下。
四川省达县专区于1992年改为达州市。据《达州市志》记载，1962年，达县专区总人口354. 2254万人，比1958年减少30. 4396万人，年均减少7. 6099万人，年均递减19. 78%；而在1950—1957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6. 81%。达县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吉文说：统计数字是失真的，和实际不合，饿死的人要多的多。《达州市志》主笔朱全森说，那三年，达县专区出现过好几十起人吃人的事。时任巴中县委副书记的周永开，是老地下党员。他说，巴中是革命老根据地。1958年，达县专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组织85万农民大办钢铁，建了上万座小高炉，铁质的生活用品和碑、钟等文物都拿去炼钢（烧成铁疙瘩）了。仅宣汉县，就有4557间农民住房、5997间牲畜圈舍和1659万株成林树木，被拆毁砍伐充当燃料。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强令下属虚报粮食产量，温江地委一副书记上报亩产粮食9800斤（本来就是虚报的），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到批斗。粮食高产量就带来高征购。四川报的粮食产量高，中央要从四川调几十亿斤粮食支援大城市。周永开说，农民送了征购粮，就没得吃的了，巴中县饿死了那么多人，但每天有四五千辆汽车将巴中的粮食拉走。巴中是革命老区，老百姓听说外调粮食是周总理安排的，也不敢抱怨。朱全森说，达县位于大巴山区，交通不便。1960年，济南军区派出一个营来到达县，用汽车往外运粮。不通公路的乡村，就派饥饿的农民把粮食送到公路上。从金石乡背粮到公路边，有30里上下坡山路，有好几个农民背着粮食饿死在山上。也有农民偷粮生吃充饥。押运粮食的副区长唐成之看到后，并没把偷粮的农民抓出批斗，只是小声说，你们弄公家的粮食也要背一下人嘛！通江县沙溪乡的何光宇，当年才12岁，在读小学四年级。他说，每家都派有背粮任务，连老婆婆都有任务。农民饿着肚皮背粮食走80里山路到毛欲镇，再装上汽车运到广元火车站，那里有专列等着朝外运粮。他说，饿着肚皮打空手走山路，都很困难，常常是将双手撑在石梯上慢慢往上挪动。朱全森说，1960年，达县专区的粮食源源不断地往外运，农民在公共食堂只能喝照得出人影的野菜糊糊。只要猪能吃的，都弄来给农民吃。达县专区的农民都得了水肿病，特别是春节前后饿死的人最多。何光宇说，挖野菜也分了任务，小学生每天要挖6斤葛根交给伙食团。何光宇的同龄同学何光森，身体虚弱，完不成任务，干部拿树条子打了他一顿，又痛又饿，没熬过三天就死了！何光宇说，那时公社干部，能开后门弄吃的，基层干部也能占便宜。他妈妈是伙食团炊事员，有时从伙食团偷点吃的回来给他吃，才没饿死——写到这里，我要补充几句。当年统购任务除了粮、棉、油（料），还有肥猪（统称粮、棉、油、肉）。农民几年没尝过肉腥味，但送交肥猪的任务非完成不可，而且每头肥猪不得少于130斤。那时把一个猪仔喂成肥猪要两年时间。生产队为完成任务安排几个妇女养猪，把粮食粃壳拌上干牛粪渣（防饲养员偷食）养肥猪。饲养员有时把猪饲料偷回家吃，以保性命。
周永开说，巴中县的英雄大队，地理条件优越，又有河水自流灌溉，因为产的粮食多，
征购任务就特别重，全大队1100多人，饿死了200多个！何光宇说，他哥哥当年在洪口乡
教书，那里死的人更多，常常有人倒在路上就再也没起来。他也多次听到食人肉的特殊案例。
对"三面红旗"怀有异议的人，会被打成反革命或坏分子。何光宇记得，1958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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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王成木对征过头粮有意见，有天晚上，在学校开大会，把"坏分子、右派分子"王成木揪到台上打了足足半个小时。出生于地主家庭的杨光金，向《四川日报》写信，反映对粮食政策的意见，1960年被"抓获"治罪，罪名是反对统购统销和大跃进。
周永开说，当年受罪的不仅是农民，干部的生活也受到影响，口粮降到每月18斤，猪肉、食油凭票供应得很少。不过，对领导干部有特殊照顾。副科级以上干部每月有肉、油、蛋、糖、黄豆和香烟等特供商品。县委、县府食堂还分大（一般干部）、中（科级干部）、小（县级干部）灶。朱全森说，当时的基层干部也难当，不认真执行中央政策，完不成征购任务的，要受处分；严格执行政策的，手上要添很多血债。他说，1961年，政策开始有所转向。达县专区在基层干部中开展反军阀作风运动。安云公社双河口村支书郑道福，工作积极，被提升为公社副书记，他没想到，反军阀作风运动一来，祸临己身，他想不开，在县委宾馆厕所上吊自杀了。但反军阀作风运动的对象主要是乡村干部，宣汉县饿死的人最多，县委书记在群众中的印象最差，也只是平调到地委某部任职罢了。
《南方都市报》还发表了述弢的《县志里的大饥荒》。现摘要如下。
四川省成都平原土地肥沃，又能自流灌溉，有天府之国的美誉。邛崃县（今邛崃市）属于都江堰灌区，旱涝无虞。1959年至1961年三年时间，年均出生率下降了13. 74%，年均死亡率升至48. 16%；1962年与1957年相比，全县人口减少了六分之一左右。灌县（今都江堰市）在那三年中也饿死了四万多人。毛泽东曾于1958年3月视察灌县的红光人民公社，全国的报刊和广播都反复宣扬"红光公社大放红光"！两年之后，饿死了1245人，占全社人口的31%。在那年代灌县发生的"特殊案件"也不少。灌县县委曾把"侦破""特殊案件"做为抓阶级斗争的政绩上报地委。举了两个案例。一是41岁的女地主潘素华将丈夫的尸体挖出背回煮食。二是39岁的女富裕中农周玉光将两岁多的儿子的死尸挖出煮食。至于更多贫下中农吃人肉的案例就不宜塞进"政绩"库了。
崇庆县（今崇州市）当年的县委工作组副组长郑大军有一段回忆，更令人痛心（载《往事微痕》）。现将他率领工作组到放卫星的第一线——东阳公社蹲点发现的"奇迹"摘录于下。
第五大队第一生产队共82户491人，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虐杀吃掉七岁以下的女童48名，占同一年龄段的女童人数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1959年入冬的一个雪夜，他们突然发现莫二娃家冒出了一丝火烟。那年代，谁家敢生火煮吃的？莫二娃是老实巴交的贫农，一家8口饿死了两口，也没违反过政策，他家有啥可煮的呢？他们一行三人迂回包抄莫二娃家，发现莫二娃婆娘蹲在屋檐下屙尿放风。他们冲进莫家点燃马灯，发现莫家正在煮食亲生的幺女——三岁的树才妹。莫家大小五人不顾一切地抢食人肉。他们将莫家五人捆绑押到大队升堂审问。莫二娃不但不认罪，还叫起冤来：树才妹生下来就缺奶，连米汤都没喝饱过，好不容易熬到三岁，连路都走不稳，她命里只该活这么大。支书大吼：晓不晓得随便杀人，国法难容？莫二娃回答：与其饿死，不如让她提前咽气救全家。莫二娃婆娘磕头哭诉：我们全家都吞了观音土，没油荤过不去嘛（拉不出）。妈心疼树才妹呦，让她早死少遭孽，下辈子投胎莫变人！郑大军说，这类"特殊案件"能算阶级斗争的政绩吗？干部们为了官帽，都压下不上报。对莫二娃等人都不予追究。
莫二娃一放，大家奔走相告，以为政府默许这样做。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小女孩就遭殃了。心狠的，自己动手；不忍心的，抹把泪，与邻居交换下手。那时的小女孩都骨瘦如柴，连皮带肉，加上碾碎的骨渣，也不够一家饿痨鬼吃几天。就出现了到邻村绑架娃娃，或设陷
阱炸死娃娃，弄回充饥。莫二娃就用"欢喜豆"炸死过岭村两个男孩。后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在判决书中当然要隐去犯罪情节。枪毙时，他还吼了几声"无罪"。
至于"盗墓贼"，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吃死尸究竟比吃观音土好。吃死尸会染多种疾病，吃观音土后灌桐油也不能打通肠子啊。有一次，郑大军看到六个吃观音土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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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发胀的社员，极为痛苦，只得人头朝下躺在门板上，让别人给他从肛门倒灌桐油。他连忙招呼：桐油有毒，用生菜油吧。社员说：有几年没闻过菜油味了。——郑大军也太官僚了，他只知成都平原盛产油菜籽和芝麻，共产风刮得天翻地覆，哪还给农民留点菜油呢？
在那饿殍遍野的时代，党员干部饿死的并不多。据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的会计王解放供述，经过反瞒产私分运动，到1959年冬，公共食堂无粮下锅，经常"变相断炊"。灶房只对社员供应白开水，而强制从社员牙缝里抠下的救命粮，专供党员干部夜半三更时享用。公社领导有指示："群众垮了干部不能垮，否则就失去了革命的主心骨。"
再拿安徽省来说，大跃进前有3000多万人，大跃进饿死了633万人。无为县1959年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60年底比1957年减少320422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加上1961年饿死的，全县饿死的人在30万以上。据《大饥荒年代的清醒者张恺帆蒙冤记》（载《南方都市报》）一文披露，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的张恺帆成了"小彭德怀"，张恺帆的老家无为县受批斗处理的各级干部有28741人。造成的恶果无法细说。张恺帆的家族就饿死了20多个，其中包括他的亲弟弟。金河埂村180多人，饿死80多人，逃亡60多人。著名的小岗村，原有120多人，饿死67人，死绝6户。韩福东在《1962年前后，漩涡中的安徽》一文中说，凤阳县1957年的总人口是380711人，1961年，总人口只有291958人。有的村没饿死的都外逃了，成了无人村。一些地区还规定饿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边；四不准戴孝。——韩福东在《"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并非向壁虚构》中说，据官方统计数字，安徽肥东县的农业人口，1959年为789502人，到了1960年则减为572844人，一年就暴减21万多人。据安徽省公安厅1961年4月13日向省委的报告称，59年以来，发生过人吃人的"特殊案件"1289起。绝大多数发生在59年冬至60年春。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大饥荒中死难者名单中几乎全是生产粮食的农民。别说当官的，就是在生产队任有一官半职的，也能多吃多占免于饿死。
更令人刻骨铭心的是，毛泽东高举"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社员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城乡居民都被赶进公共食堂喝大锅清水汤。农村的包谷芯和漆树枯（漆树籽榨油后的渣）成了"佳肴"，县城里的黄葛树叶和洋槐树皮都被吃光了。粮食"卫星"、钢铁"卫星"一个比一个高，"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代称）人数也不断飙升！为了"超英赶美"，超额完成年产1070万吨钢的任务，全民动手土法炼钢，县城里也建起了土高炉。大片森林被砍光变成了炼钢的燃料。农村原分散居住的社员都集中食宿，空出的农房被拆，檩椁都填进了土高炉。为了完成炼钢任务，家家的铜铁器皿被搜去丢进炼铁炉，"炼"成了金属疙瘩！毛泽东发动的大办钢铁运动，造成的损失超过20多亿元
农村的景象正像湖南一位伤残老红军给彭德怀的一首诗所描绘的那样："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结果，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为老百姓说了几句话，被毛泽东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在全国开展了反右倾运动。至少有380万领导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撤职。
同时，在农村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
贵州湄潭县1959年11月开展反瞒产高征购，1959年11月至1960年4月，非正常死亡12万4千多人，占全县总人口（60万）的20%，农村人口（56万）的22%。死绝户2948万户，留下孤儿4735人，离家逃荒的4737人。更惨无人道的是，在运动中打死1324人，打残175人，关死200余人。
河南信阳地区为追逼"瞒产私分"的粮食，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正式逮捕
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监狱中；拘留10770人，其中667人死在拘留所。息县的姜寨村，
1959年中秋还有397人，到冬至只剩下90多人了！在短短的三个多月就饿死了300多人。光山县吴围子村，120人，饿死72人，死绝46户。息县死绝户有5133家，光山县死绝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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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7家，固始县死绝户3424家。息县有639个村的人死绝了，固始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息县、新蔡等县饿死的人都在10万以上。信阳地区1959年11月至960年10月饿死107万多人。这就是所谓的"信阳事件"。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因吹牛有功，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进了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的大跃进领导班子。
广西环江县创造了中稻亩产13万斤高产卫星，结果，该县饿死了5 万多人——1959年领布票的人数是17万多，1962年只有12万人了。
毛泽东出生于农村，他真相信粮食亩产高达十多万斤吗？他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曾回老家成都郊区调查过，充其量亩产不过650斤。河北省委的领导也曾将农民外逃、患浮肿病、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向中央汇报过。但毛泽东要把自己的面子、威望摆在几亿农民的生死忧患之上，坚持高举"三面红旗"。不但不放赈救灾，还开展反右倾运动，迫使下级虚报浮夸，不择手段地搜刮农民的粮食。同时，还下达两项措施，使广大农村雪上加霜。其一是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只许农民就地饿死，不准外出逃荒。河南的驻马店镇接到命令后，强制收容"盲流"，造成饿死350多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200多人。1961年1月，安徽省凤阳县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在一次会上说："我们大队原有5000多人，现在只有3200人了。日本鬼子来了也没死那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1960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其二是口粮由大队统一管理。原来家里不准开火，后来生产队"私藏"粮食也是"非法"的。
在饥饿的年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五类分子"又挨整又挨饿。四川峨边沙坪劳教农场一万多被改造的右派分子，在"三年人祸"中饿死了五千多；沙坪劳教农场大堡作业区被改造的五、六千个小劳教，饿死了2600多个；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原有三千多右派分子，活出来的不到四百人。
旧社会的杨白劳，还有黄豆打豆腐卖，还可以带上两斤白面回家包饺子过年，还给喜儿买了两尺红头绳。大跃进时代，全国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哪家会有一粒黄豆？何况卖豆腐还是资本主义行为，资本主义的尾巴都割光了，即使偷吃几粒黄豆都会挨斗，哪能打豆腐卖？那年代，亿万李白劳、张白劳、王白劳，过年有饺子吃吗？能给女儿买半尺红头绳吗？女同胞用的发夹都没有。陈云曾向属下询问，得到回答是：没有钢材。各地粮食放高产"卫星"，生产粮食的农民却成千上万地被饿死；钢铁放高产"卫星"，却没有钢材生产女同胞用的发夹！
1958年，毛泽东高举"三面红旗"，他所创造的"功勋"，辛子陵用两个数字作了总结："大跃进三年，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1200亿元。"辛子陵还附上一份吴永宽记的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公社（县城郊）高大店大队吴园子小队饿死人的名单。1959年，吴永宽才15岁。他在2004年清明节为冤死的人（其中有他的父亲和三叔）刻了两块纪念碑，将那72个饿死的人姓名刻在碑上，望天下的人牢记那段历史。碑文中刻着：1959年，吴围子小队算是丰收年，因为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小麦、豆类、棉花都上交国库，还天天开会斗人。他父亲吴德金是小队会计，只因为说了一句打这么多粮食不给社员吃，真有点亏良心，就抓去批斗。野菜树皮吃光了，吃糠渣拉不出大便，吃（饿死的）人肉又得黄肿病。只有120人的小村庄，在1959年农历10月底到11月初，不到半个月时间，饿死了70多人，他在石碑上刻下了弄得清楚的72个人（其中死绝户46家）的姓名。
"真理"是什么？老舍在一篇小说里讲："吃饭是最大的真理！"在那年代，老百姓饿肚皮，得浮肿病，直至饿死几千万，"真理"何在？
据媒体披露：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38个国家，历时四年，死亡人数约850多万；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战，历时六年，死亡人数约5500多万；我国八年抗战，国军死亡200多万，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损失58万多；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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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前的2129年中，我国因气候灾害死亡2991万余人。毛泽东领导的三年大跃进，饿死的人数是3755万人！这其中绝大多数是生产粮食的农民啊！
不少人对这个数字都提出过质疑。原中宣部副部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在《炎黄春秋》上撰文说，大跃进时，全国非正常死亡（饿死）4000多万。有学者说，按正常情况推算，那几年全国减少了4720万人。学者金辉经深入探讨后得出的结论是：仅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就饿死了4040万。水稻专家袁隆平说，大跃进饿死的人有4500万。
大跃进时期，各省（区）都发生过人相食的特殊案件。安徽省公安厅调查的有名有姓的就有1289人。全国有多少？未见公开报道。还有，那几年有多少人因饥饿失去生育能力？有专家估计，全国少出生约4000万。那时还在鼓励多生孩子啊！年纪大点的人都还记得，职工养有三个以上孩子，政府还要发"多子女补助费"，此补助费是列入工资花名册的。
毛泽东为了博得世界人民领袖的地位，无视饿殍遍野的国情，把紧缺的粮食和物资无偿地送给外国。58年至62年，对外援助支出23亿6千万元。被毛泽东誉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全国人口200万，毛泽东就先后给了他们180多万吨粮食和价值100多亿元的其他物资。其含金量，相当于今天的一千多亿，等于给阿尔巴尼亚每人给了5000元红包。另有资料提到，在三年困难时期，向苏联和东欧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向匈牙利、东德、阿尔巴尼亚赠送大量食品；花巨额"支援世界革命"，向越南、古巴、坦桑尼亚、巴勒斯坦赠送的钱粮就占我国国民收入的7%。那年代，生产粮食的农民饿肚子，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特殊案件"，他却把粮食送给亚非拉一些国家，以赢得全球"红太阳"的荣誉。他还把粮食出口换来黄金、美元，用以进口制造"两弹一星"的设备和材料。
在毛泽东的心里，喝名酒比救人命重要。贵州的茅台酒，1953年产80吨，1958年产量达627吨。贵州省委书记周林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接到毛泽东的指令，要将茅台酒的年产量提高到1万吨！周林即向下发出指令："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1959年和1960年，周林命令从全省调粮117万斤、后又调56万斤支援茅台酒厂，又从四川江津调粮70万斤。结果，茅台酒的产量倒是跃进了：1959年820吨，1960年912吨。三年耗粮2260万斤。这些酒都是用老百姓的生命换来的。据官方公布的数据，贵州省总人口1700万，大跃进三年非正常死亡174. 6万。遵义地区总人口60万，大跃进饿死60万。最突出的江口县，非正常死亡人数达50%。
在"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的歌声中，在"毛主席万万岁"的口号声下，还出现了两件惊天大案。
1960年3月12日中午，一个四十来岁的小个男人，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他先以崇敬的目光看了看纪念碑上雕刻的文字和人物，再怀着沉痛的心情从包里取出一个白色纸灯笼，又从包里取出一支红蜡烛，小心翼翼地点燃后插在灯笼底部。他手提灯笼慢慢向南行走。
两天后，路透社转发了来自伦敦《新快讯报》的消息，配发的照片正是那个小个子男人手提灯笼旁若无人地走着，背景现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上半截。报道称，这个男子显然是用这种方式抗议中国大陆"暗无天日"。
我国外交部获悉了这则新闻后，外交部长陈毅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要彭真派人尽快侦破这一惊天大案。奉命侦破此案的八人小组连夜行动。第二天，案犯又来到天门广场准备重演，被专案组抓获。经审讯，案犯是四川达县的人民公社社员何明渊。据其供述，达县在"三面红旗万岁"的口号声中饿死的社员无法计数。他是红军烈士后代，一家五口饿死了三个（母
亲和两个孩子），妻子外出逃荒不知死在何处。审讯人员问他："你是否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何明源回答道："我考虑过——大不了一个'死'字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恐怕
早就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使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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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认定此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立即写出调查报告。彭真听了市公安局冯局长的汇报，沉思片刻，缓缓开口："人民政府竟会使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这是那个何明渊所说的原话吗？"冯局长指着审讯笔录，对彭真说："是的。"
冯局长根据彭真的指示，派人到达县调查。调查结果很快就送到彭真面前：何明渊及其亲属都无精神病史，他的供述完全属实，何明渊的叔叔和大哥都是红军烈士。彭真相继向周恩来和刘少奇汇报。周恩来表扬北京市公安局破案及时。刘少奇听后久久不语。若向毛泽东报告，何明渊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当严惩不贷！刘少奇既怕引起国际媒体的攻击，还对这个红军烈属怀有一丝怜悯之情，他又能说什么呢？彭真心领神会，指示冯局长派人将何明渊押送到贵州某地，交当地政府"妥善处置"。
1960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避暑。一天上午，中南海北门外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穿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那个女子很快被抓去审讯。她毫不掩饰地供述，她叫刘桂阳，湖南衡南县人，祖宗三代都是贫雇农，本人是共青团员，火电厂运煤车间工人。审讯人说她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她很坦然地说："随你们怎么讲，我反映的是真实情况。"审讯人员追问她的同伙，她说："就我一个人，连我爱人都没告诉，凭天地良心告状。"审讯人员问她为什么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前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她说："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一家六口都饿死……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1956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他们生活过得好，我就粗心了……新社会，饿死贫雇农着的什么孽呀！……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刘桂阳又哭又闹，戴着手铐还在地下打滚。审讯人员用抹布堵上她的嘴，给她戴上脚镣，送公安局收押。
中南海北门值班人员不敢隐瞒，立即将审讯笔录誊写清楚，急送北戴河。刘少奇看了脸色铁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桂阳被押回她工作的火电厂批斗后，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宣判后，以身怀有孕保外就医，刘桂阳有幸免去了牢狱之灾。据内部人士传出，实际是刘少奇亲自到湖南视察，摸清了刘桂阳反映的是实际情况，就指示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对刘桂阳作出了极为宽容的处理。文革爆发，刘桂阳案成了刘少奇的一桩罪行，刘桂阳也成了刘少奇的"黑线人物"，受到牵连。
王海光的《1957年民众"右派"言论》（载《炎黄春秋》），也反映了农民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意见。现摘抄于下：
"毛主席领导好，再过两年有米讨；毛主席万万岁，买什么都站队。""总路线在过渡，老百姓在饿肚。""农民种田饿肚子，种棉花没有衣服穿。牛（农民）耕田，马（干部）吃谷。""农民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到提高生活。过去还可以借，现在借也无处借。""共产党领导办合作社，到社会主义弄得人没有饭吃，牛没草吃，猪没糠吃。""农民不参加合作社（一年收入）不止四五十元。农业合作化后，农民收入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农村有四死：卖粮逼死，买粮等死，买不到粮饿死，卖粮再买粮亏死。"
以上是1957年江西、浙江、安徽等地农民的"右派"言论。1958年，毛泽东高举"三面红旗"，全国人民都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公社社员中流传这样的顺口溜："见钱就要，
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一年忙到头，汗水白白流，年终搞结算，落个癞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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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南方都市报》刊登了韩福东的《1956 平乐：大饥荒的前奏》《重庆长寿县的第四年"灾害"》。他用事实说明了，生产粮食的农民被饿死的惨剧并非只发生在大跃进那三年。
韩福东到广西平乐县调查，当地的老村民说，饿死人是因为统购统销。从1954年起，交完公粮，还要卖余粮。县委领导向上虚报产量，强迫农民卖过头粮。干部到农民家察看，除了今天要吃的，都是"余粮"。农民只能吃红苕、南瓜、菜叶过日子。1955年冬开始，就有大批人向湖南逃荒，还有人卖妻、儿。仅二塘区就有好几千人逃荒到湖南。据平乐县二塘区档案馆藏资料记载，1956年上半年，有44人（38名孩子、6名人妻）被卖，3、4两月卖人最多，达23名。据平乐县委1956年8月16日统计，全县因断粮而饿死的121人，与粮食问题有关而死亡的144人，因缺粮掺吃代食品致身体浮肿的1388人，外出逃荒谋生的1100户1246人，外出到湖南永江县一带购买杂粮的4003人，因缺粮卖（送）孩子的145户156人，因无吃的离婚的22户，妇女早婚的8人，拍卖家具、衣服、被褥、蚊帐的1901户。
在平乐县，很多人对统购统销和饿死人的事提出了批评，连住在北京的桂系军阀黄绍竑（时任民革中央常委）也提了批评意见。随即开展了反右运动，凡是反对统购统销的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中，有一个叫叶中立的教师因"恶毒攻击党的统购统销政策"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黄绍竑也被打成右派分子。以统购统销与合作化为标志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再度得到肯定。随着新一轮的整肃，伴随来的是大跃进的万丈豪情，其后果就不言自明了。
1962年元月，七千人大会正在北京召开，重庆市郊长寿县（今长寿区）正迎来新一波死亡高潮。元月十日，七千人大会召开前一天，长寿县人民委员会统计了辖区内因饥饿而得浮肿病的总数为31606人，其中一度10179，二度7829，三度940，肿后干瘦12658，元月份前十日因肿病死亡210人，其他病死亡281人（据长寿县官方档案记载，1962年1月1日至24日，全县饿死1145人——引者注）。重灾区发病更为突出。洪湖区现有肿病6493人，占全区总人口16. 1%，元月份前十天因肿病死亡66人，其他病死亡14人。江南区现有肿病3536人，占全区总人口24. 4%，元月份前十天因肿病死亡19人，其他病死亡10人。复元、旦渡、卫星等公社也有类似情况。原属一般地区的，近一时期发病也明显上升。如龙溪区，现有肿病4184人，占全区总人口8. 62%，元月份前十天因肿病死亡74人，其他病死亡164人。患病的主要原因是挨饿所致。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被政府征用，藏于仓库或支援友邦。另据长寿县档案资料记载：1959年调出省外粮食4628万斤。1960年6月底库存粮食4000余万斤，糜烂粮食11463斤，严重虫害粮食385万斤。宁将粮食关在仓库里糜烂虫蛀也不拿出救人命啊！
这些数据来自题为《关于防治当前肿病的紧急通知》的档案文件。它透露出几个关键的信息。第一，进入1962年，浮肿病人及饿死者仍显著上升；第二，从肿后干瘦（如无有效营养补助和医治，意味着即将死亡）者高达12000多人看，接下来可能是更大的死亡人数。
另据万顺公社医院1962年元月初的调查显示，848人的千江大队，肿病和小儿营养不良患者264人，其中"肿后干枯"患者149人。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只有二度以上的肿病患者才能享受集中治疗的福利。
据笔者亲身经历，当年治疗肿病的方法就是补充"维生素"。过去喂猪的谷糠、麦麸成了医院治疗浮肿病的灵丹妙药（俗名"糠粑粑"）。而医生又不能说水肿病是"饿"出来的，只得谎称是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患了肝病，谷糠、麦麸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是治肝病的特效药。那时若有人说肿病是营养不良造成的，说粮食不够吃，就是反对党的粮食政策，就是反革命！
1960年，奉节师范的余校医给一个患水肿病且断经血的女生开了一张特殊的"处方"：请伙食团给她添一勺菜。余以为添点菜并没违反粮食政策。党支书得到情报，立即召开大会，宣布余是反革命分子，狠狠批斗了几天。余经受不住折磨，躺在校医室床上，服安眠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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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书又召开大会，宣布余畏罪自杀。还给他加了两条罪状：一、盗食校医室药品；二、余临死也没忘记效忠国民党反动派，手上还握着一张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任命书"（谁也没看到）。党支书还宣布，不准余的家属将其尸体从校门抬出，只能在晚上从后门悄悄地弄走。
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官方和学界都都认为，这场灾难跨度为三年（1959—1960），到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即宣告结束了。七千人大会并没对庐山会议彭德怀案平反，还是在坚持高举"三面红旗"。林彪甚至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又一发明创造。那几年出现的问题是违反了"三面红旗"，违反了毛主席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指示才发生的。七千人大会于1962年2月7日在北京闭幕。农民因饥饿患肿病死亡的惨状仍在延续，只是死亡人数有所下降而已。重庆市赴长寿县的医疗队于两个多月后的3月16日上报的一份汇报材料中有如下内容：洪湖区总人口40186人，共有12838人患病，占总人口的31. 8%，死亡562人，其中一月死亡405人，二月死亡157人。记者从档案上看到，三月死亡人数降到41人。洪湖区医疗队4月20日的一份总结称，"当前洪湖区各方面形势大好，肿病大幅度下降。但是由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群众体质低弱，目前全区还有4768个病人，也还有可能出现新的疾病。"4月20日后，曾四次普查水肿病人死亡情况，截至5月29日，共死亡水肿病人50人（四次分别为20人、8人、8人、14人）。记者没见到此后的发病死亡档案。
毛泽东高举"三面红旗"给中国带来了极为惨重的灾难，饿死了几千万人，他不仅把责任推给下级，还用阶级斗争来掩盖他的罪行。
信阳事件惊动了中央，他却定下了这样的调子："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不仅把责任压给地主、富农，将其狠批狠斗，那些执行毛泽东指示的"好干部"，一下子也变成了"混进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复辟的"的"漏网的地主、富农"，遭到批斗关押，甚至判刑，成了那场人祸的替罪羊。
毛泽东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进村首先要访贫问苦，开忆苦思甜大会，组织阶级队伍。我们县朱衣公社双楼大队的党员乔世财是雇农，他的老父亲解放前曾当过"叫化子"（乞丐）。工作队动员乔老头到忆苦思甜大会上诉苦。乔老头上台声泪俱下：解放前，我到别人门前喊一声"发财！"别人会给我舀一碗粮食。有人办红白喜事，还要为我们叫花子摆一席。领导要我诉苦，我最苦的是日子是"吃伙食团"（公共食堂）那几年！家家都没有吃的，到哪里讨米？家家的锅灶都没有了，到哪家要饭？……工作队长赶快叫乔世财把乔老头拉下台。
毛泽东口口声声地说，他领导农民革命，是为了农民翻身得解放。他执掌大权后，就侵犯农民的利益。特别是大跃进年代，农民的生活不如杨白劳，不如刘文彩的佃户，不如过去的"叫化子"！别说人民公社时期，就是到1978年，农民的生活也十分艰苦。辛子陵有一组数字（一个有良知的记者提供）：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为133元，其中90%为实物。约有两亿人每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足两角，有2. 716亿人每人每天只挣0. 164元，有1. 9亿人每人每天挣0. 014元，有1. 2亿人每人每天挣0. 011元。山西平鲁县每人每天挣0. 06元。我们县的一个曾任大树公社（现名大树镇，自然条件优越）书记的老干部有一篇回忆录，其中记录了农民肖国珍一家六口包产到户前十年的收入。现摘记如下：1977年，总收入107. 41元，人均17. 9元。1978年，总收入249. 27元，人均41. 5元。每人每天挣多少？我大体算
了一下，1977年0. 049元，1978年0. 114元。
面对残酷的事实，毛泽东却认为，成绩和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而一个指头的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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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他自己强调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提倡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后来又把责任推给下级：人民公社本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下面的同志把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才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毛泽东定了调，谁还敢说真话？各级党政机关都以封锁人祸造成的灾情为政治任务。仅河南信阳从邮局截留的求救
信件就有一万多封。
"三面红旗"的发明权明明是属于毛泽东的，他却把刘少奇推到"领奖台"。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访。蒙哥马利对毛泽东十分敬佩，他似乎想探询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刘少奇实际上就是党的第一副主席，已是国家主席，主持一线工作。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蒙哥马利回国写了一本书，披露了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的新闻，轰动世界。外交部又将毛泽东谈接班人的重要谈话专印一份简报，发到地师级以上机关。
他要让世界人民知道，中国主持一线工作的是刘少奇，而不是他毛泽东。刘少奇就该对1958年以来的一切错误负责。刘少奇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不但外国人信以为真，连中国的领导也被他哄骗了。
毛泽东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过，1960年秋抛出了另一块遮羞布——自然灾害。将"三年自然灾害"说，作为"舆论导向"。若将前几年的报纸找出对照，就明白"三年自然灾害"说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别说大跃进时各地粮食放高产卫星，就是1959年秋天的《人民日报》也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秋粮丰收的大好消息，1960年夏天，还有长篇报道《从长江到黄河流域，揭开粮食大丰收的序幕》。《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突然宣布："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逢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宣称："1960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
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上海学者丁辉写的《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载《方法》杂志1988年第三期）根据120个水文站的资料得出结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1961年春，刘少奇到湖南省树的"红旗大队"——天华大队调查后，随即赶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他又回到天华大队表示：看来，勉强留在公共食堂，没有好处，愿意维持公共食堂就继续维持，愿意退出的就退出。口子一松，公共食堂就陆续解散了。1962年，刘少奇主持经济工作，又推出了"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农村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后来，这些都成了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人民公社的"心脏"——公共食堂解散了，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还是虚飘着。毛泽东决心要在政治上赢回来。他危言耸听地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他强调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决定在全国以阶级斗争的方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四清"（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大抓阶级敌人。刘少奇紧跟毛泽东的步伐，总结推广了"桃园经验"，各地工作组都私设公堂，随意捆绑、吊打。据不完全统计，有77560名干部、群众被逼死、打死，有5327350人受过各种私刑折磨。挖出"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联盟"5760个。276256人定为敌我矛盾，558220人定为"敌我矛盾按内部矛盾处理"。文革后才得到平反。《中共奉节党史大事记》中，1964年8月1
日有如下记载：县委在康乐公社开展为期五个月的社教补课（"四清"复查），33名党员被开除出党，136名县、区、社、队干部被撤职。逮捕4人，判管2人，补划地主、富农85户。文革后也分别落实了政策。另据我所知，在"四清"运动中，我们县的教师被判刑的有10多个，其中两个教师到90年代末才得到平反。刘少奇组织的"四清"运动，已经够"左"了，毛泽东却说刘少奇是"形左实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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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根子何在？辛子陵在接受《新史记》记者访问时作出了答案。他说：毛泽东在建国后的主要错误是：
1、一个人推翻了七届二中全会形成的15—20年新民主主义的建国路线，强行停止新民主主义建国进程，1953年开始了"三大改造"，动摇和消灭私有制。
2、一个人推翻了"八大"务实的经济建设路线，把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强加于全党，1958年强制推行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造成经济大破坏，饿死了3755万8千人。
3、一个人以秦始皇自居，以"焚书坑儒"为乐。1957年策划阴谋，先是动员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帮党整风，向党提意见，公开许诺言者无罪，后又以言定罪，将55万爱国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4、一个人发起个人崇拜，巩固终身制的执政地位，以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名义，通过"文化大革命"消灭和打击党内民主派，改变民主共和国性质，"指定"接班人，重用自己的亲属，建立家天下。
5、一个人公然违背宪法，发动"文化大革命"，停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国务活动达四年之久，操纵红卫兵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以私刑将其关押迫害致死；将共和国元帅彭德怀、贺龙和政治局常委陶铸关押迫害致死。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
写到此，还得补充一点，毛泽东制造个人崇拜，加强了他的独裁专制。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借用列宁的话"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为自己搞个人独裁制造了理论依据。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立即表态："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两个月后，柯庆施就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加之林彪首创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和"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那些年，不但无法无天，连最起码的道德伦理都被摧毁。
辛子陵说，毛泽东"文革有罪"。这是不争的事实。
毛泽东还自豪地说：他这一生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再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文革，官方已作了否定。据媒体披露文革中受迫害者有一亿人，3000万人死于非命。中共第八届中委、候补中委共193人，除死亡和重病的31人外，有96人被加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受到审查，关押，凌辱，有的被整死，占中委的62%。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功勋卓著的老一代革命家亦未幸免。全国人大常委115人中，受迫害的占52%以上。全国政协委员159人中，受迫害的占46%以上。副省（部）级以上干部，75%的人被立案审查。文革中执掌大权的军人，也有8万多受到迫害，其中1169人被迫害致死。当干部的，上到国家主席，下到生产队长，都遭到批斗。知识分子也是被迫害的重灾区。仅北大就揪出反动学术权威500多个。文艺界的名人被整死、被逼自杀的不可胜数。老舍、邓拓就是其中的代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也没活出来。辛子陵说，从30年代到60年代，我国文艺界只剩下两个好人：鲁迅和江青。
据当年的中学生张立凡回忆，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穿上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年轻的女中学生宋彬彬给毛泽东套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成了红卫兵的"红
司令"。毛泽东问了宋彬彬的姓名后当即发出"最新最高指示"："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宋要武领旨立即执行。她用皮带抽打"反动学术权威"，人家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这个年轻的女学生竟打死了9 个"反革命"。据媒体披露，仅北京市，1966年8月下旬到9月5日，打死了1762人（不含被逼自杀者）。毛泽东曾发出"最高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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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大搞武斗，又派军队"支左"。从大中城市到县乡都有对立的两大派，都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造反派"，骂对方是"保皇派"。各派都有军队支持，都有现代化武器弹药。军工厂的造反派还搬出了坦克和大炮。全国城乡都成了武斗战场。
文革中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未见官方公布。胡平在一篇文章中说，保守估计在172万以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提到，不会低于200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报告中说：像张志新这样被错判错杀的有14万8千。一个外国人写的书透露，文革中丧生的人数大约773万。1980年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就此问题向邓小平求证，邓说："永远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式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文革中，工农商学兵和各级干部都是受害者。红极一时的"红卫兵"給毛泽东当枪手，后来都成了文革的牺牲品。重庆现在还保留着几座"红卫兵公墓"。不计其数的工人农民和干部死在武斗场上。一些造反派头目在毛泽东"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唆使下，丧失了人性。1968年5月13日，广西武宣县两派武斗，将对方的死者挖肝割肉作会餐的佳肴，有56人的心肝被挖出吃掉，有13个男人的生殖器被割下吃掉。还有造反派杀夫奸妻，杀父奸女，然后剖腹取肝，割乳房，切下体，陈尸户外。至于"牛鬼蛇神"的老命更不如小小的蚂蚁！北京大兴县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杀"黑五类"，杀死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也曾掀起大杀"四类分子"的风暴，1967年8月至10月，杀死4193人，被逼自杀326人。广西很多地方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然后煮熟分食。仅武宣县被肢解吃掉的就有1000多。
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在13000亿元以上。相当于国民经济建设30年投资的总和。至于文化教育上的损失无法用数字统计。十亿人只读一本《毛主席语录》，全国只剩八部"样板戏"，学校"停课闹革命"，考试交白卷竟成了英雄。文字狱遍全国，钳制言论，控制思想，超过历史上最黑暗的封建王朝。
文革中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北京市政府明令保护的6068处古迹，4922处被破坏。全国被销毁的古籍、字画、石碑、古庙等无法估算。从炎帝墓、孔子墓、岳飞墓到瞿秋白墓都被破坏。一批红卫兵将乐山乌龙寺的五百罗汉挨个斩首。一批红卫兵到洛阳白马寺把稀世之宝白玉马砸烂。一批红卫兵到五台山砸烂庙宇佛像，开斗争和尚、尼姑的大会，然后强迫289名僧侣还俗，回原籍生产队劳动。红卫兵还砸烂化妆品柜台，给爱美的女士剃阴阳头的事遍及各地。我们县城一个年轻女中学教师，被她教过的学生剃阴阳头后押着游街示众。她受尽了屈辱，最后跳河自尽！
媒体上流传一篇题为《文革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中国人改造成"七无"》。摘记如下：
1、
无产 割光资本主义的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个人无产，
国家也临近破产。
2、
无知 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交白卷当英雄；旧文化都是封、资、
修。全国只要一本"语录"就够了。无知，愚昧，必然无能，甘当螺丝钉和驯服的工具。
3、无情 狠批人性论和人情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与人斗，其乐无穷。"连八个"样板戏"中的角色也不曾有一对夫妻出现。
4、无法 "造反有理"；"砸烂公检法"！"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5、无德 传统道德是儒家思想——打倒孔家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
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6、无美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男女老少的穿戴一个样。全国只有八部"样板戏"。人人胸前必戴"主席像章"，个个只能唱"语录歌"。
7、无赖 明明是空前的浩劫，巨大的灾难，还要高唱"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赵紫阳曾说，毛泽东从来都不肯承认错误，他的继任者也极力维护毛泽东。文革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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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把责任推给林彪、四人帮。谁都知道，林彪不是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吗？江青在法庭上说："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找不到替罪羊，就推给老天爷，说是自然灾害。找不到替罪羊，又怨不到老天爷，就说是"必要"。反右"扩大"了几十万倍，还说是"必要"，不给平反。那些整人者从不向受害人道歉。毛泽东时代，制造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数以百万计的受害人被整得家破人亡，人财两空。即使是给某些人公开平反，也还要人家感恩戴德（摘自《杜导正日记》）。
当代秦始皇毛泽东一生整的人无法统计。动辄就上纲上线，或戴帽批斗，或威逼自杀，或关押杀死，大的有党的原总书记张闻天，国家主席刘少奇，小的有普通党员，在校学生。连他的秘书田家英也被暗杀！那些年，整得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谁也无法回答。
单少杰在《毛泽东的整人与惧怕历史》一文中说，毛泽东整人，一是要别人动手，二是要挨整者写交代，承认自己有罪，并装进档案。那些整人者，有的是为了入党升官，有的是为了显示自己是站在毛泽东路线上的革命者，以免挨整。即使中央委员，在整人的大会上也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否则，也会被抛出狠踢猛踹。高层官员大多数都曾按毛的授意整过别人，也曾被别人按毛的授意挨过整。毛善用各种手法既鼓励打手，又震慑对手，也能测试部下的忠诚度。犹如赵高"指鹿为马"，顺者为有用之才，反之为必除之敌。这样的例子很多。刘少奇背地多次称赞彭德怀"党性极强"，上了庐山，骂彭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党分子"。彭德怀的老部下李井泉等人，批彭时表现积极，变故旧为冤家，句句诛心，受到重用。中将万毅拒绝批彭，随即被定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少将钟伟忍无可忍，指责批彭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话音落下不到五分钟，就被戴上手铐架出会场。
毛泽东执掌大权，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整人者也难逃挨整之灾。1955年，胡风的好友舒芜主动反戈一击，给胡风及其涉案人员带来灭顶之灾。舒芜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到沂蒙山区沂源县劳改，文革中又被关进"牛棚"。反胡风的积极分子冯雪峰、艾青、丁玲等都被打成右派分子。反胡风运动的指挥者陆定一、有功之臣周扬、亲手签发逮捕令将胡风抓进监狱的罗瑞卿，文革初就被揪出批斗。追随周扬整胡风的一大批积极分子林默涵、张光年等在文革中都被关进了"牛棚"。李井泉斗老首长彭德怀立了大功，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被红卫兵整得死去活来。罗瑞卿整的人不在少数，最后的下场可算得惨绝人寰。陶铸在文革初期不是创造性地鼓吹"怀疑一切"吗？最后也死于非命。刘少奇整过张闻天、彭德怀，后来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专案组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由周恩来签署后报毛、林批准提交大会通过将其永远开除党籍。林彪帮毛泽东整了不少功臣名将，被毛泽东钦定为副统帅、接班人，在庐山会议上根据宪法提议设国家主席，却背上了"抢班夺权"的罪名。接下来，大张旗鼓地"批林批孔"批"周公"。江青在中共高层会上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的位置。1973年，毛对周恩来处理外交事务不满，驱使周的老部下向老首长面对面地发难。刚回到北京不久的邓小平为了让自己"考试及格"，立即附和：你（周恩来）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是可望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及"。然而，时隔不久，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陈伯达，在文革中鼎力帮助毛泽东，功不可没，回敬他的是一场"批陈整风"运动。更有甚者，有的故旧为显示立场坚定，还对老首长动用酷刑。所谓"二月兵变"就是一案，就动用严刑逼贺龙的诸多部下屈打成招，供出贺龙谋划"兵变"的"内幕"。
在毛泽东时代，大小官员有几个没整过人？所以，至今还有人为毛的罪行辩护，实际上也是为自己辩护。最突出的例证就是邓小平，当年邓小平是反右的前台总指挥，文革后他执掌大权时，硬说反右没有错，只是（下面）不该扩大化。
裴毅然在《李锐谈毛泽东》中也提到毛泽东整人比古今中外的皇帝都厉害。他要控制所有的人，就想法改造人的思想，要每个人都成为他所需要的驯服工具，当一枚为他使用的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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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钉。毛泽东只要奴才，不要人才。毛泽东1928年在湘赣边区"清党"，1930年在苏区肃反，杀AB团，自己人杀自己人超过10万（他直接领导的江西苏区就杀害了一万多）。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抢救"出1. 5万"特务"。他执政后，曾为民主革命立过汗马功劳的知识分子成了革命的对象。发动了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派运动，还有批胡适（所谓"资产阶级唯心论"），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梁漱溟（为农民说话），批马寅初（《新人口论》），批吴晗、邓拓、廖沫沙（《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批反动学术权威，批孔子（"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赞扬过孔子及其儒家学说者都是批判对象），等等。大家常吟唱的优秀歌曲的作者也在劫难逃。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在文革中被折磨死了；《游击队员之歌》的词曲作者贺绿汀先在全国点名批判，后被关进上海监狱；《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被诬为"美化国民党统治，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洪湖赤卫队》被诬为是歌颂"土匪、军阀贺龙"。甚至曾为毛泽东拍马屁的知识分子，也没得到好下场。大家都熟悉的《浏阳河》，毛泽东从电视上听了《浏阳河》，立即下令："再来一遍。"转播现场接到指令，独唱演员赵海兰立马再唱一遍。毛泽东对其颂扬感到是一种享受。这首歌曲是在土改运动后作的。他的词曲作者在反右运动中都遭了殃。词作者徐叔华被打为"中右"，开除党籍。曲作者唐璧光和原曲改编者朱立奇、齐芝田都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改造。李劫夫写有歌曲《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文革中，他不但为毛泽东的诗词谱了曲，还为毛泽东那些干瘪瘪的"语录"谱了曲。李劫夫先为毛泽东的《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谱了曲，后来林彪也写了一首《西江月 重上井冈山》，李劫夫给林彪的《重上井冈山》也谱了曲。他还给林彪写的《毛主席语录 再版前言》谱了曲。林彪写的"前言"全是口号式的语句，其中心既是表白他自己的态度，也是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据说这是中国最长的歌曲，要唱20多分钟。李劫夫本是紧跟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林副统帅，林彪事件后，却获得了"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受到"审查"。1976年猝死于当年的特别监狱——"学习班"。
毛泽东时代有句"格言"："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据权威人士披露：毛泽东搞的大跃进饿死4000万人，损失1200亿元；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人，仅湖南省1967年8月13日至10月17日就杀死13000多人。文革中浪费和减收13000亿元。
辛子陵说：毛泽东在大跃进中视人为猪狗，文革中以全党为敌人。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经济损失14200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这一组数字是何等触目惊心啊！
铁流的《我和李锐老人一席谈》中有这样几句：毛泽东是整人狂，害人狂，杀人狂。根据已揭示的资料统计，毛泽东整死害死的爱国志士、共产党员、人民群众至少8000多万人：三年人祸饿死3800万，历次政治运动杀死无辜群众不少于1500万，十年文革整死2000万，
在井冈山和延安枉杀的革命者不少于100万。
毛泽东视人命如草芥，制造了3000万件冤案，8300万冤魂，有3亿多人受批斗。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他是杀人最多最广泛的恶魔，毛泽东执政28年，使用各种手段，整死黎民超过一亿，他的罪行超过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罪行的总和。西特勒屠杀了600万犹太人，斯大林屠杀了2千万苏联人。和毛泽东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还有人说，近代世界上出现过三大魔头：希特勒是黑色法西斯，斯大林是红色法西斯，毛泽
东是超级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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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无法无天，不但可以随意杀人，而且极为残忍。请看他和他的"好学生"们留下的几份"优秀答卷"吧。
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毛泽东定为"最大的走资派"，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交给"造反派"狠批狠斗。"造反派"对刘少奇拳打脚踢，打得刘少奇鼻青脸肿，只剩七颗牙齿，腿部严重受伤，没有一根血管是好的！他生活不能自理，无法站立，还要挨斗。在他70岁生日那天，宣布对他永远开除党籍。他的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本该送医院治疗，却于1969年10月17日被"疏散"到河南。押送他的专案组临走时下令，北京带去的药也不准使用。11月12日刘少奇停止呼吸。其尸体火化时安的姓名是"刘卫黄"，职业是"无业"。
北师大附属女中红卫兵宋彬彬被毛泽东赐名"要武"后，回校带着一群红卫兵把该校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抓来，给她头上泼墨汁，身上淋粪尿，狠狠地打死了！还给她尸体上盖上大字报，压上一把大扫帚！宋要武很自豪地对人说，她一天就打死了8个人！别人提醒她：要文斗，不要武斗。她骄傲地回答：毛主席教我要武嘛！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在毛泽东的"教导"下，竟成了以杀人为乐的恶魔！
林昭，女，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学生，1957年因支持同学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被打成右派分子。她拒不认罪，党组织决定处以劳教三年。其系主任可怜她体弱多病冒险为其说情，才改为留校监督改造。在监督改造期间病情加重，经批准由其母接回上海休养。1960年因反对共产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1962年被判处20年徒刑。给她戴上三副镣铐，一副反铐，两副正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即使病重和月经期间甚至绝食也不给她减少一套镣铐。她父亲因此自杀。她在监狱里因"态度恶劣"，于1968年4月29日，被秘密枪杀。5月1日，公安人员竟上门向其母亲收取5分钱的子弹费，致使她母亲精神失常，医院又拒绝医治，后来也自杀了！
张志新，女，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遭到残酷迫害。她坚持真理，公开揭露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监狱。在监狱里，将其头发拔光，戴着铁镣，背着18斤重的铁锤，用铁丝钳住她的舌头，将拖布往她嘴里塞。毛远新下令将其枪毙。1975年4月4日临刑前，竟将张志新的舌头割掉！
还有一份特殊的"优秀答卷"——1976年7月28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也是一场人祸。地震工作者在年初就预测到七、八月份会发生5—7级地震。地震台多次发出地震预报。7月14日又发出地震警报：可能发生7—8级地震！日本也曾向我国通报过。但他的"好学生"们怕引起混乱，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不准向下传达。结果伤亡130多万，创世界地震史伤亡人数之最。美、英、日等国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也被拒绝了。唐山近郊的青龙县做了疏散防震准备，结果无一人伤亡。中南海的防震工作极其到位，毛泽东的游泳池住所就能抗十级地震。唐山的老百姓的命又值几何？
有些不知内情的人至今还在称颂毛泽东的"清廉"。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据李锐说，杨开慧藏在墙壁里的手稿中称毛泽东是"流氓"——"生活流氓，政治流氓。"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1929年到过井冈山，杨开慧知道毛泽东早就和贺子珍结婚。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住在长沙东乡板仓。毛泽东两次带人打长沙，路过板仓，都没过问他的老婆和孩子。国民党政府省长何健为了报复毛泽东，将杨开慧关押，令她登报和毛泽东离婚。杨开慧为了三个孩子，没答应何健的要求，最后被杀害。毛泽东还好意思在一首词中写"我失骄杨君失柳"。其实，毛泽东骄杨未失已有新欢。
毛泽东抛妻纳妾，老牛吃绿草。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李氏，是按当地的风俗举行了婚礼的（也有人说，毛的原配夫人叫罗一秀）。1920年，27岁的毛泽东抛弃了原配夫人，与19岁的杨开慧结合。杨开慧为毛生下了三个儿子。毛泽东于1927年秋上井冈山，不到两个月，就与年仅17岁的贺子珍"由同志之爱转变为夫妻之爱"了，并于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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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最艰苦的十年期间，贺子珍为毛泽东生过六胎。1936年到了延安，年仅27岁的贺子珍经历了千辛万苦和生育折磨，已失当年红军美女的风采。毛泽东又有了新欢，怀有身孕的贺子珍被安排到上海"治病"。贺子珍认为，到上海危险极大，就选择到苏联"读书、养病"。1938年，45岁的毛泽东与24岁的电影明星江青结婚。在延安，就流传着他的一句口头禅："老子出生入死打天下，搞个女人算个啥？"
辛子陵说，毛泽东进了北京，住进丰泽园。虽然江青风韵犹存（她才35岁）但毛泽东情有别移，很少眷顾于她了。
毛泽东在他的专列上相中了年轻貌美的女服务员张玉凤，不久，张玉凤就进了中南海，名为"生活秘书"，实际取代了江青"家人"的地位，享受高干待遇。毛泽东把江青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领导革命"。江青要见他，还得先请那位"贴身秘书"通报。红极一时的江青也不得不向他的"贴身丫头"献殷勤。据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写的《回忆在主席身边的岁月》（此书稿没经批准出版）中透露，江青于1966年8月15日写信给周恩来反映，毛泽东长期的放荡生活问题已给江青精神上、身心上造成创伤，要求组织解决。1967年8月10日再次给林彪、周恩来写信，表示无法忍受毛泽东的放荡生活。同年8月12日，江青向周恩来哭诉，她生活苦闷，孤独！并说："在现代社会，哪有领袖不许自己的妻子一起居住，不许自己的妻子来看望？"1968年10月7日，江青又向邓颖超哭诉。但得到的是毛的命令：未经许可，不准江青进中南海。
那些未"正名"的"宫妃"就不必列举了。至于临时招来"三陪"（陪泳、陪舞、陪睡）的美女就不胜枚举了。他有跳舞的嗜好。他的女舞伴都是从部队文工团挑选。要求面貌清秀，体态端正，不超过二十岁。他外出也要舞女随行。陪舞的美女先要用来苏水洗手，再用香水冲洗。彭德怀就曾责怪毛泽东不该到志愿军文工团"选妃"。后来成了彭德的一条罪状。庐山会议后批彭德怀，有人提起此事。坐在主席台上的康生说："不调相貌好看的，难道调丑八怪吗？"有人说，彭德怀用"选妃"影射毛主席是皇帝（摘自《彭德怀全传》）。
毛泽东笃信"房中术"，痴迷采阴补阳延年益寿。他蹂躏过的美女超百（另据茅于轼说，毛泽东奸污的女人有千人之多），很多是他孙子辈甚至曾孙辈的女青年。李锐曾写了四首打油诗"恭颂"毛泽东及其崇奉者。其一：生活流氓政治氓（杨开慧语），贤妻早识太心伤。莫予毒也杀成性（杀人成性），培养奴才大黑帮。 其二：肖三（老作家，当年毛泽东的好友）一语三字夸（肖三在延安时称毛泽东是"铁鸡巴"），道破其人品太差。其乐无穷拼命斗，家破国亡尽（都）由他。 其三：运动频频无限哀，人才不要要奴才。殃民祸国何时了？文革呜呼晓色开！ 其四：一生实现马加秦（马克思加秦始皇），阴影依然居独尊。阶级斗争虽不讲，自由民主总关门。
早年，毛泽东就著文称颂流氓地痞是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赞美他们敢于爬到地主小姐少奶的象牙床上打滚的"革命"行动。
1973年，毛泽东和基辛格谈话时说："你要我们中国的女人吗？我们可给你几个，或者几万个。"
他可以把中国女人当礼品送给美国客人。"中国有一个对付美国的方法，那就是送1000万名妇女到美国，增加美国人口来伤害美国的利益。"他也可把中国的妇女当战斗的武器（"女人是祸水"的变种），用以对付美国。
大跃进，饿殍遍野，毛泽东却花巨资修了61座豪华别墅（行宫），多数行宫的装修都超过钓鱼台国宾馆。仅滴水洞一座就耗资一亿二千多万元。他的行宫数量之多，标准之高，冠盖古今中外。他还为江青在杭州修了一座别墅。他的行宫方圆五公里都是警卫森严。每座行宫都有铁路专线。为防核战，还建有地下别墅。"行宫"的入口处有厚厚的电动钢板门。他那61座行宫都有代号。例如，滴水洞别墅的代号是"203"。他到滴水洞行宫只住过一次，有些别墅从没住过。每座"行宫"占地750——2000亩。那时，别说普通群众，就是机关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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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也没有自己的房产。每座"行宫"还有100多人（管理员、园林工和女服务员）为其服务。每年开支的工资和维护费不下百万。
毛泽东的住房、游泳池和几十座"行宫"，装修、设备都是最高档的。建材都是进口的，玻璃都能防弹，隔音，纯羊毛地毯无接缝，显现美丽的图案，常年保持室温20度。他还下令，将中南海春藕斋重新粉饰装修，成为他的专用舞厅（五十年代初，男人穿西装，女人穿花衣，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但那时的南下干部每周要举办舞会，女职工少，就组织女中学生去陪舞。当时很不理解，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学习毛泽东）。人民"饥寒交迫"，他却将原来每周一次的舞会改为每周两次，过着所谓"莺歌燕舞"的生活。他在北京拥有一座四合院，有室内游泳池，另有一个室外游泳池，随时保证合适的水温，恭迎大驾。他不顾起码的外交礼仪，多次在游泳池接见外国首脑。1958年，苏联赫鲁晓夫访问北京，他就只穿着游泳裤，悠闲地吸着烟，与赫鲁晓夫会谈。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乘的是进口车，49年后，出巡有专列、专机、防弹汽车。那专列是从德国进口的移动宫殿，随从有60多人。他出行有三列火车：前卫、专列（主车）、后卫。
毛泽东的饮食并不是传说的只吃红烧肉，甚至用辣椒下饭。毛泽东的生活超过历代的皇上。他享用特供食品，香山农场、玉泉山农场、巨山农场等都是他的食品专供基地。有专为他服务的食品安全检查员（50年代是从苏联聘请的卫生官）、生活管理员和厨师团队（湘菜、西餐厨师和面点师，另有火车专列厨师），外出也随行服务。在其"行宫"也设有特级厨师，定有菜谱，特供食品基地。
营养专家为他特制七大系列菜谱（鱼虾、鸡、鸭、猪肉、羊肉、牛肉、汤）。每一系列又包括十多种菜谱。例如，鱼虾类有17种，鸡有14种做法，汤类有16种。有四个顶级厨师为他服务。日常饮食品种超百。他想吃啥就空运到他的厨房。例如，他想吃武昌鱼，就立马从武昌空运。他想吃长沙东方红养鱼场的活鱼，就派专机到长沙运活鱼。每周都要给他空运活鱼，每次花费十多万元。每天都为他备有小鱼小虾，各种野味，还有朝鲜苹果、高丽参。他要喝麦片粥，就从香港买澳大利亚麦片，防备海关开袋检查，特派海军专运。他吃的大米是玉泉山农场专为他生产的。水稻是用过去宫廷饮用水浇灌的。他吃的蔬菜、肉、牛奶，由巨山农场特供。他吃的奶制品、鲜蛋和反季节蔬菜瓜果由香山农场特供。辣椒由湖南专运，有些反季节蔬菜、水果从广东专运。有一年初夏他要吃桔子。桔子产自南方，冬天才有新鲜桔子，服务员只好给他送去桔子罐头。他把服务员大骂了一顿。此后，专为他生产、空运反季节蔬菜水果。就是上庐山，也要用飞机送去"专供"食物。
三年大饥荒时，饿殍遍神州，毛泽东却因营养过剩，胆固醇超高，不吃红烧肉，改吃海鲜、牛排、西式大餐。
毛泽东最爱喝龙井茶。杭州有一座特别的小山，那山顶产的龙井茶没有任何污染，有专人看守适时采摘，专供毛泽东享用。
毛泽东有句口头禅：吃香的，喝辣的。白酒就属辣的。解放前，他喝的高粱酒，解放后喝的茅台。
毛泽东手不离烟，他先喜爱"中华"，后嗜好雪茄。烟叶是特供的，雪茄是特制的。其代号是"132"。他抽的雪茄烟一只相当于几头肥猪的价钱。有人说："主席一支烟，百姓万人粮！"
1956年国家拨款800万建了一座"官窑"，烧制"贡瓷"。他拥有餐具、茶具、烟缸等精品"官瓷"10套，1555件，人称"毛瓷"，其代号是"7501"，分放在中南海和他的"行宫"。仅一套茶具价值就达20万。
中共中央办公厅有一个服装加工部，有12名服装技师，为毛泽东研制合体的服装，让他以崭新的威武的形象出现在主席台上。服装技师为毛泽东制新装，只能目测，不能量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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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毛泽东的服装，布料是从美国进口，由顶级大师缝制。他有公务装35套，20多件睡衣，200多件内衣裤。服装技师还要专门研究怎样为毛泽东补"破衣"，以显示他的"朴素"。他的睡衣和毛巾上的所谓"补丁"都是技师专门织补的，那些"补丁"的成本大大超过新品。毛泽东的毛料衣裤要专人专机送到上海锦江饭店织补。
每天有"一组"人24小时服侍他，统称"一组"。其中除保健医生和护士外，还有理发的，掏耳的，篦头的，按摩的，擦澡的，等等。
毛泽东老来视力不好，专门成立"大字体"小组，将他要看的书籍排成大字版印刷。每次只印五本。还为他翻制特大字体的字模。他酷爱古体诗词，又为他建立了古体诗词"吟唱小组"，录制磁带。
毛泽东指责文化部是"洋人死人部"，大力批判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坏戏鬼戏。1974年他到长沙，专为他演出的《生死牌》《玉堂春》等湘戏备受他的青睐。在中南海，还有一个"内片"摄制组，专门摄制才子佳人戏，供他娱乐消遣。文革时期，"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电影院放的是歌颂"红太阳"、歌颂"造反有理"的纪录片，毛泽东却经常在中南海看从德、法、英等国进口的爱情片。
据《毛泽东遗物事典》记载，在50年代，他存有"稿费"100多万元，在当时真是天文数字。他每年饮食费开支就不低于15000元。据其卫士李银桥说，毛当年月工资200元多点，江青100多元。李银桥自己年收入约600元。我国从1960年起改革稿酬制度，其中一条就是重印书籍不付稿酬；1964年起废除稿酬。毛泽东却独占巨额稿酬。1967年10月，毛泽东审核他的稿费存单达570万元（相当于今天的三亿多元）。当年全国人均存款不足2. 5元（著名的书法家、1927年入党的厅级干部刘孟伉的全部存款也只有65. 5元）。文革期间，全国的大小印刷厂都为毛泽东服务——印"毛选"，印"语录"，毛泽东拥有存款高达1亿5千多万元，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0多亿元。毛泽东交给江青的钱，有人民币，还有美金。在文革时他给江青人民币38万、美金2万，给他两个女儿200万，还给汪东兴送了4万。
毛泽东时代，普通老百姓外出要凭证明（所谓"路条"），吃饭要给粮票，绝大多数老百姓没跨出过县界。老百姓的文化娱乐活动权利都被剥夺了。毛泽东乘着豪华专列经常到风景秀丽的地方游玩，还有年轻美女陪游（泳）、陪舞、陪睡。毛泽东手握大权，一切都是随心所欲，下属们又投其所好。
毛泽东给刘少奇等都加上叛徒的罪名，迫害致死。但他对货真价实的叛徒张春桥和江青却给以重用。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颂扬秦始皇、刘邦等"法家皇帝"和吕后、武则天等"法家皇后"，为建立毛氏王朝，为传位于当今的吕后——江青大造"革命"舆论。据姚文元的回忆录披露，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多次提及他身后领导班子名单，其中党主席是江青。另据毛远新、汪东兴和张玉凤留下的记录，1976年7月15日，毛泽东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新和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张玉凤。企图让毛远新当"秦二世"。
夏衍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聂绀弩对毛泽东的评价是：谎话说尽，坏事做绝，恶贯满盈，遗臭万年。叶永烈也有类似的评价：毛泽东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君主。他走到哪儿，就斗到哪儿，不断制造形形色色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云，阴险狠毒，不择手段，连自己的战友都不放过。陈正中也说："毛泽东一生追求的是权力、地位和女人。为了达到目的，巩固终身制独裁统治，不择手段，搞阴谋，设陷阱，借刀杀人，无所不用其极。千百万优秀党员，知识分子精英，没有死在对敌斗争战场，却死于毛泽东暴政。""毛泽东生活糜烂，道德败坏，喜新厌旧，移情别恋，未婚先
孕，晚年还喜欢'老牛吃嫩草'。被他'宠幸'过的少女都是他孙女、曾孙女辈的。缺少起
码做人的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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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喻培耘的《客观评价毛泽东》，现摘抄于后。
1、薄情寡义，冷酷自私。为他养了几个孩子的杨开慧、贺子珍，被他抛给敌人，抛到国外；对同志、属下乃至过去的上级，几十年同甘共苦的战友，为他鞍前马后的秘书，都敢狠下毒手，被整死，被"自杀"。
2、视民如草，视权如命。打AB团，搞"抢救"运动，反胡风，反右，高举"三面红旗"，文革武斗……他甚至说：中国准备拿三分之二——就是四亿人来牺牲，早打、大打世界大战，以早日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为农民说了话，被打成"反党集团"；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震怒于刘少奇的冒犯，当众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3、荒淫无道，腐败至极。他多次重婚，用各种手段玩弄的女人数量惊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延安时，他就喜欢跳舞，在中南海有专为他服务的文工团，还配有"生活秘书"。在全国主要城市和风景区建有几十座"行宫"。他大搞"个人崇拜"，为所欲为，把国家折腾得经济崩溃，导致几千万人民非正常死亡。
4、朝云暮雨，长于欺骗，有功独揽，有过诿人。他让知识分子相信他领导的中国会有民主，农民朋友相信耕者有其田，工人相信自己会成为领导阶级。结果，知识分子成了革命的对象——资产阶级，农民的土地证还没握热就被收缴烧毁，工人也只能凭票购买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工人的子女还被赶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三面红旗"下饿死几千万人，把责任推给"自然灾害"。在党内先骗后打，贺龙、张闻天、彭真、刘少奇等就是例证。
5、治国无能，整人有术。政治上搞皇权专制，经济上靠虚夸数字出"成绩"，文化上鼓励愚昧，歧视科学，打击知识分子。什么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以钢为纲，农业放卫星……就是他的治国"成就"。其整人手段，历史上无人出其右。把战友整得家破人亡，把下级整得服服帖帖。
6、心毒量小，睚眦必报。梁漱溟以君子之心度毛，结果遭到破口大骂，这就是他的"雅量"。他在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受过一点小气，几十年后对知识分子大报复，称知识越多越反动。彭德怀在延安整风时一句话，被记恨几十年。张闻天不同意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也遭到毛泽东的打击报复。
7、知识有限，眼光狭窄。他最丰厚的知识就是宫廷斗争术。他一生就局限于"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桎梏里。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破坏文物、庙宇、山林、植被和伦理道德。
8、好大喜功，随心所欲。高举"三面红旗"，要当全世界的领袖，全球的红太阳。他不计成本，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付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
9、卖国第一，祸国为最。抗日战争，他却作出"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十分宣传"的决策。新中国建立后，日本领导人表示道歉，毛泽东却公开表示感谢日本鬼子的侵略。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成了一条"罪状"。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当时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三国鼎立，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打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
他主政时，给朝鲜、越南、苏联奉送了大量领土，支持蒙古独立，并和它建交。我国一直称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现在实际只剩下93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了。当中国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他却大量"援外"。他为了赢得个人声誉，使中国付出了几千万生命。
总之，他主政时，政治斗争从未停息，道德水平下降，教育科技大受摧残。他是一个治国无能，荒淫无耻的暴君，是20世纪祸害中国第一人。
毛泽东自诩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还向外国友人宣称他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他真是说到做到了。他的独裁、专制、腐败、奢靡，超过了历代的封建帝王。
2011. 11.初稿
2013. 8.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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