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五，就是马尼拉人质事件的三周年。恐怕没有几个人会想过，这件历史上偶发的悲剧，激发起香港人的本土意识。
马尼拉人质事件后，我写下了这样的一句：「我思前想后，最终的结论是，一天香港没有发挥自己的软实力，影响人家的政治，人家都只会当我们是透明。外交，不一定是主权对主权，也不一定是政府对政府，重点是我们要人家知道，损害香港人的利益，必定会有后果。」
当时的特首曾荫权，不管甚么基本法第十三条，即时拿起电话找菲律宾总统阿奎诺三世。人家就是不接电话；菲律宾外交部和愚昧冷血者如美籍大陆评论员阮次山之流，说香港特首没有资格打这外交电话。至今我仍然相信，曾荫权确是饮香港水大，流香港血的特首。一刻冲动，应该不是甚么计算；其实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人，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假如事件发生在今天。现在的特首，反应未必一样。这样讲可能有人觉得不公道，但平情而论，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难免会相信，思歪首要考虑除了他掌握得一塌胡涂的民情，更重要的还是北京。总之，这就是许多人的印象。
经历过马尼拉人质事件，许多香港人意识到，我们再不站起来为自己争取公义，就没有人会；甚至乎，当香港人据理力争，也会因为大陆的其他利益，而牺牲香港人应有的尊严。到后来，D﹠G事件，港人感到身份再次被抑制，郁结爆发出来，本土意识终于形成一量不可抗拒的力量。
其实自回归以来，董建华和他的支持者高调宣扬「香港被边缘化论」，明明是劝导港人要背靠大陆，但近乎威胁的态度，总叫人觉得反感。
沙士期间，大陆官方隐瞒疫情，中山大学毒教授刘剑伦，明知身带病毒却来港求医，在广华医院和京华国际酒店散播病毒；原来世界末日般的悲情，又是来自大陆。
再加上过去十年每天大大小小在街头发生的文化冲突，本土意识就是这样炼成。
香港人有独特的身分认同，是历史的产品。本土意识，是任何地方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但在香港，大陆的不少城市亦如是。说到底，政治永远都是地方的现象，只要有独特的文化，就有城方政治，这个定律很难改变。
中央尝试同化香港，但是香港人却从心底希望保持独特性，这是矛盾的根源。
北京一厢情愿地觉得，凡是中国人就要认受同一个中央政府的权威，是忽略了历史和制度对市民身份认同的影响力。
如果说透过更多的吸纳和人民之间的交流，希望可以促成了解融合，过程将会非常漫长，至少要几代人的时间。事实上，老一辈的香港人，身分认同上更倾向中国人的身分，年青一辈则刚好相反，这个世代的区别，是历史偶然的结果，但趋势上看来，香港人的身分，在可见将来只会更加明显。
不过，假如北京尝试粗暴地去要香港人接受一国，恐怕只会做成更多反作用，去年的反对国民教育事件，就可见一班。（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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