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月20日，梁启超致书海外旧日宪政会同志，这是民国建立梁启超从海外归国后第一次与旧日海外同志进行联络。海外各地接到梁启超的书信后，都曾有过回复。当年4月28日澳大利亚雪梨埠叶炳南给梁启超的回信中有这样一些内容：卓如会长惠鉴：昨接付来宪政党要，已照拜悉，惜近来热心同志多已归国，加以本党□甚进步，故人心颇不如前，此亦势所必然矣。我公苦心为国，弟等甚为敬重……弟已回雪梨四年矣，国事如此甚为痛心，然我粤尤不堪言，未知将来如何结局也。叶炳南的回信对时局充满了失望的情绪，这显然不是梁启超心中所想要的。7月30日，加拿大宪政党总支部廖崇照也有回信一封：任公总长先生鉴：敬覆者，一月二十日之大函此间总支部今始得陈君宗璜转到。窃以阔别日久，顷忽得书，实犹得金玉，无任感激……今海外同志因见国事如此，固至忧虑，第对于粤局尤为愤激，有若欲与乱党偕亡之慨。先生素以救国为己任，及今苟能振其洋洋大才，与世之有爱国心者共策一荡而平之以收统一之效，而出民于水火，是为至幸，而海外同志朝夕所期望者也。更有进者，孙文能遗祸中国之甚，强半借其海外党人为声援。倘先生能施以委屈求全之策，善用海外同志及各界侨胞，亦假以为救国之声援，于所欲期者不无少补，故海外侨胞未可厚非也。
自1918年离开政坛之后，梁启超对时局非常失望，也曾发誓不再过问政治，但他却无法割舍自己对国家的那份责任。1921年虽然已是民国十年，但自民国建立以来，这个早产且多病的亚洲第一共和国却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孙文、袁世凯这些民国的建立者不但没有尽到一个守护者应有的责任，反而为了自己一己之私而肆意破坏民国的宪政秩序。有鉴于此，1920年自欧洲回国后，梁启超即打算重振旗鼓，联合各方势力组成一个政党，为民国宪政民主政治的建立作最后之努力。梁启超不仅想联络海外旧日同志，他也试图通过组党把旧立宪派势力重新聚合起来，并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入手，更多的培植新兴人才。
进入民国后，立宪派大致由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归派、张謇为代表的江浙派和汤化龙、蒲殿俊、刘崇佑等人为首的地方咨议局派三派势力所组成。张謇江浙一派在进步党被袁世凯解散后，基本上退出了民国的政治舞台，而江浙派的三大领袖汤寿潜逝世较早，民国建立后就没有了影响力，郑孝胥则仇视民国，后来干脆做了退位皇帝溥仪的顾问。张謇在梁启超回国后就主动让出了立宪派的领袖之位，后来一心致力于工商业。在国内最具实力的地方咨议局派则不断分裂，先是湖南的谭延闿逐渐与国民党接近，后是立宪派大将孙洪伊愤而出走，投入国民党阵营，这两人的出走让立宪派实力大损。而最要命的在于，1918年9月汤化龙在游历美洲之时，被孙文党徒王昌暗杀，这使得立宪派顿时陷于混乱之中。刘以芬在其《民国政史拾遗》一书中认为，立宪派的三个领袖梁启超是一个书生，林长民是一个政客，只有汤化龙是一个政治家，在立宪派所组成的进步党里，梁启超只是一个名誉领袖，真正的核心人物则是汤化龙。汤化龙被刺使立宪派中的许多重要骨干对政治彻底失望，刘崇佑此后退出政界从事律师职业，蒲殿俊先是办报后来又搞起了戏剧，立宪派中最具政治能量的咨议局派的分崩离析，注定了立宪派在中国近代史上迅速衰落的命运。
汤化龙被刺后，立宪派势力只剩下了梁启超、林长民一派，重振立宪派的重任自然也落在了梁启超的身上。1920年3月14日，梁启超在给自己的长女梁令娴的信中说：吾自欧游后，神气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居北方不甚便，两月后决南下，在上海附近住，想汝亦必以为然也。1920年4月，梁启超联合旧立宪派同仁及自己的学生门人，在北京石达子庙成立了共学社，参加人员除梁启超外，还有蒋方震、张君励、张东荪、蔡元培、王敬芳、蒋梦麟、蓝公武、张謇、梁善济、籍忠寅、蹇念益、张元济等二十多人。1920年5月20日，梁启超致信立宪派重要领袖梁善济与籍忠寅，向他们讲述了创立共学社的办社宗旨：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既为吾辈今后所公共祈向，现在即当实行着手，顷同人所立共学社即为此种事业之基础。1920年7月，梁启超又着手发起成立国民制宪同志会，以推进民国宪政秩序的建立，对于此事，张东荪也非常赞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前函所言本意在言论与运动并行，今得手示，知所见实同，所谓共事即运动是已，不有运动，有何可共，故言论非彻底不足动人，而运动初不必高深，但有实效便足以动人也。国民公决一层，比较难办，而国民动议则易为之。既名为国民动议，当然不可用报馆名义，即由吾辈签名可也。求人同意，不必名流，但社会上确知有其人者，皆可加入，一俟签名者有万人，则提出求公决，必可惊撼社会也。若万人不易得，则先登报征求之，果宪法内容有新精神，吾知来者必多也。（《梁启超年谱长编》588至589页）
然而世事的变化并非梁启超所能预料，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言论界的话语权已逐渐由梁启超手中转移到因发起新文化运动而名声大震的《新青年》撰稿人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手上。此后，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声音越来越响，而梁启超等立宪派的声音却越来越微弱，影响力也日益衰微。当时，不仅外界已不认同梁启超的声音，自己内部也矛盾纷呈。1922年5月27日，梁启超联合熊希龄等人发表了一份对时局的主张，马上遭到同仁的反对。6月4日，友人陈叔通托籍忠寅转呈梁启超书信一封：此次政局之变动，弟绝对不信可以解决一切。报载任公加入所谓名流会议，深不谓然，仍以讲学为是，勿又以一时冲动，大谈政治……任公肯自认在政治方面为已失败之人，刻自忏悔，他日当有见谅于天下人之日，否则不知所云，窃为任公不取也。同年6月，蒲殿俊、蓝公武、刘崇佑等人商议另组政党，已经日益式微的立宪派更加雪上加霜。随着共事二十多年的同仁逐渐离世和分道扬镳，加之自己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梁启超对重新组党也心灰意冷，1924年12月3日，他为《晨报》撰写的一篇文章如是说道：……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塊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1925年以后，梁启超更多的是在医院与病魔相斗，而立宪派另外一个主要领袖林长民虽有组建一个大的政党中华联邦党的宏伟蓝图，但1925年12月他在东北郭松龄反叛张作霖的战事上中流弹而死，组党的事也因此无疾而终。
立宪派最有可能的历史机遇是与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新势力胡适一派联合组党，因此，梁启超回国后，立宪派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与这一势力的联络之上，胡适也即在那时进入立宪派的视野范围。
胡适虽然是新文化运动中闻名遐迩的人物，但直到1918年11月梁启超才认识了胡适。1918年11月间，胡适经由银行家徐振飞的介绍，于11月23日上午拜访了梁启超。徐对胡的介绍如下：任公年丈总长：胡适之先生现任北京大学掌教，主撰《新青年》杂志，其文章学问久为钧座所知，兹有津门之行，颇拟造谭，敢晋一言，以当绍介。而之前的11月20日，胡适也曾给梁启超去信一封，借探讨学术问题以结识梁。
北京大学是当时中国第一所高等学府，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大多汇聚于此，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而民七之时的胡适，以《文学改良刍议》 等文章掀起了所谓的文学革命，并因新文化运动而成为引导时代潮流的顶尖人物，身居北京大学的胡适无疑成为了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1921年5月31日，胡适、王征、丁文江、蒋梦麟等人决定发起成立一个以讨论时局为主要内容的谈话会，并由胡适起草了一个组织大纲，但此会却一直没有得以建立起来。正当胡适等人一筹莫展之时，立宪派的主要领袖之一的林长民找上门来，1922年5月21日，梁启超、林长民、蔡元培、胡适、罗文干、熊希龄、董康、颜惠庆、周自齐、张耀曾等一时名流齐集于王庞惠家中，举行了一次讨论时局的聚会。胡适在他的日记中曾有记载：今天的会，本意是要把各党派的人聚会来谈谈，大家打破从前的成见，求一个可以共同进行的方向。今天结果虽少，但他们谈过去的政事，倒也开诚认错。
1918年9月，汤化龙被孙文一派暗杀后，立宪派势力日趋没落，作为领袖的梁启超对政治时冷时热，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学术研究上，从欧洲归国后，梁启超退居天津，更加离开了当时的政治中心北京，因此，维持立宪派存在的工作主要靠的是另一领袖林长民。
林长民把重振立宪派的希望寄托在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新兴势力的身上，因此，胡适自然成了他接触的重点对象。1922年6月20日，蔡元培、王庞惠、顾维均、罗文干邀集丁文江、林长民、张嘉森、蒋方震、周诒春、陶孟和、李石曾、高鲁、叶叔衡等二十多位欧美同学在颜惠庆家中谈话，讨论当时的迫切问题，谈话会算是正式成立。胡适觉得当天的会开的很好，因此提议以后定期开会，每次会议由四五个人作主持，他的提议得到一致通过，以后谈话会得以经常召开。而在此之前，立宪派还与北大知识分子群共同发起了邀请罗素、杜威、泰戈尔等世界著名学者来华讲学的活动，这一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增进了立宪派与胡适一派的相互了解。在与北大知识分子交往了一段时间后，林长民觉得组党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他游说胡适，并向他发出了一起组建政党的邀请。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梁启超与胡适无疑是文化界的两位巨人，而梁启超除了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外，更多的他还是一位具有宪政民主思想的革命家，他用自己的一枝笔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反抗专制、追求民主自由，因此他是一位有担当的书生革命家。而胡适虽然有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但他太过于孤芳自赏，把自己隔绝于社会之外，与梁启超相比，他不过是一个自命清高的书生，作为梁启超之后的思想文化大家，我觉得他有负自己应负的历史使命。胡适的这种孤芳自赏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越来越浅薄，越来越低贱，最后竟然沦为政治的附属品。
在与立宪派联合组党的问题上，最能反映胡适一派的内心世界和思想境界。胡适的日记曾比较详尽地记录了这一过程。林长民向胡适提出组党的邀请后，胡适一时竟然不知所措，他表示要与蔡元培商量才能作出决定，为此他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林宗孟（林长民）数日前来访，说他要与亮畴（王庞惠）、钧任（罗文干）及先生等组织一种研究社会状况的团体，并说君任曾以此意奉白先生。他要我也加入，我不曾答应，亦不曾拒绝，只说俟与先生一谈再说。连日相见，皆不曾有机会提及此事。故乘便一问。先生意见如何？便中幸见告。
从这封信中也能看出，胡适对与立宪派一起组织政党一事并不热衷，他之所以写信询问蔡元培，一则是出于对蔡的尊重，二则可能也是想试探蔡元培对此事的态度，而蔡元培的回信又大大坚定了他不与立宪一派联合的决心。蔡元培的信比较长，摘其一段便可见他对于立宪派的看法：……彼忽提出宗孟，弟尔时即忆及去年之言，即告以宗孟为研究系头领，恐不好拉入。佊言以人材取之，不好太取狭义。弟告以有此等头领在内，外人即以为此举全是某系作用，而以亮畴等为傀儡，发言将不足取信。佊后言今日不过探公意思，如果能组织，自当从长计议云云。今宗孟又来拉公，可见主动者全是宗孟。亮畴是好好先生，钧任年少而颇热衷，佩服顾少川几乎五体投地，故有此等运动。此后如钧任再来商量，弟当简单谢绝之矣。蔡元培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他的话自然有一言九鼎的作用，从此胡适一派与立宪派在行动上便渐行渐远，立宪派与新文化运动新兴势力结合的打算也化为泡影。
我们从胡适以后的几则日记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这种趋势。1922年4月27日：蔡（元培）先生昨夜打电话来，说宗孟、亮畴、钧任去看顾他，谈过前次商议的事儿蔡先生不主张组织团体，但赞成发表意见，并由一班人出来主持裁兵的事。他们要我起草作宣言，我不愿作，宗孟今天来看我，我不能在家，故乘便去看他。我说明不作宣言之故，劝他自己起草。此事终宜慎重。……
5月27日：宗孟邀吃午饭，同坐有孑民（蔡元培）、汪伯唐（汪大變）、任公（梁启超）、钧任、唐天知、张公权（张嘉璈）等。宗孟极力劝我们出来组织一个政党，他尤注意在我。他的语锋尖利得很，政劝反激，句句逼人，不容易答复。但办党不是我们的事，更不是我的事，人各有自知之明，何必相强，自取慎事。
有人说我们"爱惜羽毛"，钧任有一次说的好：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
在胡适眼里，梁启超立宪一派是出自清末早已过时的政治人物，而自己一派是新文化运动时代潮流中产生的新兴势力，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加之国民党、进步党被袁世凯解散后，国内流行不党主义，以立宪派为主的进步党人在袁世凯帝制失败后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错过了很好的历史时机，以后立宪派每况愈下，1918年与段琪瑞政府的合作又很快失败，导致在国内名声越来越负面，这些历史包袱在爱惜羽毛的胡适们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胡适在其日记中说：研究系（指立宪派）近年作的事，著著失败，故要拉我们加入。结果有两条可能，或是我们被拖下水而于事无济，或是我们能使国事起一个变化。若做到第二条，非我们用全副精力去干不可。宗孟终日除了写对联条屏之外，别无一事，而我们已忙的连剪头发洗浴都没工夫，在此情况之中，谁占上风，已不言而可喻了。
1922年5月14日，胡适联合蔡元培、王庞惠、罗文干、朱经农、丁文江等十六人发表了一个《我们的政治主张》，大谈好政府主义，这十六个人全是大学里面的教授，立宪派没有一个人被邀参与其中，显然，这是胡适一派有意与立宪派进行切割。对于此事，梁启超与林长民都深感失望，林长民甚至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但蔡（元培）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胡适日记》十一年五月十四日）
在胡适这样一种心态之下，由北大知识分子群与立宪派共同成立的谈话会虽然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两派却始终没有走到一起组成一个政党，对二十世纪的中国而言，这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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