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2日，朱鎔基的新書《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出版。朱镕基称「六四事件」後他曾拒絕軍隊進入上海：「上海亂的程度與北京不同，我們從未想過要動用軍隊……不要引起群眾恐慌。」
朱镕基不要军队进城的原因，确实是怕引起上海群众的恐慌，影响了上海GDP的增长，影响了上海作为产业龙头老大的地位。屠城后，朱镕基一边维稳，一边开始了杀无赦。
1989年6月5号早上，上海高校学生在京沪铁路光新路道口设立路障。6月6日晚上，161次火车在光新路道口时撞死了六人，受伤十几人，引发围聚约3万人。此刻，乔装的公安便衣登上列车，用打火机点燃车上的邮包和窗帘，纵火焚烧了8节列车。籍此借口，上海拉开了白色恐怖的帷幕。所谓的'纵火者'不是判无期就是判死刑。在被枪毙的无辜者中，有一人是医院早有诊断的弱智者。整个审判过程，全程在电视上现场直播。先栽赃，后杀戮，抢夺舆论制高点，制造'杀鸡儆猴'的效应。既震慑人心，又完成稳定，可谓一箭双雕一石二鸟。如果说，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为江老贼爬进紫禁城做了铺垫的话，这次的"光新路火车事件"，也为朱镕基进军中南海做了铺垫。
借着"光新路事件"，杀人杀红眼，栽赃栽成瘾的上海公检法，开始大肆逮捕异议人士，不断制造冤假错案。据民间人士统计，上海被捕入狱的64抗暴者超过一千人（64政治犯人数是上海当局最高的机密）。
我所知道的有：
杨浦区爱国二村的男子在6月5号杀了一条狗。他举着血淋淋的手对邻居说："北京杀人了，北京杀人了，北京杀的不是狗而是人……"因这，他被先进的上海市杨浦区法院判了七年，不久他老母就悲伤离世；杨浦区技校老师在遇到学生设路障时出手相助，被判三年（《上海女囚》231页，他们是我大姐的邻居。）
虹口区一个刚满18岁的青年，只因为放了一只汽车轮胎的气被判二年；上海铜管厂的团委书记，因屠杀后成立工人声援团被判4年（《上海女囚》184页，他们和我一起被公判。）
王霞在光新路火车站时，因"衬衫的第二颗钮子没扣，领口敞口，情绪激动，挥舞手臂，声音高亢……"被判四年。另一个脸上有青胎的老年妇女，因回家替学生拿工具而判五年（《上海女囚》213页，她们和我一起关禁闭。）
戴正萍是个发育不良的弱女子，她只是在广场上发了几张传单，给学生买了几个面包而已。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她，却被以"煽动罪"判刑五年。（《上海女囚》280页，她和我在三小组。）
提篮桥监狱的一大队，是著名的严管队，里面有数不清道不尽的刑具，还有数不尽道不尽判十五年的，判无期的，判死缓的64政治犯。
最近，一张照片在网上流传--东德士兵偷偷撕开柏林墙铁丝网，帮助男孩和西德亲人相聚。此照片让无数个中国体制内的罪人汗颜。固然，体制内的人无法反抗体制，但每个人都有不配合体制的权利。'枪口抬高一公分'，就是人和野兽的区别。
1992年2月，卫兵亨里奇因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德的青年格夫洛伊而在法庭受审。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格夫洛伊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判决的解释是：你明知道唾弃暴政的逃亡者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同样，这个判决的也适合朱镕基—他明知道抗暴者无辜，依然动用公检法对抗暴者或判或杀。由于朱镕基"违反了一切正直人的正当良知与正义感"，因而他有罪。
朱镕基是个聪明人。在大屠杀24年后的今天，他想用'书'来撇清他在64中的罪责和罪孽'。但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屠城后，朱镕基配合屠夫搞维稳，配合屠夫判一批杀一批的事实'有口皆碑'。
朱镕基，这个被共产党整的奄奄一息的右派，从血泊中爬出来后，他不是和制度决裂，相反，却用韬光养晦迎合罪恶，用'检讨书'做敲门砖；用沉默媾和于侩子手，用出卖原则换取仕途。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却借助制度继续施害他人。
朱镕基，与其说他是姚复监先生所说的'政治傀儡'，不如说是他个助纣为虐者。这个不露声色的隐形罪人，这个审时度势的变色龙，将和他主子一起站在审判台上。所不同的只是50步和100步的区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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