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谈了马列主义和毛思想的三个致命伤，接下来还要分析，日暮途穷的马列主义，在当代遭遇的更严厉挑战，那就是所谓资本主义剥削率与社会主义剥削率问题。另外，还要特别剖析，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听点叫"北京共识"），能否长久与时代潮流对抗。按照上篇的顺序，分别是第四和第五点。
第四，关于"剩余价值"的"率"和"量"，工人真在乎"剥削率"吗？
马克思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时候，还详细计算过，说根据《英国工人阶段状况》看，资本家会拼命压低工资，延长工时，以便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这的确不假。可是反过来看，一来有工会组织的抗争，还有议会的立法制约；二来工资太低和工时太长，都违背等价交换原则，最终会破坏劳动力的市场规范，因此没有可持续性。另外，民主政治的发展，工人运动的抗争，最终会导致人权改善，不但立法确保八小时工作制，而且逐渐发展成五日工作周，现在欧美更出现"四日工作周、每日七小时"的呼声。所以，榨取绝对剩余时间，已经日益困难。只有在前资本主义血汗工资流行的地方，才有七天上班，每天十小时以上的情况。
奇怪的是，在人均GDP世界第7位（6.6万美元），远超英、美、法、德的澳门特区，工会负责人居然对澳大的学生大讲："我们没有条件实行8小时工作制，那是西方国家的奢侈品！"看来，根本不是经济条件问题，而是工人抗争的力度问题。如今在欧美，资本家更感兴趣的是改进设备，提高效率，增加产出，在工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降低劳动成本，从而榨取更多的相对剩余劳动。因为，在技术进步和信息革命条件下，工人能提供的相对剩余时间量，理论上可以无限扩大。既然如此，工人对于提供剩余价值的比例大小，数量多寡，也就是所谓"剥削率"，其实并不在乎。就像呼吸空气一样，既然空气的供给无限（虽然理论上空气数量也有限），谁还在乎你多我少？工人更关心的是，工时是否能缩短，劳动强度是否能减轻，工资福利是否能增加。比方说，甲厂设备陈旧，劳动强度大，单位时间工资100，老板利润100，剥削率100%。乙厂更新设备，效率提高，劳动强度相应降低，工资提高到200，利润提高到300，剥削率上升为150%。你若是工人，究竟愿意去剥削率低的甲厂，还是愿意去剥削率高的乙厂？恐怕连傻瓜都知道。
再说，随着科技进步，效率提高，利润增加，工人工资也会水涨船高。也许和资方利润的提高无法同步，但差距也不可能拉得太大。否则工人会掀起另一轮罢工风潮，最终迫使资方让步。最近，旧金山湾区的捷运工会闹罢工，要让原本已经很高的薪水（据说平均年薪高达十万美元）再上一层楼（增加24%），通勤职工意见很大，但谁也无法制止。另外，还有股票价格的制约因素，也要考虑在内。现在许多大公司都是上市公司，员工除了工资之外，还拿股票红包（据说微软给的股票，往往高于薪金，连清洁工都是百万富翁）。假如工资太高，盈利太低，股价必然下跌，别说公司有倒闭危险，工人也不愿意自己的股票缩水。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终把劳资双方的利益绑在一起。奥巴马第二任就职之后，承诺要把联邦法定最低时薪，提高到9美元。反观中国，则依赖低人权优势，不但工资压得很低，只有美国的一两成，而且，官办工会和老板穿一条裤子，工人罢工的机会几乎为零。即使如此，有些美资企业，还是决定从中国撤退，返回美国生产。原因何在？是因为美国有其它方面的优势，比如土地、能源便宜，工人效率高，社会应酬少，交易成本低等等。
第五，所谓中国模式，难免昙花一现
当然，以上所说的例子，都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以典型市场经济为例，所做的理论推导。而规范化的（或叫健康的、法制化的）商品生产体制，是需要相应社会条件的。社会条件的实现，是各阶级利益平衡的结果，或者叫博弈的结果，离不开国家机器的调节和平衡功能。换句话说，只有健康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保证社会平稳和谐，实现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的梦想，即"合理差别下的共同富裕"。而要想建成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有民主政治和社会改良配套，不然的话，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只是画饼充饥，纸上谈兵。曾经被中国官媒大肆渲染，也被某些西方政客极力吹捧过的所谓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最近已经败象频出，看来好景不长。虽然当局绞尽脑汁，输血打气，还有林毅夫等人高调放言，说中国8%的增长率，可保几十年云云。但最终恐怕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原因何在？起码可以归纳为下面五点：
首先，现代市场经济，不是自发成长起来的。假如没有立法机构规范约束，没有政府的调节平衡，资本家从本质上是贪得无厌的。因此，利润和工资的水涨船高，不是自动实现的，它是劳资双方既斗争又妥协的结果，也是民选政府长期协调干预的结果。政府的职责不是与民争利，不是进场踢球，而是制定规则，充当裁判，维护市场竞争的合理合法与公平公正，保证劳资双方都不吃亏。
其次，民主政府要体现民意的大多数，否则就拿不到足够选票，无法执政。上面说过，选民的主体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只有保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才能维护劳动力市场的合理交易，保证劳动力的供需平衡，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民主政府并非民粹政府，不会听任多数派的暴民行为。少数派依然有平衡力量，甚至可以控制国会，对极端政策加以抵制，适时修正。以目前美国的选举结果看，显然倾向于民众利益的民主党主导行政，但倾向资方利益的共和党主导立法，任何过分损害资方利益的政策，必然受到两院抗争。如果福利过度导致经济衰退，则民主党还有可能丧失民意，为共和党赢得下届大选铺路。
第四，民主体制下选出的政府官员，才有意愿和能力，合理立法，公平执法，以保证市场的合理竞争。不许行业垄断，黑道操控，欺行霸市，坑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不会纵容和允许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毫无节制地盘剥劳工和消费大众的利益。
第五，民主政体保障各项基本人权，诸如言论、结社、罢工、迁徙、教育、医疗、住房，维护种族平等、男女平权、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各项社会服务。总之，凡属市场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政府都要管起来。如果管得不好，纳税人就会怒吼，追究责任，选票就会跑到对立面去。如果缺乏这样的维稳软件和社会调节功能，哪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有了以上机制做保证，再加上有效的分权制衡，舆论监督，市场才有可能趋于合理，经济运行才有可能平衡健康，社会才有可能和谐安宁，从而维持长期的可持续性发展。
反观一条腿改革的结果，短期内依靠压低人权，利用"后发优势"，抄袭西方技术（我称之为"盗版现代化"），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和虚胖起来的暴发户。外汇多了，国力强了，腰杆也硬了。但是矛盾也逐渐积累并暴露出来。人们终于发现：单纯的经济改革，并不能解决落后问题。腐败的蔓延深化，贫富的分化对立，都呈加速度发展，人心动荡，社会失序，已到无药可医程度。马克思批判过的那些社会弊病，什么两极积累，生产过剩，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等等，目前中国不但都有，甚至比英国早期资本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否令中国陷入了"后发劣势"或"后发诅咒"的陷阱，值得深思。
总之，片面的市场经济是死胡同。那么，干脆不要市场行不行？重回毛的老路怎么样？再搞社会主义公有制，吃大锅饭，凭票供应？估计没人会蠢到那个程度，穷怕了的中国老百姓也不会答应。那么剩下来的选择呢，恐怕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是唯一出路。当然啦，如今尾大不掉，已成气候的既得利益阶层，肯定会死命阻挡深化改革，生怕改革会堵死他们的非法财路，甚至遭到清算，追究他们转移出去的巨额财富。
结论：教训值得记取，鲜血不应白流
如今，韩战终结已经一个甲子，当年参战的美军，有数万阵亡，更多人伤残。中共志愿军，阵亡十几万，伤残几十万。加上南北朝鲜和其它参战国的伤亡人数，说上百万人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恐不为过。假如再推而广之，把冷战年代的牺牲者们也统计进去，那场源自主义之争的生命浩劫，恐怕比两次世界大战并不逊色，也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悲剧之一。
可是，某些健忘的中国文人，居然还在那里胡诌八扯，说什么韩战打出了中国的军威国威，为中国赢得了国际生存空间。好像如今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不是来自邓小平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改旗易帜"，断然与毛的共产原教旨分道扬镳，从而利用市场经济和国际分工，有限度地调动了中国百姓发家致富的积极性。他们因果颠倒，把中国的国力增强，归功于和美国的对抗（而非合作），其逻辑之荒谬，简直匪夷所思。
同理，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好像根源也不是邓及其继任者们的半截腿改革（经济右转，政治左转），倒要归咎于美国和西方的"围堵"、"制裁"、"亡我之心不死"等等，丝毫不反思党国是否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举国体制"的弊病何在？和金王朝这样的冷战孤儿为伍，继续穷兵黩武政策，搞国际恐怖主义和核讹诈游戏的结果，会不会把中国推向另一场与文明世界武力对抗的危险境地？正是以上这些问题的困扰，迫使我不揣冒昧，重提一下韩战背后的"主义之争"。其实，整个共产革命的历史，或者共产党人的灵魂，背后的核心问题都和"主义"有关。请不要忘记老一辈革命先烈们的豪言壮语："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可是如今反思历史对错，居然没人再提"主义"的真假，岂非咄咄怪事？
当然，这里仅仅抛砖引玉，要想说深说透，恐怕需要更为庞大的专题研究。总之一句话：如今反思朝鲜停战，应该记取历史教训，不要让千百万人的鲜血白流。
於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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