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始拍攝記錄片《王后與我》時，伊朗裔的瑞典女導演娜希德‧佩爾松遇到了麻煩，因為她的採訪對象──伊朗前王后法拉赫發現她曾是伊朗共產黨員的歷史。採訪一度中斷，直到女導演寄給前王后一些自己的作品剪輯，重新贏得王后的信任，兩個曾是死敵的伊朗女人才繼續合作起來。
這個記錄片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吸引力，在北歐獲得一片好評。影片裡有兩個昔日政治對手之間的接觸與對話，也有兩個流亡者共同的懷鄉與憂國憂民之情。在兩個女人失去親人與家園的共同命運中，我們看到伊朗革命殘忍的反諷，看到共產黨極權如何影響了伊斯蘭宗教極權，使伊斯蘭主義者在掌權後變成兇猛的禿鷹。
三十年前死敵，今發現共同點
導演娜希德出生於伊朗平民家庭，而法拉赫出身於上流社會。一九五九年，法拉赫成為巴列維國王的妻子。那就像一個美麗的童話，漂亮的王后，豪華的王宮，盛大的酒宴，一切曾令童年的娜希德神往不已。
與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很多伊朗年輕人一樣，青年娜希德受理想所驅使，參加了一個反抗巴列維國王的共產主義小組。他們遊行示威，組織起義暴動，結果娜希德的一個哥哥被當局處死。在一九七九年巴列維王朝垮台後，參與推翻國王的娜希德與其他共產黨人，卻被新上台的霍梅尼政權逼得逃亡異鄉。
流亡瑞典的娜希德後來成為瑞典著名的記錄片製片人。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三十周年之際，她尋找她童年時期的偶像、青年時期的敵人──前王后法拉赫。此時，當年端莊秀麗、楚楚動人的王后法拉赫，已經是七十歲的老人了。從加冕的高貴王后，降為流落異鄉的平民，她經歷了喪夫、喪女等長期的痛苦。
然而，這位前王后不是傳統的王后，年輕時曾留學巴黎學習建築學，並做過學生會主持人和籃球隊長。在成為伊朗王后的近二十年間，她非常積極地參加社會公益活動，花很多時間關注國家教育機構和人民醫療保健項目，並為伊朗婦女爭取權利，她因此曾被視為伊朗教育、衛生和文化事業的守護神。
正因為法拉赫是一位如此現代的有頭腦的王后，她才會在長期流亡中帶著哀傷思考伊朗問題。她竭力為丈夫巴列維國王及其政策辯護，捍衛丈夫在國王期間所做的將伊朗現代化的努力，並反駁對王室的一些過份指責。但是，她對當年的政策失誤不是沒有認識的。
娜希德的記錄片拍攝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導演必須一切服從前王后的時間安排，攝影組得跟著王后前去巴黎的豪華公寓，也要去王后的兒子所在的華盛頓豪宅，有時還得在某地白等幾天。
到拍攝中途，娜希德驚訝地發現，她本人對這位前王后產生了很大的同情，這會妨礙影片的客觀性。最後，導演終於鼓起勇氣，坦誠地提出她早已準備好的一個最尖銳的問題，關於巴列維國王統治時期的腐敗與壓迫，以及政治犯被處決等。
前王后有點迴避這個棘手的問題，但仍然表現出她的睿智和教養，她願意聆聽與自己對立的政治觀點，並讓自己接受對方的挑戰。對於那塊魂牽夢縈的故土──伊朗的現狀和未來，兩個來自不同階層的流亡者有著共同的看法與夢想。
致力經濟改革的國王為何垮台？
巴列維王朝於一九七九年一月覆滅，國王於流亡的第二年病逝於埃及。在臨死前，巴列維接受記者採訪，把自己的致命錯誤簡單地歸咎於：盲目相信西方，讓國家超出它所能接受的程度「實行民主和現代化」。
這個自我總結有一定道理，但並不完全正確。實際上，巴列維的失敗恰恰在於他沒有完全相信西方的制度，他在伊朗搞的是開明專制和經濟自由化，超前而不合時宜地實行了經濟現代化，卻在民主政治方面明顯滯後。
對於當今很多中國人來說，伊朗前國王巴列維的「白色革命」是值得讚許的。於六十年代開始的白色革命包括土地改革、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分紅制等等，它推動了伊朗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在經濟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功。七十年代的伊朗狂飆猛進，其經濟增長率一度高達百分之十五。
然而與此同時，伊朗實行的還是王權獨裁政治。巴列維建立的國家秘密警察，監視、逮捕和拷問不同政見者，處決政治犯。國王控制新聞媒體，廢除公會等民間組織，不允許反對聲音。這樣，被鎮壓的左翼知識分子與大學生為反對獨裁，暫時與宗教勢力結成同盟，導致反對力量空前強大。
除了政治壓迫之外，伊朗的白色革命與中國式改革還有其他相似之處。例如，快速的經濟發展造成社會嚴重的分化，貧富懸殊。當時伊朗的暴富階層過著奢侈的生活，他們「從荷蘭買鮮花，法國買礦泉水，東地中海買野味，非洲買水果」。而普通的工人、農民不但沒有享受到經濟改革的成果，反而陷入極度的貧困之中。這就導致社會底層的普遍憤怒與不滿。
一心搞現代化的國王搞得天怨人怒，他對伊朗傳統文化的漠視也是其政治自殺的一個重要原因。巴列維視該國傳統的伊斯蘭信仰為落後，一味推動世俗化運動，他低估了教士們的能量。結果，伊朗最大的宗教勢力──伊斯蘭什葉派點燃了穆斯林的民族情緒。
當宗教勢力狂熱膨脹，很快就要摧毀巴列維王朝之時，伊朗已經沒有其他任何力量了。巴列維的政治專制摧毀了其他政黨、工會，使得民間組織無法存在，於是清真寺成了唯一取代王朝的勢力。如果巴列維早先給予伊朗一個多黨派的政治環境，那麼他們此時就可以協商建立一個憲政體制的王室。
然而一切都悔之已晚。到了一九七九年，一個黑色的幽靈縈繞著伊朗。那個留著大鬍子頭纏頭巾的幽靈就是穆斯林激進主義。曾在巴黎遙控伊朗局勢的宗教領袖霍梅尼帶著一群人乘飛機歸國，在萬眾歡呼中抵達德黑蘭。伊朗自由派詩人玄魯形容當時的情景：「『太陽升起』的預定計畫已經完全取消。一群黑烏鴉正鼓翼飛來，全面佔領這個地域。」
黑色革命對伊朗共產黨的反諷
記錄片中有一個這樣小小的片段，娜希德詢問前王后法拉赫：當年王后在王宮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而她的平民家庭卻失去了生活來源，她沒有錢上學，處在那樣困境，她應該怎麼辦呢？那位前王后很仁慈地回答：「你當時可以寫信找我」。
也許當年的王后能夠解決娜希德一個女孩的經濟困難，但她無法解決她丈夫的那個制度造成的巨大社會不公。巴列維的開明專制和經濟成就，加劇了底層人民的貧困。從這個意義上看，當年伊朗民眾的抗議與革命都有其正當性。
然而娜希德等年輕熱血的共產黨人萬萬沒有想到，他們聯合各方面勢力終結了白色革命，迎來的卻是更為可怕的「黑色革命」。黑烏鴉們在伊斯蘭革命後掌權，他們首先清洗自己過去的同盟軍──共產黨人和其他自由派人士。伊朗共產黨作為一個組織被取締，很多共產黨員被以叛逆罪被捕。
此時，伊朗共產黨人和自由派人士傻眼了。他們曾抗議巴列維王權時代有幾百個政治犯被處決，而霍梅尼僅僅在執政之初期就殺了幾千政治犯。其中五百名被處死的，是曾與宗教勢力並肩作戰的學生組織「人民聖戰者」的成員，其領袖薩澤加拉曾是霍梅尼的核心智囊。再次身陷囹圄的政治犯說，宗教政權的監獄比國王的監獄要陰森恐怖得多。
伊朗的經濟也一落千丈。當初底層民眾支持霍梅尼，主要是因為他做出了改善生活水平的承諾。伊斯蘭革命的口號是：「伊斯蘭教是解決問題之道」。民眾誤以為伊斯蘭可以讓他們豐衣足食，但教士們管理經濟的能力很差，他們一味排外，不投資不外銷，巴列維創立的工業因此解體。直到今天，伊朗經濟仍面對欠缺資金和科技、高通脹、財政負擔過重等嚴重困難。如果沒有石油外銷，這個國家早就崩潰了。
在巴列維時代把頭髮染成金黃色，穿著鮮豔服裝的伊朗女人，在霍梅尼時代被迫穿上黑色的罩袍了，只能露出一張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認為，女人的頭髮是情色的象徵，是引誘人沉淪的，所以必須嚴禁袒露在外。在多重的壓迫下，女共產黨人娜希德和她的同伴只能吞下自己種下的革命苦果，除了逃亡別無他途。
「清真寺內的斯大林」模仿共產極權
在娜希德等共產黨人看來，伊斯蘭主義者在當反對派時是隻和平鴿，一旦掌權就變成兇猛的禿鷹。由於瑞典長期接受伊朗難民，我因此在學校和社區中，和伊朗共產黨流亡者有所交流。他們痛恨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卻很羨慕中國革命，因為中國沒有宗教勢力，讓共產黨人摘取了革命成果。
這就是這個記錄片無法深入的原因。娜希德等伊朗共產黨人完全認識不到，霍梅尼嚴酷的宗教專制，其導師正是他們信仰的列寧斯大林主義。古代的伊斯蘭政權還相對開明和仁慈，而現代黑烏鴉卻從他們的敵人──共產黨極權那裡吸取了嚴苛的執政經驗。
法國著名學者索爾孟在《伊斯蘭製造：尋找現代伊斯蘭》一書裡，把霍梅尼稱為「清真寺內的斯大林」。索爾孟說：「我們後來在伊朗也看到布爾什維克革命如何深入影響霍梅尼所領導的伊斯蘭主義者。所有這些運動，它們都模仿現代的極權模式，但卻是反歷史的。」
這就讓我們多少理解一點，為什麼當初伊朗共產黨人會熱衷於與霍梅尼合作，他們甚至計劃創造「伊斯蘭馬克思的意識形態」，設計一種新的制度。然而，伊朗共產黨人畢竟天真一點，他們遠不是老謀深算的大鬍子教士的對手。
斯大林、毛澤東的統治模式與伊斯蘭專制模式的相同之處很多，例如：他們都大搞領袖崇拜，沒收私人企業，建立集體財產所有制，新聞檢查制度，取消結社自由，打擊自由化思潮，鎮壓反對派剷除異己，煽動對西方的仇恨……。
但這並不意味著革命都錯了。因為革命有如此殘忍的反諷，一些專制國家的人們寧可維持現狀，統治者對這一類「告別革命」的論調大為欣賞。然而，如果沒有革命，專制依舊，人民沒有明天。要使革命獲得好的結果，關鍵在於，革命成功後要立即實現社會權力的多元，即多黨制。這樣，某一政治勢力──不管是伊斯蘭還是共產黨都無法獨攬大權，都無法從鴿子變成禿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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