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泽民开始，每个被"指袭"的总书记登基后都要开展一次全党的、跨年度的学习教育运动，江泽民搞了"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胡锦涛搞了"党员先进性教育"，习近平搞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每次运动的开展方式都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与前两次教育运动不同的是，习近平亲自到河北全程参加并指导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用4天时间导演了一个模板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范本，已经在全国推广应用。回顾中共的历史，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来就不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而是一个由权术武器演变而成的救世主神话。
一、延安整风运动中的"自我批评"范本
起初，笔者以为搞批评与自我批评范本是习近平的创造，后来通过《人民日报》社论"用延安整风精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启发，笔者在延安找到了这个模板的初级版。
1942年，正值中国抗击日本侵略最艰难的时期，毛泽东发动了历时三年半的延安整风运动。此时的毛并不是中共党史所说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他只是进入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组长是周恩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毛的分工是"协助周恩来工作"，遵义会议确定的党中央总书记是张闻天，对中央工作和军事工作负全责，是有实权的。直到1941年，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的暗箱操作下，毛已经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但是，毛对全党能否真正在思想上接受自己并不十分乐观，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能使其名正言顺的安排很不满意，他想铲除那些"留苏派"而直接受命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毛的最大困难在于，他不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也不能将党内斗争的真相完全公开，用明确的语言直接批判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必须维护党的核心层表面上的团结一致。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毛选择了"文斗"——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毛命令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自我批评笔记，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自我批评笔记的制度，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可以就此观察全党拥护自己的程度如何，以因势利导。第二，在干部自我批评笔记中搜寻异端，择其典型打击之，以起警戒之效，在每一个干部身上都绑上一颗炸弹，使全党对新权威顿起敬畏之心。
毛完全明白，联系个人的思想与历史进行自我批评是留下"黑纸白字"，许多干部往往会避重就轻，不愿进行彻底的自我否定。为了引导干部作出比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须及时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自我批评标本，作为引导全党进行自我批评的示范。1942年6月后，《解放日报》陆续刊出一批自我批评范本，这些范本大致包括两种类型。一、批评"经验主义"的中央高层领导政治表态性范本。毛反对"经验主义"的目的是让张闻天、周恩来、陈毅、彭德怀等中共高级领导俯首帖耳，他们因在政治上曾经支持留苏派，是毛的整肃对象，但他们在党内很有资格和威信，硬整会两败俱伤。毛的策略是分化他们与王明、博古等的关系，将他们争取到自己的一边。被毛贴上"经验主义者"标签的人只要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管这种"承认"及"自我批评"是否表面化，只要他们表态紧密地团结在毛的周围，毛就会放他们过关。中共元老王若飞的自我批评即提供了经验主义领导干部自我批评的范本，虽然他的自我批评并不深刻，也没有直接批评毛的政敌，但表示了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作为党的元老，其影响力也是巨大的，所以得到毛的好评。二、批评"教条主义"的高级文职干部的思想转变范本。对于在延安搞理论宣传、党校教育、马列原著翻译等工作的高级文职干部来说，理解自我批评的真正意图并不困难，当他们看到《解放日报》社论《教条和裤子》后，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自己是这场运动首当其冲的整肃对象，他们必须放弃被自己视为神圣的俄式马列主义，在自我批评中让毛借自己的嘴说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王思华《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是高级文职干部自我批评的范本。以上两种类型的自我批评的范本，被毛泽东大力宣传推广，对延安干部的心理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和震荡，至此，毛泽东清算过去的权术已经见效，广大党员从范本中挑选适合自己的"错误"标签，对号入座，如法炮制各自的自我批评，反衬了毛的伟大和正确，是因为他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挽救了中国革命。因此，毛见好就收，把扩大的战果带到了1944年5月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会议选出了由毛泽东任主席的主席团，会议决定主席团代行政治局和书记处一切职权，直至"七大"召开。在"七大"上，毛当上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写进党章。随着毛领导地位和毛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一个救世主的神话也确立了。
二、救世主神话与所谓"扩大党内民主"
中共执政后，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毛式民主"，也就是"党内民主"。1956年中共"八大"强调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和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坚决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按照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决不能采取排斥态度。"
八大召开后不久，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群众"大鸣大放"，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中共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提出批评意见，甚至有很多人要求中共兑现在执政之前发出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承诺。不久，毛露出真面目，把几乎所有批评党和政府的人打成了"右派分子"。当《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指出这是一场阴谋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社论说"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据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552877人，分别受到劳动教养、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等处分，其中很多人在劳动改造中病死饿死或不堪侮辱自尽。活下来的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受到了严重的政治迫害。
反右派斗争消灭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助长了党内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的传统风气，一言堂、家长制更加盛行，催生了"大跃进"运动，直接导致"三年自然灾害"这个人祸的发生。中共一错再错，但是毛泽东死不认错。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面对彭德怀的批评，毛暴跳如雷，与彭德怀对骂"操娘"。毛在会上做的自我批评是"我太好了"式的自我批评，是为了逃避责任，并堵住其他人的嘴巴。毛是用刀指着别人的鼻子尖儿来进行这种自我批评的：我只所以错了，是因为我太好了！我过于善良、上了坏人的当（虚报粮食产量和土窑炼钢产量），急着"赶英超美"，正像林彪所说"出现问题恰恰是由于你们没有按主席的指示办"。毛发动的对彭德怀集体批评是大批判式的，是集体的落井下石，是权力斗争和政治迫害的最高批评形式。"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群起而攻之，集中表现了这支土匪队伍杰出的集体落井下石人格，也证明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一个"天朝"的巨大权术意义。
彭德怀因为批评毛泽东，而被打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之首。对于饿死了几千万人（有学者估计3000万-4000万）的负责由谁来承担？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中共于1962年1月11日秘密召开了全国县级以上领导参加的"七千人大会"，参加会议的人认为毛泽东要出来承担责任了，可能宣布给彭德怀平反。当他们在大会筹备处领到材料袋时，发现里面有毛泽东推荐的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两首诗，作者是"民革"成员钱昌照。一首是《芦台农场》："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另一首是："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此时的毛泽东仍然在赞美农业形势大好，祖国处处丰收。然而事实的情况又是怎样呢？1960年的6月，国务院财贸办的一份报告说北京只有7天的库存量，天津有10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了，辽宁10个城市只有8天的库存。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写道："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数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原甘肃省妇联主任李磊在《悠悠岁月》一书中写道：甘肃省临夏地区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37具尸体。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儿马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目的被周恩来一语道破，1963年4月15日，他在国家经委政治工作座谈会上谈到："七千人大会正面临着苏联的压力，就是说我们国内的情况有困难，修正主义利用这个，想把我们压下去，我们党非坚持原则不可，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坚持下去，和它顶着。"刘少奇在大会代表中央做报告时，甩开经过毛审查过的报告提纲，把自己在湖南搞调查时的见闻插了进去，用农民的口说出"三分灾害七分人祸"。但他吸取了彭德怀的教训，为了维护"救世主"的形象，他把大饥荒的责任推到省委，是因为地方上不愿意完成中央下达的收粮指标，犯下了分散主义的错误，他要求全党继续高举"三面红旗"。
尽管刘少奇没有直接批评毛，但他讲了一些实话，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这就逼迫毛不得不进行"自我批评"，毛在讲话时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但是，毛没有说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只强调自己没有抓经济工作的经验，他说："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同时批评有些省委书记"不让别人讲话"，"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他在会上大谈加强民主集中制，因为刘少奇把毛的责任推给了"分散主义"，毛在这里就强调要让人讲话，要通过发扬民主来实现集中。
毛的自我批评让县委书记们有了出气的对象，就是省委。当时会上一名县委书记发言："毛主席绝对正确，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经，是下面的错。"福建有人当场表示，"听了主席的讲话，只有一条意见，就是他老人家不该做检讨，我们把工作做坏了，为什么叫他老人家检讨呢？"说到这里，他流了眼泪。毛为了让县委书记们继续出气，宣布会议延长，让与会者在北京过春节。省委书记们完全领会毛泽东的意图，不得不做自我批评，县委书记们被省委书记感到了，也做了自我批评，大家都是一个调子：毛主席和党中央是英明正确的，只是我们在执行中有偏差，犯错误的出发点是好的，急于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好"，不该在中央下达的指标上层层加码，今后一定要扩大党内民主，用民主集中制克服分散主义。大会整整开了28天，全体"过关"，没有一个人受到责任追究，大家都感到皇恩浩荡，最后"大会胜利闭幕"。会后，全国人民在报纸和广播电台上没有看到毛的自我批评，全国的党员们在内部传达文件上也没有看到的自我批评。
皇帝决不能认错，更不能忏悔，最多只能后悔，比如"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检讨自己。但那责任，却全在酒。比如"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自我批评，但那责任，却全在"其他同志"，"第一个负责"是强调皇帝的资格。说到底，还是不负责任，因为他根本就负不起。皇帝都担不起的，官员也担不起，因为官员错了，就证明皇帝也错了。何况"领导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天然地落在了皇帝身上，"20年赶英超美"的目标是皇帝亲定的，下达粮食生产指标的也是皇帝诏曰，怎么能向省委问责？不能问责，就只能"问罪"；罪责不明，就只能"诛心"；诛心，就是"出发点和动机是好的"。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在发言时提出了"民主生活会"的建议，就是各级领导班子定期开一个谈心交心的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在这次大会之后，民主生活会制度并没有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得到真正落实和执行。因为彭德怀不但没有被平反，还被加上了"里通外国"的莫须有罪名。民间学者任不寐先生对这种打击报复做了概括性的定论："权力者决不容忍别人的批评，他只能进行"自我批评"。救世主的合法性是"不犯错误"，承认犯错误也将面对新的"救世主"的挑战。因此镇压批评是他们一贯的作风。他们进行"自我批评"以及偶尔接受"直谏"，更多是为了自我表扬，标榜他们是多么英明多么宽容。他们从来没有接收批评的习惯，也不具备这种心理素质，他的合法性就是神学式的永远正确，因而他死不认错。"
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型表演比赛，它使笔者想到易中天《中国人为什么不认错》里的一段话：有趣的是，这样一种表演，到了四十年前"斗私批修"的时候，就成了全民性的。因为所谓"斗私批修"，乃是一场全民的"道德运动"。目的，则旨在把所有人都打造成道德意义上的"君子"。于是，每个人都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每个人都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当然，每个人也都要检讨自己，批判自己，甚至痛骂自己。那些把自己骂得最凶的，往往能得到领导表扬、群众肯定，在掌声中体面地下台，甚至成为帮助别人的"先进分子"。那可能是中国人最肯"认错"的时期。只不过，事后想起，却是惊恐莫名和羞愧难言。许多人今天的不肯认错，就源于对那场运动的"心有余悸"。
三、重提救世主神话体现黔驴技穷
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说："在中国，批评不是好事……中国人不会在自己中间开展任何批评，认为批评比伤风败俗的下体裸露癖还要卑鄙。"任不寐先生对费正清先生的这个结论进行了补充："在中国批评不是好事，但批评表演一直是好事，皇帝的"罪己昭"，士大夫的"死谏"，以及大批判，都是中国批评表演中的压轴戏——在这种全才的表演中，一种关于救世主的神话被重新提示给社会。"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81年8月，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的通知》，规定"县级以上党委常委除了必须编入一个组织参加组织生活外，同时要坚持每半年开一次党委常委(党组)生活会，并要及时地向上级党委或组织部门报告生活会情况，开一次报一次"，明确民主生活会"要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92年"十四大"通过的党章中首次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参加民主生活会。至此，中共向全世界宣布"有决心、有能力、有办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腐败问题"。
虽然中国是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信佛基督教的人也不多，但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都是有忏悔之心的，只不过在等级制度下和"官本位"的政治生态中，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皇帝之所以能"君临天下"，能"带领全国人民"，是因为"奉天承运"，是因为戴着"三块表"，这就不能犯错误，犯了错误，就不是"天之骄子"了，不是"伟光正"了，就不是"13亿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历史抉择"了。于是，所有的历史包袱都是沉甸甸的，只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能更有合法性，反右是"扩大化"，大饥荒是"天灾"，文革是"动乱"，"六四"是"风波"。
民主生活会形成制度化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怎样一种气氛？民间有个故事，叫《动物界民主生活会》。螃蟹：大家都说我是横行霸道，确实，我也感到这样不好，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一看就是有痞子习气，以后一定要转变作风。龙虾：我没有进取精神，连走路都是后退，这样怎么能达到目标，实现理想呢？以后一定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兔子：我总是害红眼病，看不得这个，看不得那个，其实人要知足，俗话说，知足常乐，我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兔生观、价值观。狗：我也说说我的缺点吧，我其实一直是夹着尾巴做狗的，保持低调，但有时也会发发狂犬病，狂喊狂叫，惹得大家不安，以后我要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克服狗性坚持党性……大家都积极发言，对自己进行了自我批评，会议的气氛很好！
这个故事真实地反映了民主生活会的景象，但是，不是所有的民主生活会都是这么和谐的，也有西方议会上"扔鞋"的场面，但与之不同的是完全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种"不团结"现象的出现，必有一方违背了"你不批评我，我也不批评你"的潜规则，一般都是在"一把手"与"二把手"之间进行，或者是同级之间。这时下级们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随时准备重新排队，准备落井下石或重新效忠。
民主生活会在中国是一件最荒唐的事，每次开展集中教育运动后，都留下了很多讽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治段子。开展"三讲"教育时，最精彩的段子是：关起门来搞"三讲"，认认真真走过场；腐败分子前三排，够枪毙的都在主席台。还有"黄段子"：女问男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男答单位搞三讲，女又问什么是三讲，男答批评与自我批评，女还是不明白，男很生气地大声说"就是你操我，我操你，但用劲不能太猛，达到双方都舒服为止"，女高喊"我也要三讲"。三讲那年，人们总结出中国"四大虚"：老板的肾，三讲的稿，小姐的眼泪，统计局的表。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时，"黄段子"更多。有玩"文字游戏"的段子："我的几任老领导都长得又矮又胖，可他们身边都有一个年轻漂亮的情妇，多少年来，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最近才明白，原来他们是受到了先进——性教育。"
还有一个令人心酸的《考研励志日记》："考不上研的话，就要回老家种地；没鞋穿，脚指甲缝都是黑的；时不时还会被村干部拉进玉米地里做先进性教育，如果被警察发现，还要到派出所进行自我批评，晚上还要被老公吊到梁上打一顿；家里不通电，吃窝窝头度日；套套也买不起，用猪大肠代替，一身是病……好了，不想了，继续看书复习，今年一定得考上！"最精彩的段子是：某领导深夜开车送女秘书回家的路上，把手伸进她的内裤里，女秘书脸都红了："领导，您读过《党员先进性教育》吗？"领导答："我读过。"女秘书又问："您知道第366页第3行写的是什么吗？"领导答不出来，把手收了回来。领导一回到家里就找到那本册子，翻到第366页，见第三行写着"每一名党员都要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扯掉一切遮羞布，把本质暴露出来。"
荒唐的社会纠错方法必然结出荒唐的果子，笔者在《民主中国》发表的《习近平为何不听爹的话》一文中已经总结了三次集中教育运动取得的"成果"。"三讲"之后，中共进入了最腐败时期，统治利益集团的人世袭国家权力并利用权力寻租，任何资源、项目、工程必须通过关系与统治集团分享利益，权力与财富内封闭循环。公共服务成为公仆们敛财的工具，主人不花钱办不了事。财富集中到贪官手里。"先进性教育"之后，党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保护性拆除、礼节性受贿、适度性腐败、可控性通胀、休假性治疗、临时性强奸、试探性自杀、轻度性追尾、合约性宰客、政策性调控、倒退性改革、和谐性维稳、疯狂性贪污、挽救性枪毙、正确性错误、保护性销毁、政策性提价、钓鱼性执法、确认性选举、临时性员工、普遍性无耻，习惯性装B……还有一个更大的成果，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性高潮，贪官们玩腻了女干部、女明星、女记者、女大学生，开始玩幼女了，他们迷信玩幼女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官运和财运，其中涌现出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永城市委副秘书长李新功、镇平县政协副主席吴天喜、海南小学校长陈某鹏等一大批先进的性典型。笔者发现，以解决"四风"问题为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运动还没有结束就取得了很多仍然带"性"字的"成果"，其中有"要充分认识'四风'的严重性、危害性和顽固性、反复性"。习近平的这句话告诉我们，所有中共无能解决的社会矛盾问题都成为"一项长期的任务"，都"任重而道远"，都需要"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抓下去"，一直抓到实现"中国梦"和共产主义。
其实，发动集中教育的历届中共领导不会不知道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荒唐性。常识也会告诉他们，防止权力犯错不能依靠偶然性的良心自省和发现，而是要依靠宪政去限制权力的脱缰，依靠公民的民主权力去监督官员的权力。1986年5月14日，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上讲到："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另一条就是法治……"习近平为什么不听爹的话呢？为什么还要靠靠学习教育、靠批评与自我批评、靠党内"家法"、靠抓几个"大老虎"来解决腐败问题呢？笔者认为，对中共如何防止和纠正"错误"呢？他作为太子党和"特殊利益维持会会长"自然不能走"邪路"，也不能用宪政，因为那会动摇"东方式的專制"。他诉诸"权力的自我反省"，他变相地宣布自己的党能像河北保定农民郑艳良那样自己给自己手术，用钢锯条割掉自己腐烂的大腿，并强制全社会的人都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
虽然习近平结合现代影视科技，把延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模板进行了升级，但仍然掩盖不了表演的破绽。这是一次"做了充分准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谁给谁提什么样的批评意见是提前交流的，所有被批评的问题都是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共性问题，也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问题，只是把这些问题依据职务分工特点进行了分解，量身定做。省长张庆伟这样批评省委书记："本顺同志确实提出来要改变考核的办法，加大发展质量和生态对考核的比例，但是我感到本顺同志也比较注重发展的速度，我觉得这就是政绩观偏差的问题。"这哪里是在批评，分明是在表扬本顺同志，因为中共考核领导干部从来就是以GDP论英雄，科学发展观只是一个牌坊。我们再看看他是怎样自我批评的："我个人在官僚主义方面，爱批评人，自己感觉主意正、办法多，就把自己摆在干部群众之上。奢靡之风我觉得还是有的，比如说在八项规定之前，我们也搞很多活动。"爱批评人"是敢于坚持原则的表现，"主意正、办法多"是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必备的能力，"我们"加一个"也"字说明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很多活动"说明了一个干部的勤政，这哪里是自我批评，分明是自我表扬。等级制是極權制的实现形式，面对决定自己政治前途的两级皇帝，面对摄像镜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多么虚伪。这样批评与自我批评可能内化为一种特殊的权力经济的交易方式，也可能堕变为权力内战的一种新的形式。实际上，习近平也不需要他们说出实质问题，只需要一个政治表态——紧密地团结在习近平周围。
（作者备注：本文对历史的叙述内容参考综合了高华《延安整风时高官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凤凰卫视历史专题《七千人大会始末》；王为衡《民主生活会制度的历史由来与演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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